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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的批评常常是热情洋溢的，对学界的精明交易和低劣的论文嗤之以鼻，而左派却保持沉默。然而，右翼的反击很快消退了。保守分子对专家的反对基于他们对所有的、至少是那些不识分寸、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疑虑。”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反智主义，称赞他们时常挑战的专家。他们的文学家因为一门心思地投入专业而平安无事。
从德雷福斯事件到越战，保守分子大声怒斥知识分子参与学术以外的事务。用几乎雷同于那些围攻左拉和德雷福斯的人的话来说，保守分子已经对抗议越战的学者进行抨击。
为教授们说话的小帮派……不是作为相关领域的学者而是作为教授，并且仅仅是作为教授出现了。因为当了教授——生物学教授、英语助教、拉丁系语言导师——他们便声称有权要求和政府就他们感兴趣的任何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没有人会认为对于水管工、内科医生、律师、工程师、商人、银行家或劳工领导人来说，除了论题涉及他们感兴趣并力所能及的某个专门领域，他们仅仅因为是干这一行的就有和政府公开辩论的权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守分子对职业的批判适得其反，变成了对特殊利益和领域的防卫。他们反对谈论对外政策而不问诗歌和下水道的诗人或水管工，好像劳动分工是从天而降。与对职业时常重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相比，这里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区别。
像乔姆斯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批评知识分子是权力的附庸，其目的不是要把知识分子禁锢于他们的实验室和学科领域。如果当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么，他是希望知识分子作为公民大声说话，或者是作为确信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公民大声说话。对不被承认的局外人的敌视使专家弃文从商，乔姆斯基说，这种敌视也使批评家沉默下去，而他们必然都是局外人——比如他自己，一个批判对外政策的专业语言学家。
乔姆斯基写道：“在有关社会问题或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或辩论中，问题不断地提出来，常常带有相当大的恶意。不断地有人向我进行挑战，要我拿出论据，也不断地有人问我受了什么专业训练能使我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人们假定，像我这样的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是局外人，是无权对这类问题发表意见的。”问题是，一些专业学科成功地淘汰了那些持异议者“以至于对‘专业知识’的极大依赖将肯定使我们很少得到区别于正统观念的看法和分析”。
然而，保守分子对忠于他们自己学科的专家们有更好的看法。甚至连这点也不是他们自始至终的原则。他们的文学家只坚守艺术和文学而不参与辩论，站在辩论的右边；他们不允许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批判家。对于大多数保守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矛盾，是腐败堕落的证明，是对异己权力的臣服，这也不是美国人的行为。在保守派的法律中，“政治”本身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不知怎么地让左派带进了大学；至少，政治是政治家的专职，政治家是从不干预艺术和学问的。一度，文化与学术和政治分家了。左派又把它们搅和到一起。
这种歪曲的政治概念消解了他们自己对标准和价值的防卫。希尔顿·克雷默的《新标准》和约瑟夫·爱泼斯坦的《美国学者》坚持不懈地指控左派把政治注入文化。爱泼斯坦指出，“政治入侵文化是最后25年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仅想象在某一点上文化没有被政治毒害，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只能意味着左翼政治。他们自己的政治不是政治。然而，致力于艺术和学术的一般的期刊杂志很少像《新标准》和《美国学者》那样具有显著的政治性。艾尔弗雷德·卡津指出，《美国学者》这份联谊会团体刊物从来没有与任何特殊的政治相联系——直到一个新保守分子开始把它从政治中拯救出来。”《评论》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也许曾经是开明的，并宽容激进派的，但直到它变得保守了它才具有如此残酷的政治性。
这种对政治的片面的界定削弱了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当保守派在大学里看见左派分子时，他们大喊“政治”。然而，他们对更多的保守分子却缄默不语。为什么？他们是在政治以外吗？在保守系科的一个激进的法学教授；在凯恩斯或金融学方面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群左翼文学批评家——这些孤立的，有时也不那么孤立的个人导致保守派宣告大学和文明的衰退。政治接手了。
然而，要证明活跃的、重任在身的保守派的人数超出五花八门的激进分子和左派分子并不困难。左翼文学理论家的出现常常引起保守派刊物对他们的抨击。但为什么不抨击更重要得多的俄国研究或国际事务学学院呢？甚至不抨击商业和管理学校呢？除了少数人以外，保守分子不仅操纵着这些团体，还比一般的受围攻的左派教授发挥更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哈佛商业学校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IA）管理学校是非政治的吗？政治学和经济学系没有说出向美国政府提出忠告的学者的人数。这也是“政治化”的学术。为什么要虚构大学已经被左派学者政治化了呢？
一次保守派的有关“学术政治化”的研讨会论争了“美国大学由激进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学术和教学畸形发展”的问题。鲍尔奇教授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是在左派”。这种形势是严峻的，也许快要结束了。“主要的担忧是许多教育院校从开放的论坛……逐渐转变为具有现成的意识形态方针的组织……”未来显得暗淡凄凉。“占据一个职位，稳稳地控制着许多系科、学派、刊物和专业学会……由左派造成的学术政治化”几乎势不可挡了。
其他发言人也提出了警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操控了“许多系科，甚至一些领域”。学术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取代，“传统学科”被“对西方文化的激进的抨击”所取代。斯坦利·罗斯曼被视为史密斯学院的政府的投机教授，据他说，激进分子获得了职位和权力并随后“催逼聘用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学者”。传统的学者是“道德沦丧的”。一些话题是禁忌的；要讨论下列可能性已变得十分困难：“在智力测验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区别也许有一种遗传上的因素，”或者贫困是“个体局限所导致的，而不仅仅是制度的错误”。根据罗斯曼的观点，“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是比在20世纪50年代更为不同的两个领地。”
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沦为保守的意识形态。我们将会相信，被政治化了的学者和大学在幸福快乐的20世纪50年代是闻所未闻的——那是政府挑起从学院和学校中清洗左派分子的年代。对于政府的玛丽·哈金斯投机教授来说，这为什么是一个新闻呢？从模糊不清的暗示中我们将得出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操控”了系科和领地，但对控制着大多数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或心理学系科的保守分子却没有任何评论。据说，激进分子试图雇用激进分子——好像几年、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以来保守分子就没有在大学里雇用保守分子一样。我们假定保守派的观点是很难让人们听取的——似乎从美国总统到大多数学院院长的整个政府结构都没有特别明显地倾向右派。
保守分子将批判性观点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失败，或是外来思想的影响。比如，路易斯·芒福德可能是一个保守派英雄，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他一直回避高级政府和名牌大学。问题是芒福德已经进而对美国社会进行摧毁性的批判。爱德华·席尔斯，一个保守分子，对此又能作何解释呢？很简单。当席尔斯承认芒福德的独立和睿智的时候，他总结说他已经“不够强大，因而无力抵抗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的力量”。那么，这些“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又是什么呢？“对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反感一直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欧洲的影响……路易斯·芒福德……没有成功地使自己摆脱这个传统灌输于他的根本的唯信仰论的偏见。”
这种对批判思想的厌恶，甚至蔑视——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外来的——一旦和保守派破坏言论自由的强烈倾向相比就变得无可厚非了。他们反对学术自由并不是因为学术自由太薄弱、太狭窄，而是因为它太强大、太宽广。威廉·巴克利的论耶鲁大学的著作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俨学术自由”的迷信》。和许多保守分子一样，巴克利也相信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就是学术自由本身。巴克利写道，由于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大量有影响的教授被允许——事实上是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意愿教书，并在宽松的范围内行事，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一种价值观行事。”这是一个惊人的，但又毋庸置疑的事实。在他那里，那些本应该被撤职的学术骗子的名单太长了。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抨击对婚前性生活给予伦理道德和宗教制裁是“非现实主义的”，是“陈腐的”。巴克利含糊其词地指出，“作为一个教授，默多克先生有广泛的影响，我们不可能期望他说的话和他的态度对他的学生没有任何影响。”
拉塞尔·柯克曾明确地肯定了他对学术自由的信念——随后又收回了自己的话：“但是，当学院的一些人滥用职权，继而蔑视人的尊严、蔑视整个秩序结构、蔑视正义及蔑视自由的时候，那些人的任职资格就可以正当地被剥夺。”他提醒在把那些已经“失去了受益于学术自由的权利的教授们”驱逐出去的时候，不要损害了“学科本身”；他还细心周到地给予大学官员“某种决定权”。“如果他们认定一个教授，尽管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学院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权聘用这个教授。”无论如何，对于柯克来说，对学术自由的“大量的抱怨”由厌倦而生；这种厌倦只为特定的少数人所需要。
几十年来，像锡德尼·胡克这样的保守分子力求在教育学府中废除共产主义者和颠覆分子。胡克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他受到自由主义者的喜爱。然而，威廉·奥奈尔却认为国内的意志自由论者“误读”了胡克，他是自由最好的朋友。不仅如此。”胡克在他的著作《是左道邪说，不是反叛》（1953）中辩论说要把共产主义者逐出校园是合乎情理，也是众望所归的。而且，他的语言和方法都便于最大限度地增强对异端分子的严惩。他估计仅在纽约市教书的共产主义者就有1000个。
作一个保守的估算，即使每个教师在一年的时间里只教100个学生，这也意味着每年仅在纽约市就有10万名学生将屈从于教育上的毒害至深的思想灌输。而这些学生中……成百的人将受他们老师的影响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从中共产主义运动吸引了大多数狂热的信徒。
他总结说，一切都不能证明使“正在成长的心灵”面对共产主义的“黑暗标志”是有道理的。这是保守派的一个主要哲学家在呼吁——肃清仅在纽约市的1000名共产主义教师——这要比实际发生的情况可怕得多、广泛得多。
胡克要界定学术自由范围的热望并没有随50年代的逝去而冷却。学生运动鼓舞了他坚持不懈地在学术自由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区分。受到维护的首次修正草案权（“这些权力是最早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第一次草案修正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中被确立……”）是“战略性的”。“有时为了维护我们渴望的自由的完整结构，我们可能被迫剥夺一两个人在战略上的自由。”
保守派对名牌大学和纨绔子弟的批判因为他们皈依大学和纨绔子弟而作了相当的让步。很少有人像拉塞尔·柯克那样放弃职位。他们抨击来自冰冷的公司的美元对道德所产生的毒害影响。假如左翼大学教师汗流满面地为职位和任用吵吵嚷嚷，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是被列入黑名单并流浪街头的。从保守派哀叹学术衰退时所在的高层次来看，这是很不体面的。没有一个学界左派能最大限度地筹集可供保守派知识分子使用的资金。没有一种陈腐而又昂贵的左派刊物曾像《新标准》那样受到保守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个保守基金会是原先为克雷默的刊物提供公园大街办公室空间的奥林公司的一个下属部门。“左派也不包括像里查德·麦伦·斯凯夫这样的人，他是麦伦银行财产的创建者的伟大的子孙，这份财产里有数百万美元是用于保守派的项目计划和刊物的资金。
美国的公司通过支持或付给保守派知识分子报酬，不断地传播、扩大他们的政治观点。比如，史密斯·克莱因公司，一个药品大公司
把它的国民媒体预算的相当一部分既不分配给提高康泰克药片也不分配给Sine…Off…相反，它收购版面允许有特点的知识分子就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其他地方的一个广告（两页）的标题是有象征意义的：“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兹奥尼总结说，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复兴美国趋于老化的工业基础。”
这样的公司为一个激进教授所做的两页纸的宣传付酬，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也很少有左派教授被分配到名牌大学的固定职位上。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的其中一期就让我们认识了它的一些投稿人，像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亨利·福特二世（丹尼尔·贝尔）；纽约大学社会思想教授约翰·M·奥林（欧文·克里斯托尔）；哥伦比亚大学古典文学名誉教授阿尔伯特·施维泽（罗伯特·奈斯比）；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