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努力，好好度过一生，等到死的时候，就连殡仪馆的老板也会为我感到惋惜。”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文学家这样说。殡仪馆的老板当然希望死人多多益善，但如果连他也为我的死感到遗憾，那说明我死而无憾。总之，好好活。
“我渴望永生。”真正的哲学家都是珍爱生命的，他们决不视生命为草芥、为敝屣。鼓吹“速死”的哲学家乃是蠹虫。联想到人类对永生、长寿、延年、祛病的渴求，我们会觉得生命是多么可爱。不过，有那么一种人，单单希望自己长寿，而实现自己长寿的手段，竟然是发动战争，毁灭生灵，这些人的脑子肯定有问题。
我们的诗作充满着对生命的礼赞和对生存的渴望。死神——那制造战争、劫难、屠杀与恐怖的人，只该受诅咒。让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毁于一旦，还美其名曰“英雄壮举”，这实在太不应该。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以骇人的手段毁灭生命——他们自己毁灭了，虽说被目为“好汉”，但也怪可惜的。因为一个不畏死的亡命徒，谈不到对他人生命的珍爱与惜护。
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的存在乃是走向死亡的存在，即“向死而在”。死亡就是此在——即人的现存在——达到终点。然而，作为存在的极限与边界的死亡，不间断地贯穿于人的此在中。因为作为此在的人知道自己必有一死，故而人的存在是“向死而在”，即“走向死亡的存在”（Das Sein zum Tode）。死亡是人的存在的最固有、最根本、最亲自、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去死。死亡是非关涉性的，因为它同别人无关——尽管你死后别人也唏嘘哀叹悲悼痛哭送花圈写挽联奏哀乐。
此在（人）实质上是“能在”，即有所作为的“在”。此在有时甘愿沉沦，混迹于芸芸大众之中，把自己的存在的可能性交由“常人”办理，免得麻烦操心。然而，此在（即人）在面对自己的死亡这一最终可能性时，发现自己无可逃遁了，因为谁也不能代替他去死（好像代表他投票和参政）。每一个此在（人）都必须承受自己的死。死亡向来是自己亲自去死。借由死亡，海氏指出，人应当正视其本真的存在。死亡就成了此在（人）从日常非本真状态，即浮名浮利的虚假状态，走向本真状态的桥梁（“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它使此在从混迹于常人大众中的酣梦中惊醒。在死亡面前，步履一致、行动划一的“常人”烟消云散。此在惟有“向死而生”，“先行到死中去”（Vorlanfen in den Tode），勇敢地承担起责任与自由，立足于自身而在世，才能过本真的真实生活。
死亡把此在（人）抛到孤立无援之中，任何死亡，都是孤立的个人的死亡。死亡是不可超越的，因为这是人生最后一次可能性。死亡是确定无疑、势所必至的，但又是不可逆料的。人对死亡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忌讳说“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敢说“死”，而用委婉语取代之。此乃非本真的态度。事实上，死亡是每个瞬间都可能发生的，而且，每时每刻，人都可以说正在走向死亡。
本真的存在应当不回避死亡，不逃避死亡，而是忍受死亡，此乃“先行到死中去”。这就是人的存在的本真性。
这不是对死亡的乐观主义颂扬，却包含着悲剧性态度。人固有一死，因而必须好好活，抓紧时机，有所作为。这样，死亡就是一种创造性力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死亡那样把人从他的日常性（平庸）中抛出来，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死亡那样迫使人意识到他的有限性，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死亡那样提高人对实存的投入（即昂扬地进入生活）的必要性的认识。”〔11〕
海德格尔说：“先行到死中去，看穿丧失在常人之中的日常存在，不再沉沦于操劳和操持之中，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生存，筹划种种生存的可能性，面对由畏所敞开的威胁，而确知它自己；因负重而激起热情，解脱常人的幻想而更加实际，在‘向死而在’中获得自由。”〔12〕
看来，海氏的哲学不是“死亡哲学”，而乃“自由哲学”、“生存哲学”、“实际哲学”、“性命哲学”，用畏死来激发人对生命的热情与执著。有人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是“死亡哲学”。其实，海氏哲学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哲学与人生观。它号召人们“向死而生”，有所作为。“向死而生”的含义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明知有死，仍要顽强地生。
地球上的生命是物质长期演化的产物，迄今为止，并没有关于外星生命的报道。尽管人类已经向茫无涯縵的外层空间发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信号，但尚未收到太空生命的回信。我们是宇宙的“独子”。我们作为生命个体来到这个世界上，纯属偶然。比起我们的出生来，我们不被生出的概率更大。我们幸而有了生命，就要善待生命；善待自我，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个“礼物”。
说到“哲学”，我想给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定义：哲学是关于爱护及延续生命的智慧；哲学是欣赏生命意义的智慧，哲学是性命之学。“明哲保身”，指的就是：善于“保存自身”，才是明乎“哲理”。
悲观主义者叔本华认为，生命的可爱是骗局，最大的恩典是死亡。他要求我们追求死亡。然而，人生有死，原本不是要我们追逐死亡，蔑视生命，反倒要我们无比珍爱生命，推迟、延缓和逃避死亡。延长寿命、逃避死亡的种种努力，使人类的智慧日进，因而就有了发达的体育、医学和科学，也使人类为芳名不朽而有了精湛的艺术与哲学。
《圣经》记载亚哈随鲁被耶稣惩罚永世在阳间漂泊（游魂野鬼）；这似乎是说，永生不死的人反倒受罪无穷。看来，不死并不能使我们快乐（老而不死是为贼），纯粹的不死并不能使我们快乐，生而不死有时反倒成了一桩沉重的惩罚。人必须以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借助神力来推迟死亡。人要靠自己延年益（增益）寿，这才使生命的蕴含丰富，使人的智力猛进，使科学、医学与创造得到昌明。亚哈随鲁无所事事地活着，反倒没有情趣，真是“生不如死”！死亡之所以被视为可怖，乃因为人生与尘世的奋斗是甘美的醇酪。当以艰辛来酿造人生的美酒，是以便在我们与世长辞时，可以无限深情地回眸人间。
人类延续生命的种种努力，便结晶为哲学。
注释：
〔1〕〔2〕转引自〔德〕弗兰茨·贝克勒等：《向死而生》，三联店1993年版，第32、35页。
〔3〕〔4〕转引自林太著：《印度的智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4～135页。
〔5〕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6〕庄子妻死而歌，事见《庄子·至乐》；蒋济的评论，见其《万机论》；张萱的评论，见其《疑耀》。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版，第11页。
〔8〕《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
〔9〕瓦拉《论享乐》。转引自段德智：《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10〕《蒙台涅论文集》第二卷，1940年巴黎出版。参见段德智：《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11〕〔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2〕陈嘉映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2页。
京 城 旧 事
？ 小 朋
近来读史，偶然发现一些巧合，虽然无稽，但很有趣，随手记下，以博一笑。
北京作为都城，始自金代，但稍靠西南。如今北京城的规模，应始自元代。偏偏从元代开始，北京城的故事就一朝一代的有趣起来。
先说皇宫。元代皇宫专门用于大典、登极的正殿，名叫大明殿，殿前的朝门叫大明门，结果元代就亡在大明的手里。
明代皇宫后寝的正殿叫乾清宫，宫前的朝门叫乾清门，结果大明又亡在大清的手里。
待到清代，前朝后寝的故事都讲完了，西路又出了怪事。前朝武英殿的西配殿名焕章，1924年驱赶清逊帝溥仪出宫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字焕章；后寝离禁城北墙不远的一座大殿叫中正，而做中华民国元首时间最久的就是字介石的蒋中正了。有趣的是，冯玉祥算不得国家元首，所以焕章殿仅为武英殿的西配殿；蒋介石确实是国家元首，中正殿当然是座正殿，但他执政时间较冯焕章逼宫晚，故中正殿在后寝，更因为自蒋中正掌权，中国一直战乱割据，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仅日寇侵占了大半个中国，而且与蜗居重庆的国民政府同时，还有南京汪伪政府和伪满洲帝国，所以中正殿只能坐落在紫禁城的偏路上了。
再说城门。元大都的正门名丽正门，元代最后一个皇帝孛儿只斤·妥飀睦尔逃离国都时的年号为至正，其中有个正字。
明代京城正面的东门名崇文门，是明英宗于正统四年改元代文明门而成，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年号为崇祯，其中有个崇字。
清代京城正面的西门名宣武门，是清代沿用明朝的旧名，可清代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年号为宣统，其中也有个宣字。
更巧的是，当年崇祯皇帝在卢沟桥建了一座行宫，正面一左一右的大门分别为“永昌”、“顺治”，而逼崇祯在景山吊死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的年号为永昌，崇祯之后第一个在太和殿登基的大清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
中国大地，方圆几万里，上演过多少悲喜剧？中国历史，悠悠几千年，记录过多少兴亡事？可围绕着北京城出现的这些故事，怎么就这样巧，实在匪夷所思。有的人说是天意，有的人说是风水，有的人说是气数，有的人说是轮回。其实，您要是仔细推敲起来，还的的确确就是巧合，这其中的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真的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十三世纪中叶，被誉为一代天骄的蒙古健儿，在成吉思汗的统帅下，经过几代人的征战，终于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汗国，数十个民族、上亿的臣民拜服在他们的脚下。可是，这些逐水草而居住、牧牛羊而生存的游牧民族，一旦纵马驰向阡陌相通的田野，一旦跨进楼阁鳞栉的都市，立即就被早已进入封建社会最鼎盛期的农耕文明所俘获。“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士居然比汉族士大夫更喜爱三坟五典，有如饥渴的逃亡者遇上清泉和猎物一样，几乎是生吞活剥地暴饮暴食起来。他们既是想一口吃出个文明的胖子，以万世君临天下，又是想抹去茹毛饮血的蒙昧过去。
这些，在忽必烈诏示天下的诰书中说得明白：中国自秦汉以来，各代帝王均以封号、封地为国号，而我秉承天意做了天子，就要效法上古的先皇，改变这种做法。随后，忽必烈把一本《易经》作为开国的典章，凡国号、年号、都门、宫阙一律用卦辞为之，并明令将一些卦辞列为禁忌，永远不准官员平民等随便使用。
君言九鼎，忽必烈这么说了，就一定这么做。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立即按中国帝王的习惯，为大汗国立了第一个年号中统；1264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灭金，改金中都为大都，南面称帝，再次更改年号，以易经中“至哉坤元”为据，定年号为至元；1279年，忽必烈彻底放弃蒙古二字，据易辞“大哉乾元”更国号为大元，终于使蒙古大汗国列为“秦、汉、晋、隋、唐、宋”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朝代。另如元大都的城门丽正、文明、健德、顺承、安贞，皇宫门云从、厚载等，均为卦辞。大明门、大明殿，当然也在其中。
后世的拍马文人，常常把忽必烈这种不以封地、封号为国号的做法，吹捧为创世之举。岂不知，忽必烈根本没有可以炫耀的门第和封号，所以才借天意来遮遮掩掩。蒙古，原意为“永恒的河”。据考，“永恒的河”即为现在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古称望建河。当时，望字从“芒”音，建字从“给”音，读起来与“蒙古”相近。忽必烈的祖先，是居住在这条河边的室韦族。室韦最初见于《魏书》，作者魏收写为“失韦”，归其为奚、契丹人一类。待《北史》编成，李延寿则把“失韦”改写为“室韦”，并明确指出：“盖契丹之类，其（望建河）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待刘煦作《唐书》时，就更加详细地说道，室韦一族中的一个部落名“蒙兀室韦”。《金史》更将这一室韦族分支称为“萌骨部族”，并载明这支部落四处迁徙的方向，向南达呼伦泊、贝尔泊；向西达鄂嫩河、克鲁伦河的源头；向西北达贝加尔湖沿岸；向西南达阴山山脉之北。《蒙古秘史》继续写明，成吉思汗一族，是横跨贝加尔湖后又进入蒙古高原的。
室韦族人，在辽、金时，均为契丹、女真人的附庸，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还不时受到一定的欺凌，蒙兀室韦当然不在例外。后来这一部落的四处大迁徙，肯定与此有关。如此推算，中原的汉人对辽、金是十分仇视、轻蔑的，“蒙兀”人虽属辽、金一类，但尚为其类中的下等民族，忽必烈掌有天下后，实在是万万不愿再提及当年的。所以，他才生吞活剥一本《易经》，以命自己的国号、年号、城门、宫阙。
朱元璋的大明，既不是来自封地、封号，也不是选自经史，而是与他青年时加入的明教有关。明教是公元三世纪，波斯人摩尼，综合波斯拜火教、印度佛教和罗马基督教创立的，教旨为点灯到天亮，以帮助光明战胜黑暗。明教后来传入中国。宋亡之后，中原的汉人倍受欺压，因为元代崇尚黑色，百姓便借明教结为灭元复宋的团体。朱元璋一介贫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