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
北洋政府支持他远足欧洲，为此专门划拨六万元资金，朋友故旧也馈送四万元资金。12月底，他带着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等人，开始其长达一年多的欧游历程。欧游期间，他奔走巴黎和会，实地考察欧洲历史，研究欧洲的政治、军事、文学和哲学，会晤各界社会名流。他的思想一经与欧洲文化交汇，便在碰撞与融合中迸发出激情的火花。他在给弟弟梁启勋的信中说：“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1920年3月，梁启超回到国内后开始检讨一生的政治经历，保过光绪、傍过袁世凯、帮过段祺瑞，可是，为什么竟一事无成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旧势力来改造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他认为以前所走的路径之所以是条死胡同，就是因为没有看到民众的力量：“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所以，归国后，梁启超便把着眼点放在民众的身上，凡文章、演说都竭力鼓吹国民运动的观点，认为只有呼吁国民行动起来，投身到反对军阀官僚的腐败统治的斗争中去，“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梁启超认为，开展国民运动，最为重要的是要塑造“现代青年”。他伤感地说，今日“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坏路上走”。他呼唤青年：“醒醒吧！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你的自由意志。”“眼界放远些啊！力量放韧些啊！那么世界就没有一件可悲的事。”梁启超晚年极为赞扬五四运动，称其在“民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外国人由此才“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乎”，也由此“引起中国青年的自觉心。这是中国外交的国民运动的巨大成就”。他至死都没有放弃启蒙民众的努力，号召国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命运，以进步、积极的国民运动，对抗军阀、官僚的黑暗腐败的统治。
梁启超病逝前两年，北伐革命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方兴未艾。他赞成打倒军阀，但是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梁启超深陷于矛盾、苦闷、彷徨之中不能自拔。他在《给孩子们书》中说：“中国几十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他又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不惜给他表深厚的同情。”他对湖南的农民运动一直不能理解，说：“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应当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
他几乎“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一生的善变多变，为的是不变的宗旨救国救民。可是，事与愿违，倾其心力的奋斗和求索，还是没有把祖国和人民从衰败和贫困中解救，他为此而忧心忡忡、自怨自艾。当共产党作为崭新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时，梁启超终究不能以一个政治家负责任的心态放弃对共产党的政治成见。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党的相同，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党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个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个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可是，他在说这话后不久，便旧病复发，沉疴不起，直至去世，他的医治中国的妙药良方也没能拿出来。
君子绝交无恶言
——雷震与王云五的笔墨官司
？ 范 泓
1970年8月，雷震先生坐满整整十年大牢，即将出狱。这时遇到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台湾当局为阻止出狱后的雷震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要求在出狱时须有“双重保人”予以担保，并出具誓书“绝不发生任何不利于政府之言论与行动，并不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员往来”方可出狱；不仅如此，又透过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长吴彰炯通知雷震之妻、资深“监察委员”宋英，称“雷先生出狱之后，不得和台湾人往来，不得接见新闻记者，亦不得和新闻记者谈话，尤其是外国新闻记者。因为雷先生一言一语，足以影响国家的前途”。雷震身为法学专家，深谙当时的法律条文，认为《监狱行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执行期满者应于刑期终了之次日午前释放”，并无其他“附加条件”，所以不愿做“违法”的“法外”之事。他甚至表示“宁愿不出狱”也不签署所谓的“誓书”。这一强硬态度让当局“进退失据”，同时也让雷震的亲人、老友们心急如焚。于是当局软硬兼施，强行没收了雷震十年来写下的四百多万字回忆录手稿，又怂恿雷震多位老友从中说项，逼雷震于绝望和被动中而就范。
宋英及子女们来监劝说，不仅落泪，甚至下跪恳求。宋英连续给雷震写了几封长信，信中不无焦虑地说：“我由你那边回来后，真是寝食难安，你的态度是那样的坚强，你的意见是那样的固执，我有什么办法与你交谈呢？……你还能活几年，何不获得自由后，再为国家效劳？……我不是说世上的事，什么是是非非、真真假假，都要盖棺才能定论吗？”〔1〕这时雷震已是七十有四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宋英作为妻子理所当然希望不要“节外生枝”，能够刑满按时出狱，对社会及孩子们也是一个交代。年过八十的老友王云五不顾体弱多病，风尘仆仆来到远离台北的新店军人监狱，好言相劝。同时前来相劝的还有在“上海保卫战”中与雷震出生入死共患难的谷正纲以及在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时期长期打过交道的青年党领袖陈启天等人。看到老友们“苦苦哀求”并念及家人在这十年间所经受的煎熬与痛苦，雷震不得已只好含泪签下了这份“誓书”。然而，这件事远没有结束，雷震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就像是有一块巨石始终压在心头。
到1975年初春，又有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使雷震压抑多年的不堪心情终于如火山爆发。这一年4月5日，原《自由中国》社编委夏道平突然送来了一封王云五的“绝交信”，其语多有误会。王云五在信中说：“我兄爱国向不后人，即此献议之本意，系向当局秘密进言，并未发表，无论其内容是否正当，亦不离匹夫报国之意。至其后泄露于台独机构，则以弟之愚，窃认为万万不可宽恕。……不仅对不起国家，亦对不起朋友，谨郑重劝告今后切勿再为类此之举动，以免为台独所利用，否则道不同请从此起，不惜与数十年之老友绝交。质直之言，尚祈鉴谅……”〔2〕雷震自出狱后，一直遭到当局的秘密监控，人身自由从未得到保障。雷震从政数十年，且又为高层核心人士之一，对蒋介石的秉性有深度了解，虽然能够坦然面对，却也无可奈何。只是想到当年既然违心地签了那份“誓书”，不能失信于老友们，只得拒绝了所有新闻媒体对他的采访。只有一次例外，却惹了不少麻烦。不过，雷震并非一个“怯懦之人”，以雷夫人宋英女士的话来说，在那些形同软禁、没有自由的日子里，“儆寰还是儆寰”，面对访客，“他一如往昔侃侃而谈，并不因为牢狱折磨而气馁，令听者为之起敬。他对异议人士亦颇关心，如对陈鼓应、王晓波、张俊宏等后辈多所关心，对于《台湾政论》的鼓励等均为显例，而他寻追民主自由的勇气，也获得后辈的敬重”〔3〕。不久，雷震在王云五的襄助之下（王系中山文化基金会主任委员）始入一家民间机构，即在该基金会从事“中华民国宪法诠真”专题研究，月领新台币四千元，以维持生计。然而，雷震没有想到老友王云五在此时竟提出与自己“绝交”，其事因乃三年前雷震曾经向最高当局秘密呈递过一篇《救亡图存献议》，此间在海外被莫明其妙地公开发表。当局对此甚为恼火，迁怒于当年为雷震出狱时“具保”的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等人，而王则又是三位“具保人”中地位最重要的一个。或许在王云五看来，这是雷震本人有意泄露出去的，已失信于朋友，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雷震语）。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正处在一个“恨萧萧、无情风雨”的寒秋季节。1968年年底，尼克松重返政坛，在当年的美国大选中，击败民主党人汉弗莱和独立竞选人华莱士，当选为美国第四十六届第三十七任总统。尼克松上台后，重新审视并检讨美国对台政策，深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对正在冷战之中的世界来说，尤其是美国的自身利益来讲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第二年尼克松也登上了长城。国民党政府亦即被驱出了联合国。雷震认为“这是国民党自作自受”、关门做皇帝的结果。此时，台湾“监察院”又通过了“吁请蒋竞选第五任总统”的提案，雷震再次感到国民党不思进取、无意革新、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一种惊人落伍之态。1971年12月13日，雷震出于改革之心，“拟写一个条陈给当局，其要点为改制以自保”〔4〕。雷震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兹奉陈《救亡图存献议》……本件绝不对外发表，震绝不参加任何活动，只是鉴于国家已届存亡危急之秋而表示个人意见……”此件还抄送给“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黄少谷、“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等人。这份《救亡图存献议》之初稿，经老友齐世英（《时与潮》杂志创办人，时为“立法委员”）读过，并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之后，雷震亲自前往景美镇大街“东山复印店”复印了六份，其中一份留给了傅正（当年“雷震案”涉案人之一）。雷震在七十六岁高龄向当局呈示《救亡图存献议》，虽与他的政治理想有关，却也有着“天真尽责”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说：“不佞常自慨言：‘我辈今日与国民党虽不能共享安乐，但却须共患难；有福不能同享，遇难却要同当’。”足见三十七年的党龄对他个人来说，不仅难以释怀，更成了精神上的一种负担。数万言的《救亡图存献议》共分十点，其大要如下：
一、……以求自保自全，并安抚台湾人，开创一个新局面。
二、蒋介石任满引退。
三、国民党应放弃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四、减少军费开支，健全军事制度。
五、彻底实行法治，保障人民自由权利。
六、治安机关应彻底改变作风，并严加整饬工作人员。
七、应废止创办新报的禁令。
八、简化机构，实行全面节约，杜绝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全部用于经济建设。
九、废除“省级”制度，以求行政组织能配合目前的现实环境。
十、大赦政治犯，以冀收揽人心，增强团结。
这十点建议，有着一定的现实语境。台湾学者任德育女士认为除废除“省级”制度、大赦政治犯等几点颇有独到之外，“其他建议在1959年中左舜生发表《抢救中华民国时间已经不多了》的改革十六点原则，皆可寻得类似概念，如精简政府机构、裁军、节约人力物力以谋经济发展、司法独立、保障人民一切基本自由与权利、根绝一党垄断等……”〔5〕《救亡图存献议》在其政治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中国民主宪政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雷震晚年对时局的思考，在大方向上基本与民社党领袖人物左舜生相一致，且都是“不以革命方式造成政权变动”，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思维。而这两份政治改革方案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左舜生提出仅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在台湾行使政权，雷震的看法较之左舜生的观点虽有点激进，但其本意是反对“两个中国”的。1971年7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驻日记者Harrison采访雷震，当记者问及是否赞成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自治时，雷震明确表示不赞成台湾独立，因为这样会造成流血。雷震还奉劝那位记者去采访高玉树（曾任台北市市长）时，“不要提出或讨论台湾独立问题”〔6〕。雷震在情感上始终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后人，就当时现实而言，“台湾现阶段的分治，并未排除未来经由民主方式与大陆统一的可能，故此与台湾独立所追求之两岸彻底分离仍有不同”〔7〕。雷震甚至说：“……只要看看‘台独’分子在美发表的宣言，当可玩味了，我们千万不可一味糊涂，妄自尊大。”〔8〕不过，也有一些朋友认为雷震此举过于“天真”。1972年2月16日，雷震赴时任“立法委员”的王新衡（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处拜年。王对《救亡图存献议》中的内容大都表示赞成，却又说不应送交蒋介石看，“白费心思，完全无用。……就等于孙中山革命时上书李鸿章一样是无用的”，并再三强调：“这里的局势是没有希望的，无法挽救……”〔9〕傅正也认为，“固然精神可嘉，尤其所提十大献议内容，更的确具有远见，但可惜还是有点不了解蒋家父子以及张群、严家淦、黄少谷三人的性格与作风，难免成为对牛弹琴，白费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