最后的知识分子- 第25部分

　　　　在认识论方面，我们发现存在着对大学化和领域化两者的严重挑战，存在着被法律个案伪辩排斥在外的整体论研究方法和实施上的中间道路的探索尝试……然而，真正新的挑战是如何编撰历史的挑战……我们正生活在巨大的知识大转变的旋涡之中，它反映了世界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另外一种制度（很可能是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意识的转变本身既是全球转变过程的结果之一，也是实现这一全球转变过程的途径之一。

　　　　无论沃勒斯坦的全球性方法和逻辑的价值如何——也许很有价值——但它和作为新闻记者、道德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C·怀特·米尔斯的精神却相去甚远。此外，正如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一样，人们可以听到其中学术部队的战鼓声。沃勒斯坦主张对世界经济学采用“系统”研究方法。他还建立了一个系统——一个他自己的刊物、研究中心和出版物的小王国。

　　　　这本书里没有关于大学和新左派的最后报导。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和巨大规模使人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总的倾向是清楚的。学术事业同时既在膨胀又在收缩。它不断地入侵更广大的文化领域，为特别成员建立起私人俱乐部。即使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很难提出哪怕是一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名字。这并不能全怪他。专业人士已经放弃了公共舞台。左派学者的注入也没有改变这一形势。他们无论是不情愿地或者是热心地争夺名誉地位，都因此失去了人格。从德国左派所借来的为职业生涯辩护的口号——“穿过院校的长征”——其结果却出人预料：至少到目前为止，院校仍然是赢家。　

第七章　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
　
　　　　作为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路易斯·芒福德（1895…）和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几乎显得太完美了。他们在生活与写作中常常鼓舞人们建立一个远离新一代大学教授们的世界。已被称为美洲最后的私人学者的芒福德没有从先辈那里继承什么财产，也很少受惠于基金会的资助。他也没有做一个拿薪金的编辑、研究员或教师。在院校林立的时代，芒福德不属于任何院校。他设法以写作为生，而这曾经是很困难的，现在就几乎不可能了。可是，他做到了。他的28部著作，从《乌托邦传说》（1922）和《技术与文明》到《历史上的城市》（1961）和《机器神话》（1967—1970）组成了他个人的非凡卓越的文艺作品集，在美国文学作品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芒福德一生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往日的纽约和格林威治村。他漫步着，鉴赏着，并写一些有关纽约的博物馆、图书馆及渡口的文章。“毫无疑问，这渡船就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甚至是从纽约商业区到泽西城这样的短途也给人们带来一点不可知和冒险，因为要考虑到涨潮，躲避其他的大小船只，所有一切都与大海、天空那么接近并可以环视整个城市……”波西米亚人的格林威治村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我也属于年轻的一代，叛逆的一代，蔑视社会习俗的一代，但还不是彻底幻灭的一代。格林威治村是我们的阵地。”凡勃伦起到了典范作用。作为《拨号盘》的编辑，芒福德了解凡勃伦，并把他视为“学术界异教徒”伙伴。像芒福德一样，凡勃伦也拒绝“承认”专家们的“禁止入侵的告示”。

　　　　正如他后来要说的，芒福德主要为大学教师和聪慧的读者写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止，各种周刊和月刊应有尽有，像《拨号盘》和《美国信使》，一个字只付给两分钱的报酬，还有像《哈泼斯》和《斯克里皮纳家族》，稿酬稍多一些，因此，我从不被迫选择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不了我自己的意图的主题。”这是青年作家的黄金时代，出版商为那些大胆的写作计划慷慨解囊。“对眼前的一代作家说明那个时代在几乎每个领域的出版自由的状况似乎近于残忍。”后来，他偶尔在学院教书，但他只是作为一个访问者，而不在那里占据一个永久的职位。他珍视独立。他惟恐一旦背上和大学签定的协议书的包袱，便会丧失这种独立。

　　　　芒福德发起了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向吞噬文化的学院化的最终宣战，他这么做似乎是正当的。1968年，芒福德碰巧看到了他喜爱的一个作家——爱默森的作品新版本，他把爱默森视为浸润着所有美国文学的“山泉”。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学术性的爱默森日志全集就是现代语言学会的一个“有效的”文本。

　　　　芒福德被吓坏了。大批的大学教师已经将爱默森流畅的散文变成了污泥淤渣。以精确为名，这些优秀的教授们在各种手稿和出版物之间无意义的分歧上插上了标识旗。他们用了20不同的区别记号，这些记号便成了印刷文本的一部分，以“侮辱读者，不仅要表明删除、插人或者是一些变化，还要保留尚未经过增删的原文，偶尔还有增删的痕迹。”

　　　　对芒福德来说，学术事业已经横行霸道了。“这样，这些‘期刊’已经履行了当时美国学术对一个天才作家的最顺从的义务：这些‘期刊’已经使得这个作家的作品没有可读性了。”一个朋友企求芒福德不要批评这种学术版本，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被学术界认可的局外人。

　　　　这是真的，但我是一个忠实的爱默森读者；而且，正如结果所示，学术上的无能也许是我进行这种批评的资质。因为，谁将对这样一个权威的事业提出质疑呢……除了那些不可能因为对此提出一些不中听的意见而危及他们的声誉和晋升的人？

　　　　芒福德对学术机构的正面迎击激发了另一位老将的行动。他就是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和芒福德同年出生，他和芒福德有很多相似之处：全部的美国经历；独立写作的漫长而多产的一生；拒绝专门化。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威尔逊更珍惜他的独立，更怀疑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他已经博得了一个很大的知名度时，他把一张预先写好的明信片寄给了那些请求他服务的人。在明信片上写着：

　　　　埃德蒙·威尔逊不……写别人指定的书或文章；不写前言或序；不为宣传作声明；不做任何编辑工作，不做文学竞赛的裁判，不授予面试，不在广播或电视上露面；不回答调查性的问题，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

　　　　威尔逊近乎故意的颓废使他和学术界知识分子疏离开来，甚至处于对抗状态。1944年，当一个教授要求得到他发表的作品的全部参考书目时，威尔逊意识到他那个时代以及那代人已成为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了研究的对象，得到学人们的关注。他属于那几乎“灭绝并成了传奇”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文学实践是共同的技艺，对文学价值的信念是共同的动力。”许多人现在被这样的一个作家所烦扰，“他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刻苦工作，并为自己树碑立传。”教授们只想把文学中起作用的因素进行分类和分析，而不是想自己操纵文学。“学院中的文人彼此在不同的学术专业上相互合作，他们处于不同的级别，职位高低也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20年代的这个文人表现为另一个遥远的学术世界的居民，而且他常常显得是被学者们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实体。”’

　　　　受芒福德的鼓舞，威尔逊翻阅了由现代语言学会主办的其他学术版本。他发现同样放荡的另一面，也就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上的里比多贯穿于虐杀着美国作者的文本注释。35名学者正忙于查阅马克·吐温的不同文本；其中18名正在“回过头去阅读《汤姆·索耶》，以便确信没有因为只注意故事情节和写作风格而分心去做这样的苦差事：‘Aunt　Polly’（波利婶婶）多少次被印刷为‘AuntyPolly”’。当大学在一些不可读的学术版本、常常是不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上挥霍资金或者进行无度的研究时，廉价的、可读的美国主要作家的版本就几乎不存在了。对于威尔逊来说，这一切都证明了学术事业已经成了充足了气的皮球。

　　　　美国的虽然正在衰老但却居于主导地位的文人们发出的这些牢骚引发了一次小小的抗议风暴——以及一些呼应。现代语言学会出版了一本表示回应的小册子，加上了这样一个不祥的标题：《专业标准和美国版本：答埃德蒙·威尔逊》。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机构的论谈，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会长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高登·N．雷直言不讳地指出：威尔逊及其支持者代表了在推崇高度专业化的专家的年代里过时的业余一派。威尔逊的反击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憎恨那些业余知识分子因为看到严谨的专业标准被应用于他们拥有既得利益的主题而惊恐不已。这里，至少，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二次大战以来，美国社会已经逐步趋于成熟，一种类似的主导思想已经不言自明，但这种思想在从植物学到民间创作的一个又一个领域里都遭到怀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业标准始终占上风。”　

二　

　　　　作为对事实的陈述，几乎没有什么能与这种判断一争高低了。在注重理论或者大众文化或者国际恐怖的年代的职业已经向未来提出了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把某人描述为一个“文学家”几乎是损害其名誉，有点像是乡村诗人或家族史学家。然而，从出乎意料的资料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固执的文学家，他们大声斥责那些主张技术统治论的大学教师的霸权：新的以及不是那么新的保守分子。对学术诡辩以及学术上追逐名利的声讨常常可以在像《新标准》、《评论》、《美国学者》这样的保守派的刊物上看到，而在左派和自由派的刊物上是很少看到的。保守分子敬重文学家，而常常抨击教授和学术界能人。这是为什么？

　　　　原则上，保守分子对学院或政府提出的解决社会弊病的方案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至少，自从埃德蒙·伯克以来，他们已经反对专家、律师或教授参与政府和社会，这是保守派对启蒙运动批评的症结所在。他们已经珍视献身于文学而不是政治的文人了。托马斯·杰斐逊的一个对手指责道：他是“一个文学家，那么就应该作为一个文学家退位。他的位置不在密室里，而在他自己的小书房里”。另外一个人表示杰斐逊的长处“可能使他获得一所学院的教授资格，但他的这些长处不能和西部军队的司令部相冲突，也不能和总统职位相抵触”。

　　　　对贵族文学家的这一约束激发了对大学的批评。仅是由保守分子撰写的书的题目就指明了他们的担忧：罗伯特·奈斯比的《学术教义的堕落》，亚当·厄尔曼的《美国大学的衰落》，拉塞尔·柯克的《高等教育的颓废与复兴》，托马斯·s·默纳的《知识分子的衰落》。这些著作都斥责膨胀的大学里特有的追名逐利和腐败现象。这些作家对过时的文学家的忠诚使得他们大胆谴责那些对晋升和津贴趋之若骛的大学教师。拉塞尔·柯克是二战后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早在50年代就辞去了大学职位，早已抗议论资排辈和学术官僚化。

　　　　保守分子对大学的强烈抨击穿越了政治口号。在《学术教义的堕落》中，奈斯比所言偶尔听起来像一个睁大了眼睛的激进分子，揭露他的同事是资本主义的工具。他常常痛惜资本主义对大学的征服：“拨给大学的第100万美元”其实远远超过了100万美元。“在大学占据一个教职后自以为是地说，‘这是我的学院’并发现教职员工头脑简单，足以相信他的话，第一个这样的人是大学高度资本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

　　　　承包人和唯利是图的广告商取代了廉洁无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完全生产假冒伪劣学术产品以及炫耀学术研究的“学术界资产阶级”已经萌生了。奈斯比说：“今天，随便抓住一个大学教师，你几乎总能发现他是一个商人。”“企业精神”在大学中蔓延，败坏风气并腐蚀着每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乘喷气客机到处旅行的教授富翁阶层形成了，引起妒忌——和仿效……我坚决相信为了在学术社群中创办学院、中心、教育局及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事业，政府直接授予每一个大学教师或教师小团体的权力以及基金会直接拨给他们的津贴，是我们能在大学漫长的历史上发现的惟一最有力的导致变化的原因。在西方历史上，教授和学者第一次被强行推上无用而多余的创业者的位置，不停地追逐新的原始资本、新的财源，以及……利润……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大学里的一种势力，也是由作为支持者的全体教授形成的势力。

　　　　同样，臣服于贵族文学家，说明保守分子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并出现在公众当中；他们反对学术企业主义及其话语。保守分子不像左派教授那样更容易被专业刊物、学术话语和学术生活所引诱，他们的写作必须是清楚明白的；因此，他们的作品是能读懂的，也被人们阅读。当像《文集》、《大街》这样的致力于面向一般读者的几家左派刊物在近几年里已经出现以后，激增的激进派的期刊却适合于各门学科中的支持者；没有名气的人几乎不可能在《恩科利蒂克》或《社会文本》上发文章。然而，保守派的刊物却采用了公共话语；一个门外汉也能拿起《新标准》就看。

　　　　而且，保守派的刊物似乎不仅向新的学术界名家进行挑战，同时也强调其职能，以吸引那些职位不稳定的教授。《评论》上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向文学系对理论的狂热提出质询。“现在导致竞赛倾向的一些术语——解构、传播、认识、镜台以及类似这样的词——对具体的文学不作任何说明以至于要取代文学而不是解释文学。”乔弗雷·H·哈特曼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科鲁斯曾引用过他的话。他说他和同事们坚决反对“把从事批评或评论的作家贬低为非文学身份或者妄说他们的职能就是提供服务”。文学批评家是以对最高理论的狂热崇拜，包括对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