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力远没有足球强大。美国就是一个足球弱国，它们的足球输给伊朗，美国人也没有把这看着是国耻。我们有的运动项目不要你盼，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是世界冠军，像武术、围棋等。有些项目，像橄榄球，等上百年都不一定能拿世界冠军。我们并非样样都要拿冠军，果真如此，那不成了单极世界吗？
我不想过多地谈论足球，这样的话题还是留给《足球之夜》吧。他们既清楚中国足球，也清楚中国足球背后的东西。在这儿，我所关心的是亲眼目睹了球迷从狂热的爱国主义到叛国主义的激情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是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完成，过程之短，觉悟之快，令人吃惊。几分钟前，各大传媒还在为中国有这样伟大的爱国球迷而沾沾自喜，可是，几分钟后，就像弃妇似的抱怨说，中国的球迷素质太低，应当向某某国学习。最好中国足协把球迷也组织起来留洋，像当初健力宝队一样。
其实，国嘴们完全没有必要为球迷倒戈如丧考妣，也不用担心球迷会当真叛国。球迷喊“中国队加油”与喊“柬埔寨队加油”，跟爱国、叛国没有关系，这只是他们对场上球员意志、品格和球技的客观评判。无节制地煽风点火，硬把某项体育运动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火就会烧到自己的胡须。虽然他们脸上没有胡须，我还是这样形容。从前，苏联运动员在场上拿冠军，升国旗，奏国歌，下场后叛逃的事屡有发生。那时，苏联的国嘴也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当然，我讲这样的话，那位爱国的将军是不乐意听的。现在，我对是否真有将军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十分把握。或许，张路不满球迷的表现，怕影响了收视率，影响了广告，搬出个“军”字吓唬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关键时候，军人是最有威慑力的。
传媒为什么要把足球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道呢？因为爱国主义是一个最最有魅力、最最煽情、最最打动民众的词。酒总是让人兴奋。正因为如此，爱国主义在今天被无节制地滥用。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没有一条罪，叫爱国罪，也从没有人因爱国而受到谴责。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大的劫难无不是爱国主义而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你能说那些死去的冤魂不爱国吗？德国、日本的民众如果不爱国，那场战争一天也没法维持。前不久，日本首相还去靖国神社吊唁了那些国际公认的战犯。因为那些战犯在日本的首相和日本的平民眼里，依旧是所谓的爱国者，依旧是孝忠天皇的英雄。
爱国主义是有必要甄别的，并不是所有的爱国主义都那么可信，那么可爱。
我认为球场上的爱国主义就不可信。赢了球就是爱国，输了球就是卖国；拥护中国队就是爱国，反之就是卖国。如果这样，大概没有人敢踢球，也没有人敢看球。我倒要替广州的球迷鸣不平，花了钱，没看一场好球，还要背一个卖国的名，这公平吗？
流氓爱国主义也不可信。足球流氓用汽水瓶子袭击对方球员，攻击对方球迷，制造骚乱，这是爱国吗？你看圆明园的大水法，美丽、壮观、洁白的大理石柱子上涂满污言秽语。这种“礼义失而厕于野”的爱国主义可信吗？在流氓那里，爱国主义是一块遮羞布。在科索沃，你既可以看见阿族的妇女、儿童遭塞族军人强奸、掠杀；同样，你也可以看见塞族无辜平民遭阿族军人枪杀。那儿，完全没有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可言，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充满着兽性主义。
我们看见纳粹德国的盛大游行，许多人振臂高呼，伟大的日耳曼民族，伟大的德意志，希特勒万岁。德国的青年喊着爱国口号上前线充当杀人机器，喊着爱国的口号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塞进焚尸炉。“文革”时，我们听了太多太多的爱国的口号，也看了太多太多的人间的惨剧，而许多有良知的人，在那样的时代，选择了沉默，甚至他们因为沉默而背上叛国的罪名。
我不反对爱国主义，但是，我反对狂热的爱国主义。因为“狂热”一词包含着非理性。历史告诉我们，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最终都会沦为虚无主义者。“二战”后的整整一代人，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当初，他们都是最最激情的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文革”的一代人，当他们爱国的热情冷却后，留下的是什么？虚无主义，如诗人北岛说的“我不相信！”这最终导致了今天的信仰危机。
我们再看看这张照片吧，球迷胸口的血字“杀”，有鲜血淋漓之感，极为醒目。他张着大口，露出两排清晰的牙齿，捏着拳头，表情扭曲。他痛恨谁？我不知道。我想，他痛恨的绝不是他身后的一群人，而是另一群人。一群人恨着另一群人。为什么痛恨？我不知道。我看他们也只不过是一些平民百姓，平日里为着柴米油盐而操心，到底是什么激发出他们的兽性？
今天，我经常听见周边的人动辄叫嚷着“打”。这与“杀”有异曲同工之妙。“打小日本，这小子富的，让他赔款；打菲律宾、越南，把南沙的小岛全部归还；打俄罗斯，占着我们领土不还；打美国佬，这小子最可恨……”他们要打的目标很多，理由也很充分，中国似乎到了与八国联军算老账的时候。世界欠中国的太多！他们喊“打”的时候，出口豪迈，颇有男子汉的风度。往往在这种场合，谁不喊“打”，谁就是孬种，不够爱国。当然，不够爱国在爱国者的眼里，就是叛国。
我们的国民心态是，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中国人不怕谁：八年抗战，我们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朝鲜战场，我们让美国人初尝失败的滋味；珍宝岛，我们教训了苏修；我们还打败过印度人、越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一个个战无不胜的神话。再说，金庸、梁羽生为我们一夜间制造出那么多的大侠，使我们的妇孺老幼都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似乎我们这个民族正一天天走向神话。
神话毕竟是神话。中国的现实是生活在未庄的村民。有一回，未庄的人捉住一个小偷，众人围着小偷殴打，那个小偷躺在地上，已经失去反抗能力，当时，连吴妈都在小偷身上体验了武侠片上的拳脚功夫，每人都当了一回英雄。还有一回，未庄遭到土匪的打劫，村民明智地选择了沉默，委曲求全，集体充当看客，因为土匪手上有刀子。能否打败土匪？他们没底。未庄的人是绝不会惹美国的，他们很现实，也很明智。喊“打”与真“打”是两码事。喊“打”有怂恿别人去打，让别人倒霉的意思。
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仅爱国，而且懂得怎样爱国。历史告诉我们，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制造的灾难，最终落在真的爱国主义者的头上。
沉默的六十年代人
？ 孙玉祥
我曾经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是那么沉默的一代？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文坛；也不管他们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我们都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那批人在理直气壮地总结自己一生喊出大道多歧、青春无悔的响亮口号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人在文坛上翻江倒海寻根问祖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五十年代人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享有的“话语权”自然比你们充分，你们也不用急，要不了多久就轮到你们“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了——其然？岂其然！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六十年代人已人到中年，此时不发言更待何时？再说，整个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不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三十、四十岁的家伙们在那里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地享有“话语霸权”么？为什么轮到我们了就三十岁不行、四十岁还不行？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进入新世纪后，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七十年代生人开始在中国寻找他们的位置，发出他们的宣言，“用身体写作，用行走生存”之时，我们还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陈子昂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对六十年代中人来说恰巧相反：我们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可就独独没了自己——就像那个笑话讲的：和尚有了，枷也有了，可“我呢？我他妈哪儿去了？”五十年代中人的王小波曾说他们那一代是“沉默的一代”，这当然是过谦了，而他自己最后也承认“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真正沉默的一代是我们六十年代人。人们爱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中国当代史上存在一个深深的“断代”——在我看来，这“断代”就“断”在六十年“代”。原因是我们上一代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喧嚣，而我们下一代人已开始津津有味地讲话，只有我们保持沉默——这沉默也许会保持到我们这一代人悄悄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悄悄地我来了。我挥一挥手，不带走天上的一丝云彩。”指出这种现象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探讨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为什么这一代应该发言也可以发言的六十年代人保持沉默？是因为高贵？还是因为无奈？
我想，这一代人之所以愿意保持沉默，首要原因是在们成长最重要的童年少年时代，我们领教了许多许多的“语言暴政”，更听到和说过了许多许多的废话——太多的语言垃圾填塞了我们的心灵，这些语言垃圾充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对语言本身的兴趣已荡然无存。萧伯纳曾说过：许多英国人终生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时塾师强迫背诵莎剧的结果。文学是这样，语言也未尝不是这样？在我们少年时代，总被各种媒体（包括老师）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我们生长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们不仅比世界上其他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幸福，而且我们还肩负着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可事实上我们也饿过肚子，在学校里也受过年纪大的同学的暴打。话语与现实的对比使我们明白：讲出来的话往往并不可信——不仅不可信，它还常常与事实相反。所以对华丽的话我们都保持着警惕：不单自己不愿意听，而且自己也不想讲。沉默不见得是金，可沉默的人不骗人也很少受别人的骗，这倒是事实。
第二个原因，我想，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我们整个小学中学时代都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根本就没读上什么书——我小学毕业时，连分数的加减都不会——可谓先天不足；成年后又碰上社会转轨，整个社会四五十年积累起来的矛盾问题全堆在我们这一代人头上解决（或者说：别人得的病，却全由我们来吃药）：什么失业下岗，什么房改医改……这些问题对于五十年代中人来说，已大多不成问题，因为他们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国家对他们的利益多有照顾，属于改革的漏网之鱼；对于七十年代的人也不构成威胁，因为他们读书多准备足，真正的市场经济只会使他们如鱼得水地施展自己才能。可是读书少而又年纪大的六十年代中人呢？改革的代价得由他们付，而改革的成果他们却无缘享受——在历史的祭坛上，因为我们扮演的角色只是牺牲！而苦难与牺牲只会让人沉默：就像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那个闰土——心中很苦，嘴上却说不出来。
第三，如果我们务虚一点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六十年代中人是理想幻灭或没有理想的一代。如果说五十年代人是理想的一代或浪漫的一代的话，那七十年代人就是现实或自然的一代。惟有夹在中间的六十年代人不三不四非牛非马地没有“主义（主意）”：我们既不能也不想像五十年代人那样雄赳赳地宣称自己虽然壮志未酬，但是青春无悔——因为我们没有“壮志”，似乎也无所谓“青春”；也不能像七十年代人那样追求自我自由自在——因为我们有负担而无本事，怎么也“自我自在自由”不起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当然只好“归去掩门自叹息”了。
有人曾这样分析六十年代人：他们“一边嘲笑第三代人（指五十年代人——笔者）的沧桑和失落（岂敢，我们羡慕那种沧桑，而自己是更加失落——笔者），一边悲怜独生子女的漂浮空虚。他们在嘲讽第三代人的知青情结时，自己却坠入了‘红小兵’的怀旧之中；他们在批评上一代人的‘民主幼稚病’时，自己却在标榜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其实，第四代人（指六十年代人）与上一代人的一个真正不同特点，是他们更为现实务实，因而也更为平静和沉寂（见杨东平《代际冲突和独生子女的一代》）。除去文中一些对六十年代人近乎吹捧的指责外，这段话基本准确地讲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尤其英明的是：指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特征，那就是“沉寂”。
上面分析的也还都只是些现象，如果我们再从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来看看这个问题，也许会看得更清楚。
钱理群先生在给他弟子余杰的一封信中曾谈到：我们在强调鲁迅尖刻锋利的战斗精神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他内心深处那种仁厚宽容挥之不去的人道主义情结——而这才是鲁迅精神的底色，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底色，鲁迅才与虚无主义者或颓废主义者划清了界限。这话说得真好——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峻，更因为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仁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能爱，才能恨”，正因为“寄意寒星荃不察”，所以才会“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幼小时打下的“精神底色”对他一生的成长与选择有多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一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的人）的精神底色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成长在一个阶级斗争烈焰空前蓬勃的年代，在我们如白纸一张的儿童少年时代，心灵就被社会涂抹上浓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