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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的理论和他推广这些理论的行为确实太超前了，别说一般智识的人难以理解，就连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的蒋梦麟（他的心胸雅量比蔡元培差得远）也认为，张竞生是北大教授中的害群之马。1927年，张竞生携同家人到杭州游玩，适值蒋梦麟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正是蒋梦麟向省府提议，拘捕张竞生，罪名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所幸张竞生得到老朋友、民国元勋张继的关照，才被从轻发落，驱逐出境，三年不许踏入浙江半步。
军阀当道，民不聊生，教育凋残，文化衰敝，国内的环境实在太恶劣。蔡元培旅居欧洲去了，张竞生亦步其后尘，第二次赴法游学。他得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的私人资助，遂以翻译外国名著为职志。张竞生原想集合同道翻译二三百种，但由于大笔经费无法筹措，终于只译出卢梭《忏悔录》、《歌德自传》等数种，凑成一辑“浪漫派丛书”。他第二度旅法，亦有多次艳遇，他去日出岛参加天体运动（与情人整日裸体相处）最有特色，但他对此涉笔不多，显然是意兴阑珊了。
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张竞生已经六十多岁，枯木逢春，老树开花，经人介绍，与南京的一位资深美女（三十七岁）建立了恋爱关系。在张竞生的提议下，两人在石头城与五羊城之间频频鸿雁往返，张竞生美其名为“通信试婚制”，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算是彻底勾消了张竞生长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侣的恨憾。张竞生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不再研究性学，又由于“名声不好”，得罪的学界权威太多，各大学皆不肯聘他为教授。1953年，广东省成立文史研究馆，他被定为首批馆员，写了几篇回忆录，较有价值的有1959年4月撰写的《南北议和见闻录》，更重要的是他的三部自传：《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版。他的晚景终归于恬淡，“文革”对他的冲击似乎并不大。这位发誓要活到一百岁的老人，八十二岁时因脑溢血猝死于故乡的茅屋中，而不是批斗场。他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没有娶欧妇，二是没有办成现代化的潮洲大学，三是没有完成翻译二三百种世界名著的宏愿。至此，他只有饮恨九泉了。
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人口学和性学领域的拓荒者，这大致是不错的。他倡导节制生育比马寅初要早出许多年，而高揭性解放性自由的大旗，更是先驱中的先驱。还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文坛的一颗流星，是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失踪者。他失踪了半个多世纪，在国内图书馆中很难再找寻得到他的著作。但张竞生身上也存在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他标榜“新女性中心论”，主张情人各得自由，互不干涉，可是他却对自家那位喜欢玩出走游戏的情人褚问鹃女士（“中国的娜拉”）不够宽容，在《新文化》月刊上发表《恨》一文，自曝家丑，极尽谴责之能事，不仅吐了恶言，还动了拳脚，被人捅到报纸上；他主张节制生育，自己却有五个孩子。凡此种种，大醇之中有小疵。但他整体上还是有趣的、可爱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国人能忘记他半个世纪，甚至一百年，但绝对不可能将他永远遗忘，他激活人性的壮举终将为中国有识之士所赞赏。
一代直声
一 代 直 声
？ 曾以亮
梁漱溟自命不凡，自视甚高，他吹起牛来尽兴尽致。1942年，他从香港脱险，返回大陆，居然毫发无伤，还写信给儿子梁宽、梁恕，大吹特吹：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惟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是一个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有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大凡才雄气壮的傲哥，个个善吹，儒家的至圣和亚圣都是吹牛高手。孔子吹嘘得还算挨边，“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则吹嘘得完全离谱：“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们的徒子徒孙吹嘘一句：“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也就不自觉过分了。梁漱溟深信自己是上苍的骄子，负有重大的使命，降临人间，自当众鬼辟易，百毒不侵。正如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份自信帮他挺过了一道又一道夺命难关。梁漱溟吹牛，吹到九十五岁，吹得极有底气，全然没有半点心虚，这倒是他的独门绝活。相比之下，鲁迅不怎么吹牛，活得很抑郁，甚至活得很焦躁，结果仅得五十五岁的寿数，不划算啊！吹牛岂可不大吹特吹长吹久吹哉！
若细细打量梁漱溟的外貌，我们确实会得出他是一位神奇人物的印象：高大而挺拔的身板，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坚毅的眼神，紧抿着的倔强的嘴唇，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桀骜而高贵的气质。这些外貌特征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
1893年，梁漱溟出生于一个日趋式微的贵族家庭。他祖父梁承光晚清时做过山西永宁知州，为防堵捻军，三十五岁即瘁力而死。他父亲梁济清末时做过内阁中书，后晋升为候补侍读，为人忠厚诚悫，好学精思，不愿与世浮沉，不肯随俗流转。尤其难得的是，梁济潜心儒学，却非常开明，他并不逼迫子女死读圣贤书，甚至认为好人家的子弟出洋留学乃是一件正当事，应该“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也不为过”。梁济平生最痛恨舞文弄墨的文人，认为他们总是以浮夸粉饰为能事，不讲求实际。他不尚虚务，专重实利，以利国惠众为高明。梁漱溟平日耳濡目染，接受言教和身教的熏陶，自然受益匪浅。小时候，梁漱溟体弱多病，每遇天寒，则手足不温，梁济对他格外放宽，和颜悦色，从不打骂，读书也任他杂览，不设范围。
十四岁那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同学少年，最富热情，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结为自学小组。而廖的年龄稍长，脑筋灵活，点子多多。有一次，四人上酒楼吃蟹饮酒，廖福申一时兴起，说是同辈间称兄道弟义结金兰很无谓，倒不如以各人短处命名，借资警戒。此议一出，众口交赞，大家都请廖来主持。他也不谦让，略一思索，即给王毓芬取名为“懦”，给姚万里取名为“暴”，给梁漱溟取名为“傲”，给自己取名为“惰”，均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梁漱溟读中学时傲的表现实有一端，那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特别喜欢作翻案文章，有时出奇制胜，有时弄巧成拙。一位姓王的国文教师十分恼恨梁漱溟的作文方法，便在梁的作文卷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差不多要算是诅咒了。好一个“傲”字，犹如硬币的两面，既是梁漱溟的短处，也是他的长处，他一生吃亏在此，得益也在此。
梁漱溟的傲可说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他能见贤思齐，并非目无余子。读中学时，他钦佩郭人麟的学问。郭比他低一班，对《老子》、《庄子》、《易经》和佛典富有心得，尤其推崇谭嗣同的《仁学》，其境界相当不俗。梁漱溟将郭人麟平日言谈集为一巨册，题为“郭师语录”，遂被同学讥为“梁贤人、郭圣人”，梁漱溟恬然处之，全无愧色。
时势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取向。梁漱溟血气方刚，身处一个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要么改良，要么革命，没有第三条路好走。在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梁漱溟放弃君主立宪的改良主张，选择了革命。1911年，梁漱溟剪去辫子，毅然加入汪精卫领导的京津同盟会。梁济是改良派，他告诫儿子不要铤而走险：“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孰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而已，不可从其后也。”父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梁漱溟年轻气盛，自以为真理在手，不遑多让，出语颇不冷静，梁济的感情却受到伤害。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即去《民国报》做记者。《民国报》的社长是梁的同学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梁原名焕鼎，字寿铭，写稿时常用笔名“寿民”和“瘦民”，孙炳文则想到另一个谐音的“漱溟”，因为古人只有枕石漱流的说法，漱于苍溟则是何等空灵，何等气派！从此，“梁漱溟”三字便精诚团结，永不分离。梁漱溟刚肠疾恶，又如何看得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再加上那班猪仔议员全然不以国事为念，只知嫖赌逍遥，蝇营狗苟，令梁漱溟感到极为厌恶。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是当读过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后，即对私有制的憎恨难以平息，对人世间触目可见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难以释怀。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信奉佛学，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满足是暂；缺乏是绝对的，缺乏之得满足是相对的。人生的苦乐并不决定于外界环境的好坏，纯粹取决于主观，根源在自身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欲望无穷尽，一个满足了，另一个又会冒出来，很难全部满足。当时，梁漱溟颇有点走火入魔，他十八岁即立誓不结婚，十九岁开始吃素，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普救众生，决定从实处做起，精研医术，悬壶济世。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穷元决疑论》，其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论，独崇佛学。说来凑巧，蔡元培刚从欧洲回国，已接任北大校长，他读到这篇文章，发生兴趣，便决定聘请梁漱溟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试想，一位二十四岁的青皮后生，没上过大学，没喝过洋墨水，只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就可以手执教鞭，登上北大哲学系的讲堂，别说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当年也无法想象，但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群贤荟萃，百家争鸣。梁漱溟跻身其间，感到不小的压力，深恐不能胜任这一教职。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担心难以担当这个职位，只权当来这里研究、学习好了。”梁漱溟在北大既开“佛教哲学”、“印度哲学”课程，又开“孔子哲学之研究”，既替释迦说个明白，又替孔子说个明白，佛儒并举，两不偏废。
正当梁漱溟的思想迈向豁然开朗之境，其父梁济却走向生命的末途。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济就做好了自杀的打算。他既痛心于清朝的覆亡，更痛心于“风俗”和“正义”的堕落。他一度也想寻求精神的出路，两次投书梁启超，四次登门拜访，均未得一字回音，未获一面之雅，不禁深感失望。1918年11月14日，离六十岁生日只差几天，梁济完成《敬告世人书》后，即自沉于北京积水潭。他期冀以自己的死产生震惊作用，让毁弃传统道德的世人扪心自咎，迷途知返。他在遗书中写道：“其实非以清为本位，而以初年所学为本位。”他认为世局日益败坏，竟至于不可收拾，乃是由于一班政客军阀朝三暮四反侧骑墙，不识信义为何物所致。梁济的自杀早于王国维的自杀，他的死确实产生了轰动效应，报章连篇累牍地报道，国务总理不甘人后，也写了还愿匾。废帝溥仪则乘机颁“诏”，赐谥褒奖。有哀感生敬者，当然也不乏批评蔑视者。梁济自杀后，梁漱溟深感内疚，他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多年教诲，反思自己的一贯忤逆，不禁深深自责。经此人伦惨变，梁漱溟闭关读书，苦苦思索，两年后，他宣布弃佛归儒。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个书生，是个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