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顾毓秀、茅以升、胡焕庸、张其昀、沙学浚、竺可桢、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秉志、童第周、卢于道、梁思成、刘敦桢、谭垣、杨廷宝、梁希、金喜宝、李演泰、蔡翘、谢锡臻……成千上万名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名流及其子弟门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复兴，以及中外、中西文化的伟大遇合，留下一份分外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
从1941年到1945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支持国家抗战粮食八千四百四十三万零七百四十八石，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量三分之一，生产了数以万担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并出口美、苏、英等国，换取中国急需的外汇；重庆数十家大型兵工厂共生产自制步枪三百多万支，各种火炮八万多门，各式枪弹八亿五千万发，炸药包三百七十多万个，各式掷弹筒七万多具，军用皮具十一万张，以及各类军用器材七十五万吨。
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等地指挥数百万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台儿庄、徐州、武汉、南昌、随枣、枣宜、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二十余次会战，一千多场战役和近三万余次战斗，并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滇西、缅北、印东等地，协同美英盟军抗击日军。
如果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西安、洛阳一类西北平原城市和历史古都作战时首都，中国能否坚持八年抗战，中国会否再次亡都至于亡国，从而改变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战时格局和战后前途，实难论定。
一言以蔽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是因缘巧遘，得天独厚。
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不仅继续居于中国抗战领导中枢，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指挥本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盟国在远东的主要外交平台。八年期间，美、英、苏、法等三十多个盟国驻节重庆，四十多个国家在此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建立了各种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组织。国民政府和中共代表团与盟国、盟军和各国友人建立了空前密切的关系，中国战时外交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
1938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飞赴重庆，与国共两党人士会谈。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第一次开始携手合作。
1940年10月，美国退役空军军官克莱尔·陈纳德在黄山与蒋介石议定组建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即“飞虎队”。
1941年12月，中、美、英在黄山举行东亚军事会议，商拟三国军事联合计划，组建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组建中国战区，并派出居里、华莱士、史迪威等高级军政要人赴渝考察、任职。
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军作战指挥本部。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声明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在华盛顿与重庆分别签订“新约”，有关国家皆与之仿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不平等条约到此基本废除。
1943年11月，蒋介石飞赴埃及首都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开罗宣言》，明确认定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
1944年4月，重庆工商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参加国际通商会议，这是中国工商界首次以平等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1945年2月；宋美龄应邀访美；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取得巨大成功。
1945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五十一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国际名城。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令，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同时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组建和任命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各机构和人员。10月25日，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代表重庆国民政府通过电台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至此，沦为日本殖民地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将10月25日命名为“台湾光复日”。
著名时评家徐盈在《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一书中写道：
这个首都，在抗战中，爬上了东亚政治的最高峰，开罗会议是到了荣誉的顶点。国际人士来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重庆的国际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浓，一切评论的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的代表者——重庆。
由于周恩来在重庆的卓越外交活动，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二十一人组成的“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7月22日，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热情接待。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的承认，中共与美国“一定程度外交关系”的建立，对于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大国的外交关系（包括1972年中美建交），具有深远的意义。
顺便提一句，八年期间重庆朝野各界给予跟随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慷慨救助，至今是中韩友谊的历史性基础。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其辞曰：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重庆市为战时首都，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政府“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至此，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指挥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结束，而八年抗战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加诸于斯城的历史烙印，如浴火重生的涅槃凤凰，已演化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悲壮风云，永远映照着山色南来，江水东流。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
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
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
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
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他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惟一一座全国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日，重庆市政当局、各界人士和学生团体数万人参加揭幕典礼。这座纪念碑用钢筋水泥建造，在战时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弹于十米内，亦无法摧毁，十六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风速器、方位仪和瞭望台，“胜利走廊”刻有罗斯福总统赠与重庆的卷轴译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颁令全文，以及时人所写《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重庆建为陪都，巍然系中华民族之枢机，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永久。……虽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物力财力之输委，有逾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古人有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后世史家，循流溯源，将知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八年之献效已也！
抗战首都是中国人民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其经验也丰富，教训也深巨，启示也久长。值此云谲波诡的变世，客观公正地反思和评价其历史意义，正面转化并光大其历史内涵，以利于中国的今天，是历史和未来向我们下达的共同律令。
抗战首都诞生于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是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国家理念迅速更新的产物。中国人第一次不分彼此地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同呼吸，共命运。所有的党派、所有的阶级、所有的集团、所有的主张、所有的承诺，都只有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民主、精神自由的旗帜下，才有存在的资格和未来的希望。攸关民族存亡的神圣抗战使一切政权之争、党派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和恩怨是非之争相形见绌。一切主义、学说、思潮和制度对于中国，都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中国人，无论士农工商兵，都只有在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祖国，才有个人的幸福和前途可言。一名中国领袖，必须永远意识到，他是五千年历史的继承人，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亿万国人的公仆，是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几十年历史的匆匆过客和某部分人的代理。令人欣慰的是，1998年5月4日，新四军老战士、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参观了重庆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并挥毫题词：促进祖国统一。这是姗姗来迟却明白无误的信息：抗战首都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完全应该且能够为包括国家统一事业在内的现代中国的缔造发挥独特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抗战首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完成北伐以来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国共两党两军毕竟同属一个民族、同属一个时代。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人士在重庆期间，遵循中共中央所提“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是团结御侮、民主协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楷模。他们是赤诚的爱国者和纯正的革命家，目睹过日本的富国强兵之法，感领过法国大革命的流风余响 ，沐浴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洗礼。为了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他们揩干净十年内战的血迹，收拾起万里长征的行囊，抖落黄土高原的泥土，作别太行山的密林，濯足嘉陵水，结庐红岩村，创立了传诵四方的“红岩”精神：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同时，从1938年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国共合作原则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在重庆正式建立办事处，中共《新华日报》正式登记注册公开发行，到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1943年毛泽东特使林彪赴渝以及1945年毛泽东本人赴渝八年期间，重庆是除延安外中共政治局委员最多的城市，前后有数百名中共人士来到重庆，周恩来更是数十次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应当公正指出，尽管存在类如皖南事变那样的恶性事件，存在着磨擦、矛盾、误解和冲突，国民党当局对中共人士还是基本上做到了以礼相待，长期生活、工作在重庆的中共人士获得了基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境遇，国民党当局基本没有动用其法律和政权机器加害中共人士。揆诸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武装对抗，抗战后三年内战期间两党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