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是对的。要根本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只有大家都讲和平，放弃“一切恐怖主义”， 也放弃“核霸权”，不搞“单边行动”、“双重标准”、“四处结盟”、“八方制裁”与“全球干预”，世界的和平与文明进步，才有希望。
读了《书屋》2002年第2期黎明先生的《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一文以后，我不禁有了另一种“恐怖”感：黎明先生仅仅因为“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有极少数青年人在网站聊天时，一度（在极短时间内）表现了幼稚的“叫好”，竟然会把它看作是“有辱祖先，大贬国格”的“国耻”。我觉得，像这样毫无逻辑论证地把“国耻”加到中国的头上，似乎对什么叫“国”、什么叫“耻”、什么叫“国耻”，并没有从观念上真正弄清楚，就作出了武断的结论，这倒是一种新型的“话语恐怖”。
首先，黎明先生应该明白：中国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那么，代表这个国家对“9·11事件”表示“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立场的中国政府，是否比网站上聊天的极少数青年人更能代表这个“国”呢？其次，那极少数青年人，由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及距“9·11事件”发生前仅仅五个月的中美撞机事件，而存在着对美国的不满（姑无论其是出于狭隘的爱国情绪或幼稚的反美情绪），这总不是无因无由的吧？为什么黎明先生对美国的一切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都采取为之辩护的态度，而对这些中国青年人由于一时情绪所作出的不慎重、不恰当的表现，竟会如此深恶痛绝呢？这是什么情感造成的“耻”？是谁的“耻”呢？黎明先生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事，能够毫无保留地深信美国“误炸”的说法，为什么在网站上更多的中国人对“叫好”的严正批评，却视若无睹地抹杀不提，只片面地提出“叫好”来大张挞伐并视为“国耻”呢？这岂不是“情有独钟”、“视有独偏”吗？按照“民主”的原则，即使我们完全反对少数人的错误观点，也还是应该尊重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按照“人权”的原则，在网上聊天时偶尔发表一些涉及政治的言论，也应该是符合基本“人权”的。为什么那么重视“民主”与“人权”的黎明先生，对少数青年人行使自己“民主”与“人权”的言论表现（即使他是完全错误的）会采取极端憎恨和毫不宽容的态度呢？
如果黎明先生完全不能相信中国青年人认为美国应当“忏悔”的批评，那么，无妨翻翻杂志，看看2001年12月《读书》杂志上一篇题为《恐怖主义、全球化与美国》的文章。乔姆斯基说：“美国是世界上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人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事实：‘世界法庭’曾经谴责美国非法动武（国际恐怖主义），此后美国否决了安理会提出的各国（指美国）应当服从国际法的倡议。这种事不计其数，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件。”——这位乔姆斯基，是常在美国讲学的学者，他并不同情拉登与其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但他认为，对待所有的罪恶行为，应该思考与研究它发生的原因。他之所以对美国提出批评，目的正是为了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中国的青年网民，在聊天时任性使气，当然不可与乔姆斯基的理性主义态度同日而语，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一位理性主义学者的眼中，美国虽然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但它对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并非是没有责任的。至少，有正常理性的人（无论其为中国人或外国人），从传媒报道中，已可看出，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导致它自身遭受恐怖袭击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黎明先生的文中，对某些“草包学者”“不谴责恐怖活动，不对美国表示同情”，而要把“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歪曲成“文明之间的冲突”，表示了极度的轻蔑与愤慨。这种态度，恰好与发表在同一期《书屋》杂志上的程亚文先生的《文化宽容：在道德考量之外》一文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以为这类漠视一切不同意见的轻蔑词语，虽然能表现作者的愤慨与勇气，却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强加于人的“暴力语言”，也就是“恐怖话语”之一种的具体表现。“9·11事件”是否单纯是由于“文明冲突”导致的，应该依据事实来作深入探讨。但是，这事件是否有“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形态，却是可以从历史的文本记录和现实的当事人的语言与文化意识来加以考察。在程亚文先生的文章里面，我以为大体上都是作了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的，而且，其所持观点，是比较全面、比较温和与比较公正的。从历史上看，“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圣战”是有数千百年“文明冲突”背景的史实；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布什一度冲口而出的“十字军东征”与拉登号召的“伊斯兰圣战”，竟仍然百分之百地承袭了历史的“文明冲突”的语境。那么，要说这场祸事与“文明冲突”无关，显然是漠视历史，不符合事实。在程亚文先生文中，有一处非常精辟的论断：“为什么还有如许众多的人在坚持认为‘9·11’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呢？看来，它只能被理解为是一种话语权谋，是在为打击伤害者寻求正义感和合法性，并且，是为避免两个世界间的更多更激烈的冲撞。”我认为，这对黎明先生是有现实性反思及参照意义的。话语恐怖，只能为“恐怖与反恐怖”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火上浇油。
所谓“文明冲突”，我以为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都只是一种表象，骨子里，仍然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古代的“十字军东征”，是罗马教皇借夺回耶路撒冷圣地为名，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其目的是政治势力的扩张与土地和经济利益的掠夺。现实的“文明冲突”，如果不是中东地区的石油过于丰富，战略地位过于重要，以色列未必会在那里建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不同文化也未必一定非冲突到你死我活不可。即使冲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方案去调解，不为某一大国的利益所左右，冲突也不致发展到恐怖分子对大国进行报复性袭击的程度。所以，我以为，我们也不要被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遮蔽了视线，要透过“文明冲突”的表象，看到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实质。别的不说，在二战之前，像美国这样在全球到处驻军的情况，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吗？——想想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世界上的一切战争，都是因为大国要扩张，由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引发的。亨廷顿之所以要提出一个“文明冲突论”的说法，来预言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的所谓“文明冲突”，将会是未来战争的因素，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伊斯兰文明所覆盖的地区与儒家文明所覆盖的地区，是西方大国（首先是美国）扩张其政治势力、攫取其经济利益的最重要的地区。西方大国的扩张，在这些地区，必然会引发与伊斯兰文明各国及儒家文明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当这种冲突激化的时候，就可能演变为战争的形式。不过，亨廷顿知道，如果赤裸裸地说出战争和冲突的根源，是由于西方大国为攫取其政治经济利益的扩张，那么，这将会使西方大国被置于道义上受谴责的地位，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对西方是不利的。所以，亨廷顿非常巧妙地采用了一个所谓“文明冲突”的说法，把一切政治经济利益的权谋诡计，掩盖得干干净净。妙哉！此之所以为亨廷顿也！
“文明冲突”说法之所以“妙”，就因为它把“冲突”的原因，转移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的“文明冲突”方面以后，就可以在世人眼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纯粹是西方要用其优越的文明及其价值观领导世界走向文明进步，引起了落后的、恶劣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抵制，这样才造成了冲突与战争。错误和罪过，完全应该归咎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不肯进步。西方国家则完全是一片好心。这种说法，通常都是能获得最佳效果的。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各国的知识分子中，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通常都会使他们对西方文明抱有好感，从而，使他们在不经意中，忽视了“文明冲突论”所掩盖的西方大国政治经济扩张的权谋。
在程亚文先生的文章里面，特别着重地谈到了“文明不应该作优劣区分”的问题。程先生着眼于消解“文明冲突”，立意无疑是很好的，但是，“应该不应该”是一个理性选择问题，而在现世普通人民的心目中，“文明”有没有“优劣区分”，则只是一个经验观感问题。在现代，西方各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先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社会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其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价值观，虽然存在“是否有普适性”的争议，但对于在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氛围中遭受过各种限制甚至苦难的人们来说，则“西方文明优越论”显然是大体公认了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曾经对西方文明作过彻底的批判以外，事实上，它的价值与意义，还不曾受到过来自其他方面的根本性的质疑。而在冷战以后，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在世人心目中，“西方文明已经战胜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已经失效”，这类从表象而来的观感，已经相当普遍地传开了。因此，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就现实的情况来说，西方文明较之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明显的优越性，不然，伊斯兰文明国家和儒家文明国家就不会出现迁就西方文明的“改革”趋向。可是，承认西方文明现时的优越性，这并不等于说西方文明有征服世界的权利，也不等于说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是永远不能被超越的，更不等于说西方文明是文明的极致，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反西方思潮对西方文明的批判真的已经完全失效。这只要看一看现代世界在西方文明主导下所呈现的各种弊病，就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对世界的普适性是不存在的。其一，冷战结束以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消失了，世界是不是获得了安全保障呢？恰好相反，在大国制衡的格局被打破以后，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中东巴以纠纷的升级，几乎都是在西方大国“双重标准”的干预下，造成了至今仍不得安宁的局面，甚至，造成了恐怖主义活动的恶性发展，使美国也遭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重打击。其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是不是使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受益了呢？同样，世界贸易在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全球化”所产生的穷国与富国差距的日益拉大，已经造成了落后国家人民的普遍贫困和不安。上世纪末期出现的墨西哥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近期的阿根廷经济危机等，都表明不发达国家在适应“全球化”进程中所承担的风险，是十分可怕的。这不能不使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对西方大国所主导的“全球化”究竟对谁有利，产生怀疑与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事实表明，“全球化”给予发达国家跨国资本的特殊权益，明显地带有对不发达国家经济进行投机操纵与金融掠夺的危害性。穷国人民“反全球化”的群众抗议运动，虽然看来是无效的徒劳，但它却标志着“西方文明普适性”的神话破产。其三，西方文明是不是完全优越而没有明显的弊端呢？这甚至从美国国内的情况来看，也只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吸毒人数之多，抢劫、凶杀、暴力犯罪率之高，性放荡与婚姻道德败坏造成离婚和家庭解体现象之普遍，以及个人主义教化导致人性向极端自私方向发展所带来的投机、欺诈、职业道德败坏等等，都表现为西方文明笼盖下的社会病征。尤其是现在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文化产品，如影片、光盘等等，其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地是性与暴力，要不就是机器人世界大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影片的艺术风格，几乎丧失殆尽了）。因而，在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传统观念中，往往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一种堕落的文明。他们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但科学技术是普世性的，无国界也无文明差异性的，因此，它并不是西方文明特有的东西），而对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则都认为是可疑的，或只能参照吸取而难于完全接受的。
举一个例子可知。有些伊斯兰国家的妇女，没有人身自由，出门要带面纱，这在现代世界，显然要被认为是文明落后现象。可在伊斯兰世界的人看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妇女在有了“自由”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离婚、性放荡、沦为娼妓之类的命运。相比之下，一个女人，是作一个男人的没有“自由”的妻子好呢，还是作一个有“自由”的多次离婚的弃妇，或可以“自由卖身”的社会大众的“性奴隶”好呢？西方文明的“自由”究竟是给妇女带来了好处还是带来了不幸呢？按照他们传统的看法，西方文明就显然是一种邪恶的文明。即使我们不能同意伊斯兰文明的观点，但我们也不能不认为，西方文明并不是没有弊端的。如果伊斯兰文明经过“改革”，实现了政教分离，解除了妇女不许参政、出门要带面纱等种种过于严格限制妇女自由的规定，那么，上述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社会实践之比较的文明道德的内涵的。由此可见，文明的优劣，虽然有现实的差异，但那不是绝对的。随着时间的进程，西方文明的优越地位，是可能被超越或被拉平的。
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批评是否已经失效的问题，需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的既成理论，形成于一百多年前，它不可能看到后期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可能是没有缺陷的永恒真理。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有过的失误与失败，相当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声誉，也说明马克思主义自身面临着理论更新和目标现实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