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沙皇俄国实体的继承者，苏维埃俄国的意识形态自然也不能例外。从布尔什维克和苏俄政府倡行的某些仪式、挂领袖像等，即可隐约看到东正教圣礼或敬神拜圣的影子；在列宁逝世追悼会上斯大林所致的悼词，其韵律和格调也明显带有东正教圣事上的祷词风格，如其中一连就用了完全重复下列语句的六个工整的排比句：“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特别是联共（布）中央用水晶棺永远保存列宁遗体的决定，也是受到了东正教“圣体血”仪式的影响，即是想用领袖的遗体去替代基督的“体血”，并试图将领袖当作永生的神来敬拜。这种敬拜在以后又普遍引申为在办公室、会议室处等挂革命导师或领袖像……
东正教的保守性和不开放性，主要因于停滞落后的东罗马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封建制社会。迄今为止，它仍标榜“正教信仰是源自基督和使徒的纯一不变的正道”。
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不像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那样能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调适自己，而是严格尊奉一神教宗旨，敌视自由和进步，反对多元和开放。如它信守古老的基督教教条，不允许对神学教义、仪式作任何改造和革新；仍保持一整套繁琐的宗教仪式，严格守斋；它目光短小，不重视社会问题，反对教会生活的现代化；它甚至在祈祷时坚持用古斯拉夫语，而反对使用现代语等等。
十月革命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由于国内斗争的严酷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固有的革新与开放因素被窒息，而东正教和俄国专制主义传统中的保守与封闭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并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渐占了上风。如在指导思想上，斯大林就将列宁的无产阶级一国首先可以夺取政权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修改或发展为“一国可以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列宁在世乃至延伸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苏联早期党内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那种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朝气蓬勃气氛逐渐消失了，盛行的是斗争哲学和批判立场。如对国际共运外部是大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在国际共运内部则大批国际和国内各种所谓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这一切实际上都被斯大林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于是，对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之外几乎所有意识形态乃至学术流派持敌视和批判态度，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如著名的“李森科运动”就是苏联在遗传学领域开展的反科学行为。
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俄罗斯著名作家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曾有很深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并倾注到他们的作品中。普希金的早期诗作虽带有某种无神论色彩，但在其创作的晚期宗教则成为主题，其宗教意识得到充分表露。托尔斯泰被东正教会开除教籍，实际是因为他对上帝过于虔诚，而对教会产生反感和怀疑。他嘲讽了东正教那套繁琐的礼拜仪式，对基督教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重新解释和编写了《福音书》，以建立自己理想的人间天国。在其晚年，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宗教探索上。
刺进乌托邦咽喉的笔
？ 聂 茂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真名叫艾雷克·布莱尔（Eric
Blair），1903年出身于孟加拉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中学毕业后，他远戍远东，加入大英帝国的印度警察，被派往缅甸服役。奥威尔以后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个时期的行为忏悔和赎罪的。
斯丹·达尔说过，在文学作品中谈政治，有如音乐演奏会上的枪声，虽然其声刺耳，却使人不能不注意。奥威尔就是这种典型的例子。
这位头脑怪怪的天才作家一生坎坷，因为肺病，卒于1950年，享年四十七岁。可以说，他是二战后冷战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代表作为《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都是政治性忏悔文学。前者以童话的方式写成的政治寓言小说，继承了美国文学政治寓言小说的风格，如斯威夫特的《小人国游记》和《大人国游记》以及成人童话故事加洛尔的《爱丽斯奇遇记》等，让大人读来是政治讽刺小说，儿童读来是童话故事。后者独创性反而少一些。
据台湾学者张系国考证：事实上，在《一九八四》写成之前，俄国作家曾亚亭（Yevgeny
Zam…yatin）已经写出了不朽名作《我们》。它也是政治科幻小说，主人公D503是个数学家，连做梦都梦见数字，但最终还是背叛了“玻璃世界”和全知的“救世主”。从故事情节和写作技巧来看，《一九八四》受《我们》的影响较大，而文学成就却不及后者。
然而，《一九八四》远比《我们》的影响大。正如张系国所说的，因为奥威尔是英国人，作品恰好出现在二战后的冷战岁月，而曾亚亭是俄国流亡作家，作品出现得太早了，“先知先觉者因此反而吃了亏”。
不过，客观地说，奥威尔的思想更为锋利，他创作的人物更具寓言意义。特别是他作品中某些看似不经意的格言警句，实则是经验和血凝成的。例如在《动物庄园》中，有一句最伟大的格言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平等”。这是平等的“悖论”。透过这种逻辑的荒谬性和语言的欺骗性，多少罪恶正是假这种美名而大行其事。如果作者没有这方面的生活和感悟，他就写不出这样发人深省的文字来。
奥威尔还在《动物庄园》里列出了七条神圣戒律，每一条都是合理的，但每一条都是可疑的。比方说，任何动物不得杀戮其他动物，但是只要在前面加上具有欺骗性的“无故”二字，即不得“无故”杀戮动物，从而使残暴的“杀戮”变成了合法。又比如，任何动物都不得喝酒，但倘若再加个修饰词“过量”，变成任何动物都不得“过量”喝酒，从而肯定了喝酒这种行为。因为对“无故”与“过量”的考量没有公认的合理的标准，一切都是由掌握了话语霸权的统治者说了算。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是寓言而非预言，作者“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史（斯）大林式的暴政，即反独裁、反专制、反为了少数人的权力而不顾百姓死活的集团”。
它生动地描写了这样一个大洋邦。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居民，除了少数幸运儿赢了彩票有机会振奋外，平日浑浑噩噩，做活不起劲。有鉴于此，党内只好不时导演一些“仇外”节目，制造敌忾同仇心理……在他们的字典里，民族主义就是仇外主义。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他们有一个“迷理部”，就是专门公布虚假信息、愚弄民众的部门。
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漫斯顿·史密斯，他像大洋邦其他居民一样，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他在日记中写道：“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此理成立，余者亦然。”按照他的推想，大洋邦的“英国社会主义”早晚会对居民公布说：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需要，现在二加二已经等于五了。以此类推，如果党说，地球不再是圆的，它已经变成扁平状了。这当然也是真理。党说：婚姻不是男欢女爱的结果，而是为了完成党分配的任务：制造小党员。这也是大洋邦的真理之一。
大洋邦的荒诞理论在二十世纪的地球上却一而再地得到了实践。因此，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有如前苏联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这两部带有明显纪实风格的政治寓言小说一样，都是鲜血和生命的凝结，是撕心裂肺的控诉。因为“走出书斋的浮士德带给历史的仅仅只是一个文明的进程，而变成现实的理想乌托邦带给人类的却是一场名符其实的灾难”。这场灾难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以致古拉格群岛成了对乌托邦世界一个反讽的代名词，而日瓦格医生则成了千千万万受害者灵魂的化身。
当奥威尔大骂“烟草店的老板全是法西斯”时，他的笔锋已经刺进了理想乌托邦的咽喉。
热爱读书的民族
？ 华夫脱
许多民族都认为自个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这似乎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犹太人、日耳曼人何尝不是自视甚高？基督教诞生初期，受犹太教影响很深。犹太教认为上帝只降恩于犹太人，据说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这么一个优秀到“上帝惟一选民”地步的民族，当初肯定没想到若干个世纪之后竟然被希特勒那帮种族主义者鄙夷地判为应从肉体上消灭的劣等民族吧？在希特勒们的辞典里，犹太人已被上帝一脚踢开了，他们所属的所谓“纯种的雅利安人”——日耳曼民族才是不折不扣百分之二百五的上帝的选民呢。所以，种都是别人的坏，瓜都是自己的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事实证明，犹太人虽不是上帝惟一的选民，但也绝不是上帝的弃儿。犹太民族不仅涌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多，而且拥有亿万家财的富贾巨商也居于世界各民族之前。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一大批犹太人都是令世人瞩目的天才。在美国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中，犹太人就占了一半以上。犹太人能为这个世界贡献出这么多巨子，酷爱读书肯定是缘由之一。犹太民族的小孩稍微懂事时，母亲就会在《圣经》上滴一点蜂蜜，让自己的孩子去吻，使其从小就知道书本是甜蜜的。据统计，以色列人均拥有图书馆和出版社的数量居全球之冠。这个仅有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持有借书证的就有一百多万人。以色列的书刊价格非常昂贵，每份报纸售价六美元，订一份报纸每月需要一百多美元，而普通以色列人对订阅报刊却十分慷慨大方，每家每年都要订阅好几份报刊。这么一个崇尚读书坚持不懈学习的民族，竟然得不到丰厚的回报那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民族爱读书也是出了名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哪怕天快塌下来了，他们的书还是照读不误。苏联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够大了吧？然而就在数十辆坦克驶进红场的那一天，国际图书联合会第六十二届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主持会议的苏联女馆长把文化部部长介绍给大家说，按照惯例，作为东道主，国家高层领导人应该出席今天的开幕式，因为发生了意外，只好向大家表示歉意，但书籍是永恒的，书，也会给我们带来和平。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莫斯科的地铁车站、公园、购物的队列中都有手不释卷的俄罗斯妇女。苏联解体后，图书馆与民众的生活一样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但民众的读书热情却丝毫未减。即使在迄今尚未通公路或电话的村庄，人们依然坚持保存农村图书馆。莫斯科现有图书馆四百多个，每天到图书馆去学习的人总是在数千以上，人们在那里读书看报、准备功课。其中，三十岁以上的妇女越来越钟情于俄罗斯古典文学，用于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多。有的老年妇女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历史已有三十多年。秋千架上，白桦林中，常常可以看到祖孙同读一本书，母亲在给襁褓中的孩子讲故事……一点四亿俄罗斯人，私人藏书就有两百亿册，每个家庭平均藏书近三百册。有的家庭简直就是一个小图书馆，并常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邻居、同事和孩子们。中心城市是这样，边缘地带亦是如此。在海参崴，商店内没有顾客的时候，年轻貌美的女店员安静地坐在柜台内侧看书。在许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许多俄罗斯人手不释卷的专注神情，那书多是厚厚的各种名著的精装本。无论外界如何嘈杂，他们一如既往恬静地神驰在自己的世界中。这么一个爱读书的民族，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战胜呢？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美国人好像有点吊儿郎当，不大爱读书。然而这儿又用得上中国那句老话了：老黄历翻不得了。据调查，如今美国人业余时间最喜欢的三项活动的时间分配为：一是与家人和孩子玩，占百分之二十，二是看电视，占百分之二十一，三是读书，占百分之三十五，高居榜首。美国的孩子五岁就到公立学校上学前班，许多家长在此之前就开始让孩子读书。各种儿童教材层出不穷，公共图书馆定期组织各种阅读活动。例如，在波士顿的公共汽车或地铁上，常常看到前后左右的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读书。近年来，洛杉矶一年一度的图书节每次都吸引约十五万人参加。2005年全美的图书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学校的音乐厅、讲座厅都派上了用场，几乎每场演讲会门前都有人排队等候空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爱瑞克·奥特曼（即《当总统们撒谎时》一书作者）参与的一个题为“谎言、欺骗、掩盖”的讨论会，听众络绎不绝，门外不断有人往里挤，令组织者意想不到，只好出动消防队员来维持秩序。嘉宾有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女士、数位参议员、十几位前普利策奖得主。共有三百八十名作家参与了九十六场演讲会和讨论会，六个书朗诵或诗朗诵舞台剧参加了演出，四百家出版社的图书参加了展销。美国人很忙，但忙有忙的读书办法。大量图书被录音、制成光盘和磁带，供人走路、开车、健身时听。怪不得美国人在世界上这么牛气，原来人家也是个玩命读书的民族。
“青年”语源小考
？ 楚 人
《书屋》今年第八期《〈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一文中所述的“青年”并非近现代语词，更不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来华基督教组织创建基督教青年会时所新译定的名词，而是早已有之。如唐牟融《寄张源》诗云：“咫尺西江路，悲欢暂莫闻。青年俱未达，白社独离群。曲径荒秋草，衡茅掩夕曛。相思不相见，愁绝赋停云。”这里的“青年”便是指的年轻人。唐宋以降，这一语词出现得更多，如元无名氏《硃砂担》第一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