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可以从不满于工作这样一个起码的意义上再提升一步，他的英语和其他一切是支离破碎，让人不知所云的。
那么。这些，就是打破需求链的五种途径，它们都建立在正直以及通过讨论修改上层决议的权力上：对积极活跃的声音的利用；对类化的讨论；允许以各种各样的服从来响应一个方针；角色转换；有关培育训练的面对面的协商。这些破坏和瓦解是把抽象的经济与官僚势力整合为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契机……而且，正是由于这些破坏与瓦解，对万能的权威的恐惧才可能得以真正地减少。
伯曼更加雄心勃勃。他是人类灵魂的传教士，是城市人民党人；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能发现复兴、力量及群体的迹象。他的目标是将“现代主义”拿来为自己所用，以便“我们将看到我们的生活比我们所理解的更有深度。我们将感受到我们和全世界的人民的共通性、一致性……而且，我们将回过头来面对一种极其丰富并生气勃勃的现代主义文化……一种蕴涵着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只要我们渐渐地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文化”。伯曼动用了所有这些流行词语：根源、群体、共通性、力量、生命力。这对于成熟的左派分子来说，是一派学术胡言。
他以轻快的语气结束了他的著作。在书的结尾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准确地说，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梦想”，这个梦想可能会有助于拯救布朗克斯区。“我想借用现代主义来引发一场和我们的过去、和我的布朗克斯的对话……”一个“现代主义的视野和想象能给我们受到重创而残缺的内城区以生存的希望，能有助于或迫使我们非城市的大多数人看清他们在城市命运中的风险，能带给城市富足的生活和美”。
伯曼常常梦到布朗克斯壁画。它可能被绘制在沿着克罗斯一布朗克斯高速公路的撑壁上，这条高速公路极大地损害了这个城市。“这幅壁画可能不得不以一些根本不同的风格绘制出来……布朗克斯的孩子们可能被鼓励回来并把他们自己置于画中：高速公路的撑壁大得足以容纳所有这些孩子……驾驭着历史穿过所有这一切可能是一种丰富而奇妙的经验。驾驭历史的人可能会感觉被这些人物、环境和奇异的图案深深吸引……”
好像在上班的路上汽车从这幅壁画旁疾驰而过，或随着纽约人来车往的交通从壁画前缓缓移去都不足以为一种丰富而奇妙的经验，于是，伯曼又针对这幅壁画产生了一个同样丰富而奇妙的念头：在高速公路的尽头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形式考究的拱门”。
这个拱门可能是圆环形并可以充气膨胀的，好像一个自动轮胎或过水面包圈。当它被打足了气以后，它可能看上去像一个让人难以消化的硬邦邦的面包圈，但又是飞快穿过入口处的一个理想的轮胎；当它被放了气以后，它就变得软塌塌的，就像有了漏洞，会出事的轮胎，但它又像一个面包圈，诱惑你停下来，尝一口。
这就是伯曼的现代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梦想。当然，上面所述并未详尽一切。这个拱门什么时候被充气，或者什么时候被放气？将给它涂上什么颜色，是轮胎色、还是面包色？（伯曼教授对过水面包圈的精通还存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似乎认为它们一旦漏气就会变形。）显然，这是一个幻想，但作为一种想象，它就像一些快餐店里的巨大的炸面饼圈和热狗一样，是由灵感而生的。作为一种计划，它尚未成熟。
伯曼在表达他的思想观点的时候像以往一样冷若冰霜：我本可以继续谈论过去10年里更令人激动的现代主义的作品。但我想还是以布朗克斯区告终……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明白了这部耗费了我大量时间的著作是怎样融入到我们时代的现代主义之中的。我一直在挖掘一些被埋葬的历史的现代精神，试图在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经验中揭示一种辩证法，希望帮助我们时代的人们创造一种未来的现代性。
这些句子似乎是从一个没完没了的演讲中拎出来的。最初的纽约知识分子被视为能说会道的铁嘴——和斯巴达式的作家；他们写一些文笔优雅、韵律优美的散文。后继者失去了这种才华。森尼特和伯曼都是絮叨、饶舌的作家；优美的散文变成了稀松的一本书。森尼特这样写道，“不同的经历以及在远离亲朋好友圈子的社会某一地区的经历；‘媒介’是与这两个公共原则相抵触的。说了这些以后，我感到很不舒服，这好像是一个自制的公式。”
这些例子都不是偶然见到的。这些著作缺乏平衡与典雅。它们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伯曼的著作是私人化的，而森尼特的却是官僚化的——他们的作品都似乎是未完成的写作。他们不着边际地闲聊、摸索，而这种不切题的漫谈使他们的论争毫无锋芒。正是在这里，形式变成了内容；《公众的堕落》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都是极其含混晦涩的著作。总的说来，他们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紧迫感，或是一种心绪，而不是提出一种见解或给人以启发。
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读者和批评家都喜欢这些著作；论争和内容在题目和基调面前逊色三分。甚至有那么一点原创的笔触，这些著作也没有为一个读者群去审度广博的社会问题；当一本书真的关注社会问题了，读者是会感到高兴的。这些著作如何写下去，或者说它们是否写下去似乎并不重要；一个或两个章节以后，它们是否又具有可读性了，甚至又具有连贯性、一致性了？是否有人能明白森尼特的观点？或者是否写到350页伯曼正梦想着可以充气的面包圈？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这些著作是凭着它们的书名、它们的主题以及作者为公众写作的一般性努力而生存下来的。然而，生动、鲜活的纽约文化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这种文化中，思想和语言仍然是有价值的，取得成果的倒是纽约文化的后期。
还应该提到纽约文化生活的一个附加标志：《纽约书评》。《纽约评论》的发展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它建立在独立写作、年轻的思想家和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命运基础上。从—开始，也就是在1963年新闻界罢工期间，当《纽约书评》的痴迷者苦于再也看不到这份刊物的时候，《纽约评论》已经流露出对纽约文化生活的虚张声势。
可以断定，正是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书评及我认识的每一个人》（1963）这篇文章中自夸“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为第一期“投稿了”。他提到了伊丽莎白·哈威克、德怀特。麦克唐纳、欧文·豪、阿尔弗雷德·卡津、菲利普。莱福、诺曼·梅勒、威廉·菲利普斯、玛丽·麦卡锡，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投稿人。
一个青年批评家在为《纽约人》写的一篇文章中大肆攻击波德霍雷茨（和几个其他评论家）赤裸裸的自我与群体的张扬。里纳塔·阿德勒带着对波德霍雷茨以后事业的神妙的先见之明于1964年写道，“有关这篇文章有几点极其重要的说明。苜先，‘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出现了14次（题目中出现的一次不算）……波德霍雷茨先生显然不把自己视为一个孤独的演说者……而且，‘在我们最有才华的文学志士（包括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中，评论被视为那些野心勃勃、努力向上的青年人的一项职业’……如此冠冕堂皇的言辞意味着新的评论家把批评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声张个性的机遇而不那么看作是对文学的支持。”
阿德勒预见到了未来：她把这种评论描述为“……一种精心的相互参照以求彼此提携影响和声望；一种走向以惊人的拙劣论证为特点的反动……虚伪的智性主义和腐败的自由主义……一种态度和技巧的杂糅，力争把读者的注意力从表面上正在被评论的书中移开，去关注评论者的个性……”。
当这些锋芒指向波德霍雷茨（他主编了《评论》和许多后来与《纽约书评》“决裂”的刊物）的时候，它们也针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孤立的世界，这些知识分子心爱的期刊——一度——是《纽约评论》。10年后，一项有一本书那么长的研究论证说《纽约评论》几乎是一个封闭、排外的刊物。“如果你年轻、有天才，并且是白人，那么，别理《纽约评论》。而且，它的那些编辑或许也不会理你……总的说来，当《纽约评论》渐渐地开始对付青年作家或‘没有名气的’作家时，它已经声名狼藉了……”
然而，这些批评忽略了一些东西。《纽约评论》在办刊的最初10年里是充满活力与激奋的——或许是由它与外界强大的张力所点燃的。然而，今天它却大不一样。临近25周年纪念，它不仅已经从左派转向右派，而且，更为明显的是，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投稿人来说，《纽约评论》不是进一步依赖于普通的教授而是依赖于属于常春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教授，那些有头衔、有职位的教授，尤其是那些来自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教授。它的微乎其微的几个独立作家是像高尔·维达尔和西奥多，德雷珀这样的老的投稿人。当它继续发表一本正经的，有时是带有挑衅的、引起争论的文章时，阅读《纽约评论》使人想起的是伦敦的午茶而不是纽约的熟食店。
从1985年随意抽取10期进行检查，结果证明了这种变化，尽管这样的检查是不科学的。排除诗歌和二流文章，在116篇一流的评论中，半数以上是由英国作家和教授写的；其中，20篇是来自牛津和剑桥。《纽约评论》拥有英国教授和常春藤联合会的教授证明了它曾经主张、维护的自由写作的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灭绝。
当然，这还可能证明更多的一些事情。新的青年作家在《纽约评论》的长期缺席已经被注意到了。这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文化中的缺失，还是也同时反映了《纽约评论》编辑们的愚昧？里查德·柯斯莱内茨（1940…），一个已经仔细地，或许是带有成见地审视了他那代人的青年作家，“总结说青年作家黯然失色，得不到关注不是因为占据、包揽了《纽约评论》的纽约知识分子有多少才华，而是因为他们各居其位，形成了一种权力网络。柯斯莱内茨写了一篇有一本书那么长的论文，其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论据，那就是纽约的同行不允许任何比苏珊·桑塔格和菲利普·罗斯年轻的人进入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两个人都出生于1933年。对于柯斯莱内茨来说，失踪的年轻作家是受压抑的作家。
肯定地说，这一论争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被污蔑为对没有才气的、被拒斥的作家的抚慰。为了对自己的、事无成作一番解释，他们幻想有人要阴谋反对他们及他们的朋友。柯斯莱内茨也许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我们不应该以对《纽约评论》的评论家的憎恨为借口而不对这一刊物进行探究。
对《纽约评论》最严重的指责常常是大而无当的。年轻作家的缺失不能归因于一种或几种刊物在编辑方面的政策。然而，没有一种期刊能简单地照映出文化潮流，细读《纽约评论》便可以发现可悲的证据。它从未培养、甚至从未留意过年轻的美国知识分子。25年来，它从文化战线撤出而没有任何贡献。今天，文化运作必须依赖于外来资本，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知识分子。一种被延误的政治后果开始呈现出来。像《新标准》和《评论》这样的保守派刊物，努力地、当然也是明智地培养年轻的作家。《纽约评论》却从没有这样做过，尽管它现在抛弃了激进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结果是，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公共话语权的左派作家较少。
然而，对《纽约评论》的想人非非可能毫无意义。编辑们控制不了文化的闸门。因果微妙地纠缠在一起。《纽约评论》从不欢迎年轻的作家，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不等你伸手邀请就主动来了。年轻知识分子的普遍缺席，特别是年轻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缺席，不是因为旧日的城市和文化中心大门紧闭，而是因为这些中心根本就瓦解了。
四
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大学教授，并且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大学教授的命运，这几乎就是屈从于历史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意味着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以校园为家。其他人是禁止人内的。为什么？甚至除了有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管子工和木工以外，还有一些职业，如果不说是要求的话，也得至少要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即加入知识分子群体。例如，在美国13．6万名专职图书管理员中，“难道其中一些或很多人有可能不是知识分子吗？书商和编辑、律师和医生、新闻记者和财团经理又如何呢？他们会仅仅因为没有大学的证书就永远被排除于知识分子行列吗？
显然不是这样。然而，这里决定性的一类不是那些珍视思想和观念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致力于公开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显然，任何人都不能说木工或图书管理员或脑外科医生就不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但很少。公共知识分子的缺乏让我们看清了日常工作环境是否鼓励公共创造。如果律师也从事教学，他们可能常常会写点东西，只有法官和其他的律师会读、或想读他们写的东西。图书管理员可能热爱书籍，但又可能因为在八小时的细心工作之后筋疲力尽而不能提笔。
马克思以后的100年（或许是以前的100年），提及某个人，我们常常问的第一个或第二个问题是他或她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有点让人感到一种压抑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工作就是生命。这个问题也意味着在询问他或她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任何一个人，只要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错误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人们都在为工作而奔忙，那么他就学到了一门技术，这就好比一个木工置身于律师之中，或者一个教师置身于影视工作者之中。当一个人有了职业以后，兴趣就丧失殆尽了。“一个高中教师？……非常有趣……喔……我想我需要给自己充电……”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中，也许，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