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狂妄计划中，苏联这颗棋子是他准备最后才拿掉的。所以希特勒来了个“顺水推舟”，把这个真假难辨的情报反过来提供给了斯大林（还有资料说是纳粹分子把情报“卖”给了斯大林，得了很大一笔卢布），这样既可在斯大林面前落个人情，又剪除了图哈切夫斯基这个未来的劲敌。
但也有不少人持不同观点。前苏联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在《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曾被认为是研究斯大林问题最为全面的学术著作，赵洵、林英译，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装着所谓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假信的著名档案卷宗并没有在审讯图哈切夫斯基的法庭上拿出来。……即使有这些所谓的纳粹分子提供的假材料，也是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志们被枪杀之后，才被放进图哈切夫斯基的案卷中去的。”
麦德维杰夫认为，如果把纳粹分子的阴谋和别人的奸计放在首位来解释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会犯很大错误，“被欺骗说”就为斯大林开脱了很大罪责。当初许多苏联人，甚至许多被清洗者本人，都被广为传播的“被欺骗说”所蒙蔽，认为那一浪高过一浪的血腥清洗是斯大林上了国外“阶级敌人”的当，上了内务部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等坏人的当。受这种看法影响才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很多高级领导干部在被处决时纷纷高呼“斯大林万岁”，流着泪要求“见斯大林同志一面”。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日记很能代表这些人的心态：“我不相信我们党内会有如此多的敌人。不相信。肯定在高层某个环节或安全机构里钻进了坏分子。非常像。像是要把党的好干部都有意消灭掉。我敢用脑袋担保，斯大林同志不知道这些情况……应该想办法让约瑟夫知道，否则国家就完了。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不能再沉默了。”
麦德维杰夫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写道，如果认为能够支配全国任何事物、比上帝权力还大的斯大林不知道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被逮捕和被枪杀，许多高级军事将领、共产国际政治活动家和著名作家科学家被逮捕被枪杀，未免太荒谬了。他实在无法理解人们怎么会如此幼稚。
麦德维杰夫举了几个例证。
曾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任斯大林副手的布罗伊多，半夜里内务部人员去逮捕他时，他急忙打电话给斯大林：“柯巴（斯大林过去用过的化名，后来熟人一直称呼之），有人来抓我。”斯大林说：“胡闹！谁敢说你有什么罪过？你放心跟他们去，帮他们把情况搞清楚。”以后，布罗伊多再没有回来。和斯大林很熟的著名历史学家斯切克洛夫对越来越厉害的大逮捕感到不安，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接见他，斯大林非常爽快：“好啊，你来。”在接见时斯大林说：“你怎么了，党和人民是了解信任你的，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孰料过不几天的一个夜里，斯切克洛夫就在家中被内务部的人带走。很自然，他的家人一直认为这些人是在斯大林不知道的情况下干的。
麦德维杰夫认为，是登峰造极的个人迷信、造神运动，长期对消息的封锁和毒化宣传，以及那些人为设计的假象造成了人们的短视。苏共二十二大披露的事实证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有镇压活动不但为斯大林所知，而且几乎全是他亲自布置的。所有重要人物被处决的名单都得到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签字。仅在1937年至1939年间经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处决人犯的文件就有四百件，仅这四百份文件就涉及四万五千多人，全是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实际上，1937年6月对图哈切夫斯基一批高级将领的处决是早就列入计划的，是进行全国清洗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清洗军队的一个开端。麦德维杰夫反问，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真是纳粹分子的阴谋起了作用，有一点疑问将无法解释：心计过人、“无比英明”的斯大林怎么连调查证实一下都不肯？逮捕后马上“审讯”，审讯的当晚就匆匆处决，对一个功勋卓著、威名鼎鼎、曾经令白军闻风丧胆，获得过一枚金剑，堪称他的左膀右臂的元帅，富有政治经验的斯大林难道会如此轻率、如此不负责任？斯大林绝对不会笨到这个程度。
无论如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死因始终是前苏联历史上的不解之谜。任何说法都只能是后人的猜测——因为知情的当事人，包括参与审讯的军界当事人都在随后不长的时间里被消灭掉了：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被处决了，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德边科被处决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别洛夫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卡希尔林被处决了，甚至连被委派监督处决图哈切夫斯基的远东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还有当时的内务部长叶若夫也被处决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大批苏军高级将领被相继清洗却是不争的事实。有资料统计，在1937年至1939年对军队的清洗中，占总数一半以上的军官被逮捕和处决，高达三万五千多人〔1〕：其中有六名元帅中的四人；十五名集团军司令中的十三人；八十五名军长中的五十七人；一百九十六名师长中的一百一十人；四百零六名旅长中的二百二十人。所有十一名副军事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八十名成员中的七十人都被杀掉了〔2〕。
到二战爆发前夕的1940年，苏联军队中已经基本没有受过较高教育的团长，大多数师长担任这一职务还不到一年。有人说，即使一场大规模战争，也不会使一个国家的军队一下失去如此多的指挥员。大清洗甚至到二战爆发都没能停下来，就在1941年的6月还逮捕了空军司令雷恰戈夫、空军总监穆什科维奇和防空兵司令施特恩。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道：“没有1937年的事，1941年的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希特勒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他对我国发生的消灭军队领导人的严重程度的评估起了重要作用。”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看法是正确的。不管希特勒有没有插手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但他从1937年起就一直关注着苏联国内对军队的清洗情况。在1941年1月的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上，希特勒指着苏联的版图甚为得意的说道：“可以动手了，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好的统帅。”“他们的高级军官中最优秀的人物都被消灭掉了。”〔3〕他清楚，凡是被留下的和那些新近被提拔的，全是按照一个标准来任用的，即是否一心一意听斯大林的话、是否无限忠于斯大林。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礼，暂时还缺乏战争所必需的经验和智慧。希特勒甚至狂妄地对他的将领们说：“我们现在只要在门上踢一脚，这个看似庞大的破房子顷刻就会倒下来。”〔4〕
1941年6月22日凌晨三点三十分，希特勒启动了他早已制定好的代号为“芭芭罗莎”的作战计划，在沿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一千八百公里的苏联国境线上，动用了早已埋伏好的一百九十个师计五百五十万人、七千门火炮、四千架飞机，分三路向苏联发动了人类军事史上最大一次的突然袭击。
战争的开端是世所共知的，仅三个星期，苏军就有将近三十个师不复存在，七十个师损失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员，损失了大约三千五百架飞机，全国一半以上的弹药库和燃料库被摧毁。人类史上很难找到像苏联卫国战争更凄惨的战争开端了。当时国际最具权威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都认为，照这样下去，俄国最多只能坚持三个月。
然而正像1812年最终击溃了号称“天下第一”的拿破仑军队的入侵一样，俄罗斯人民再次最终击溃了希特勒军队的入侵。这是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胜利。因为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以损失八百万红军将士、两千万平民的生命为代价的。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中写道，如果不是那场毫无道理的残酷镇压和清洗，“法西斯侵略者就不会是在列宁格勒和库尔斯克被击溃，而是在这些地区以西更远的地方，战争也决不会是在1945年结束，而会更早一些，几百个城市和几十万个村庄也不会成为瓦砾”。
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腾堡附近的他的元首大本营“狼穴”召开军事会议。十二点四十分，突然一声巨响，会议室被掀翻，室内人员被炸死一半。两枚定时炸弹是与会的陆军上校克劳斯·施道芬贝格专为杀死希特勒放在那里的。然而希特勒却很侥幸地逃脱一死。据说希特勒在此暗杀事件后曾发感慨：很痛心地后悔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对军队来个清洗。
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很具讽刺意味的。
注释：
〔1〕〔3〕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俄）阿夫托尔哈诺夫著，张开、达洲、陈启民译：《权力学》，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4〕（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郑开椿、李天爵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843页。
善变的梁启超
？ 张家康
梁启超尤为欣赏日本政治家吉田松荫和意大利政治家加富尔，对他们善变的政治策略倍加赞扬，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他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在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变革进程中，梁启超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也是个善变的豪杰。
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
中日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在日本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等正在京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举人会试。噩耗传来，应试的举子们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他们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联名给清廷上书，“力言目前战守之法，他日自强之道”。这份为清廷“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的《万言书》，大胆提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的改良主义主张。可是，清廷却视之如虎，闻之变色，以致“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而提前“盖宝”批准了《马关条约》。梁启超没想到拳拳爱国忠心竟会落得如此结局，不禁愤而疾书：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
公车上书碰壁后，梁启超没有气馁，仍然积极鼓吹变法维新。其间，他所创办的《时务报》因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而“震动了整个帝国”。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么，又如何来变法呢？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首先要从体制上实行变革，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协助康有为游说于日本等国政府，进行所谓“勤王”运动，以恢复光绪的帝位。当时，孙中山等革命派也流亡日本，当得知梁启超、康有为也在日本，曾多次托人前来，商洽两党联合大计。可是，康有为却以两党宗旨不合，一直将孙中山拒之门外。只是由于日本友人犬养毅的一再撮合，康有为碍于情面，才不得不让梁启超前往会见孙中山。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才有了与孙中山频繁接触的机会，他们都似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梁启超基本认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意识到改良主义的主张是过时的、不适宜的。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说：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唯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
与康有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梁启超不固执己见、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服从真理，“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自此，他与孙中山经常来往，“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梁启超还集结了改良派中的十三人，即所谓“十三太保”，共同谈论革命。他甚至背着康有为，和孙中山共商组党之事。当有人指出康有为将要出面阻挡时，他却说：“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去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
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道：“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而年间函札数万言。”他没有为康有为所左右，仍然维持与革命党的合作关系。为了推翻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他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堂，专门培养军事骨干。1899年冬，大同学堂学生林锡圭等受他的指示，随唐才常回国。次年春，他们在上海成立正气会，不久又改名自立会。这个组织的“扶清灭洋”的口号，也由梁启超改为“救国自立”。唐才常还组织自立军起义，并推举梁启超为自立军总指挥。而这场所谓“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请光绪复辟”的勤王运动，很快便被慈禧太后镇压了。勤王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情绪曾一度低落。然而，当面对整个中国暗无天日、风雨如晦的政治局面时，他的战斗意志又被激奋起来。于是，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后，又创办《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认为“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
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
康有为没能说服梁启超，心中不甘，便指示他去美洲考察，其途中活动均有美洲的保皇会安排。梁启超也乐意去美洲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