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感叹“纵虎出柙”，大有悔意〔34〕。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辗转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但在宣布独立前的一天（24日）他还给袁世凯一个“最后之忠告”，“痛哭陈词”。在此后的宣言、文告中他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当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企图缓和举世汹汹的人心以继续把持权柄之时，蔡锷在1916年3月30日给唐等的电文中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35〕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脱下皇袍还要继续做大总统的行为，并在4月18日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要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说：“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36〕此前，蔡锷曾表示袁世凯对自己“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37〕。
“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所以，蔡锷之起义反袁，是为了公义，为保卫民国，“为时势和良心所迫”，不能“兼顾私情”，因此，他从不否认自己对袁世凯怀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国、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对此他毫不后悔。1916年5月16日蔡锷在写给潘蕙英的家书中说：“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38〕他更在1月31日的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39〕好友石陶钧回忆他在誓师之时“早有必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40〕。陶菊隐也说，蔡锷在举义前向滇军将校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41〕其时，是否能打倒袁世凯、蔡锷也毫无把握，护国之举从力量对比上看，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护国军入川之际，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
蔡锷举兵反对袁世凯称帝之因，还可以从他自己的思想深处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连载发表《军国民篇》的长文，首次阐述了自己的军国民主义理想。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包含了富国强兵之义，他对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寄予厚望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样的军国民主义只有假手雄才大略的权威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5月在“二十一条”交涉时，蔡锷写给朋友曾广轼的信中提及袁世凯曾对他说过的话：“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蔡锷说，这话如果当真，那是中国的“无疆之福”，自己“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42〕。
作为信奉军国民主义的军人，抵御强敌、洗雪国耻乃是蔡锷最大的心愿。他对袁世凯抱有一些幻想，在这里可见一斑。当然，蔡锷还是保持着清醒、审慎的头脑的，并没有完全信赖袁氏的话。这在他未公开的遗嘱中也可以看出来：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伸正谊，以争国民人格。〔43〕
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之所以反对他称帝，竟然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人格”一词在袁氏的辞典中是找不到的。因为蔡锷自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以来，目光高远，已非传统的军人可比。他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近代职业军人，不愿做军阀，这在当时就是空前之举。蔡锷在《军国民篇》中说得明白：“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44〕他所理解的国民人格是建立在自尊、自立的基础上的，这不是旧权威袁世凯所能认识到的。
三、蔡锷与唐继尧
唐继尧：“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
“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45〕这从1915年12月19日蔡锷给梁启超信中的叙述也不难看出。蔡锷抵达昆明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46〕。此前，因为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人不稳的谣言四起，“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至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每石由三元涨至四元余，其他物值亦逐日加昂，风声鹤唳几有草木皆兵之慨……）”〔47〕。
1913年10月蔡锷进京前夕，他推荐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在云南不仅得军心，而且得民心，云南人道路传闻“蔡将军在，吾滇何至于此？”有人说唐继尧“忌蔡甚深”应该不虚，但唐最后同意起义反袁，固然是迫于云南“舆情尤为愤激”的形势，不得不然，同时，参加过同盟会、身历辛亥革命的唐继尧也并不认同袁氏称帝。
蔡锷离京前，当时在他身边的袁家普曾不无担心地问他唐继尧的意思不知如何，他则泰然回答说：“无碍。”〔48〕一方面可见蔡锷心中无私，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已成竹在胸。蔡锷对人说过，唐之为人“沉毅豁达，勇于任事，不愧血性男儿”〔49〕。否则他也不会一再提拔唐。先是在辛亥之际蔡锷任唐为云南北伐军司令，再支持唐为贵州都督，然后推荐他为云南都督。几次云南政局有变，都是蔡锷极力挺唐。当袁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唐和蔡锷函电往来，并派杨纯武为信使进京，当面向蔡锷表示“万难屈从。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50〕。
“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自“筹安会”发生后就非常愤慨，多次向唐继尧进言，“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但唐以不知道蔡锷等的意向所在、不了解各方面真相，几个月都没有表明态度。等到蔡锷在北京的住处被搜查、蔡引病离京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中“慷慨激昂之声浪复起”。直到蔡锷派王伯群先自己五日到昆明，将蔡锷在天津写的手书交给唐，唐才下了决心〔51〕。
这是蔡锷当时的说法。但当时从上海报纸的报道看也好像云南举义唐完全是“出于挟迫”，然而从大量当事人的回忆中可知，唐继尧并不是被动的。《中华新报》编的《共和军纪事》当时就说“其实大谬不然”〔52〕。早在1915年9月3日，唐继尧第一次与云南部分中上级军官秘密约定：（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三）严守秘密。10月7日，他第二次召集骨干说：“袁氏盗国，已成事实。吾辈卫国天职，各界信服；若不亟起图维，不惟外无以对国民，即内亦无以对良心。”当然唐也不是没有顾虑，“惟顾及云南一省之力，贫瘠之区，且止一师一旅兵力，而抗袁氏全国之师，众寡悬殊，实有以卵击石之虑”。不过无论何人，处于唐继尧的地位，都会有同感。但唐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决定，只要中部各省有一省响应，桂、川、贵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和民党接济粮饷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具备，就可起义。如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云南为争国民人格计，也要孤注一掷，起而反抗。
就在唐继尧暗中下决心之际，袁世凯也得到有关云南不稳的消息，曾派人前来调查。他想用禄位来拉拢唐，再以其他人来牵制唐，因此封唐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侯”，授“勋二位”（任可澄封为子爵，其他师旅长有封为男爵的）。所以当以唐继尧为首宣布云南起义的布告张贴出来时，唐前一天出的布告还在，署名赫然正是“勋二位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侯”。而贴布告的工役不敢将新布告覆盖在旧布告上，故就并排而列。有不满唐继尧者为此拍了照片，制版宣传。同时，袁世凯下令自1915年10月起给云南军官加薪俸，按月由中央拨付，并派侦探南下，散布谣言，说袁做皇帝逢官加一级。
唐继尧虽决心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因为极端守秘密，所以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显得很镇静。不少积极策动反袁的中下级军官曾秘密开会多次，议定了四项办法：（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送彼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53〕据受孙中山派遣返回云南策动起义的吕志伊回忆：“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保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54〕
从唐继尧与海外李烈钧、方声涛、李根源等保持联系以及愿意聘吕志伊为高等政治顾问之举都可以看出，他此时的行为未尝不是主动的。当唐专函邀请李烈钧赴滇时，有人劝李“恐有诈，不宜身临不测”。不过李信任唐。1915年12月12日，唐派代表带亲笔信到香港、上海、南京等地与孙中山、梁启超、冯国璋、陆荣廷、陈其美等各派力量接洽。等蔡锷抵达昆明发现唐已有准备后，所以他才会感慨“不图同辈已有惊人之决心与准备”（当举义之前，唐父担心失败遭灭门之祸，曾劝阻，唐不为所动）。
从陈嘉会1937年1月13日的日记可知：“蔡松坡之入滇起义，乃黄克强所极力疏通。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克强在美，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55〕
四条规约
蔡锷之所以坚持以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居后方，所有举义布告、对外文告、宣言都以唐为首，无非就是要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力。1916年1月，蔡锷与唐继尧、刘显世（贵州都督）之间有个共有四条的规约：关于滇、黔各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自主之；关于配置军队、筹备饷粮，滇、黔都督会同第一军总司令主之；关于军队行进、作战计划，第一军总司令主之，仍随时知照滇、黔都督，以期连贯；关于大局及对外事件，彼此商定后，由滇都督领衔行之。
这个规约曾在当年2月2日《共和滇报》公开发表〔56〕。据刘云峰回忆：“公事彼此均咨文。关于停战、议和等事，须得内外同意。”〔57〕
以往我们都以为云南巡按使任可澄是袁氏的亲信，其实即使他也不是完全被动举义的。当年的《共和军纪事》说：“滇省反对帝制，始由军人暗中主持，政界中人尚未与闻秘密，平居谈论，不过互相表示愤慨之词耳。巡按使任可澄直至十二月中旬李烈钧入滇后，始知唐都督有此决心。一日唐在将军府治筵为李洗尘，并邀任作陪，一一介绍之曰，某为李协和……任颇错愕。言谈之间，极表同情，并深以同襄义举为荣幸。是日下午，任即单衔致电北京，历数袁氏罪状，故任之参与大计虽较迟，而反对帝制之运动则为滇省之急先锋也。”〔58〕
陶菊隐说唐继尧交蔡锷带出的只是“三千羸师”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出发时带了与平时两个月一样的军饷给养费。1916年2月21日、29日，3月24日，6月7日，蔡锷一再致电唐继尧，要求补充弹药、兵员。从6月7日电中“迭电哀恳，究未照办”一语可见，蔡锷此举并未得到唐的回应〔59〕。蔡锷称自己率领的所有入川军队，“每月粮饷需五十万左右。出发以来，仅发火食公费，亦非廿万不办。滇军出发时，携饷不足两月，早经用罄，就地筹借，亦经罗掘一空。前月哀恳滇、黔，仅解到十七万，杯水车薪，立即告匮。如再无饷接济，将成饿殍。万望吾师于各属华侨，赶为设法，以解倒悬”〔60〕。这是他1916年5月3日写给梁启超的信，应是实情。6月28日，蔡锷在给梁启超电中也说：“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61〕
从蔡锷给梁启超的函电看来，当时蔡锷军队的处境确实极为困难。但要说蔡锷在前线曾多次请求增援，唐继尧总是空言搪塞，没有及时、充足接济饷械及时增兵，却无虚言，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却与事实不合，至少有过上面提及的十七万。虽然杯水车薪，却也不能说唐继尧对护国之举完全不尽力。为了筹集经费，唐曾将全省的教育经费完全提用，要求中等以上学校一律以延长假期的方式暂时停办。由此使得公务人员只得领取少数伙食费，欠薪年余未清，甚至敬节、养老各会及体仁善堂等慈善机关都得暂时关门。
“大云南”思想
袁世凯死后，战事结束，云南的援军却陆续向四川出动。7月19日，蔡锷致电唐继尧等责以大义：
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已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至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
梁启超在签注中说，当蔡锷与大敌相持于川南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闭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62〕
蔡锷哪里知道赢得护国首义美名的唐继尧，却抱有“大云南”的思想，想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造成一种“大云南的势力”（当时四川就有人说“滇军抱侵略主义”）。有人说，蔡、唐本来志同道合、相处无间，之所以始合终弃，是因为蔡锷困于大洲驿时，多次电唐希望接济械弹，唐无以应，不免怨愤。加上唐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