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香港的，都是用这个做的伪牌子。”他指着一堆废布料说。
“里边铺上一层稻草——”
“做好了可以打包啊，撒谎啊！反正知道是非的人很少很少。”
“搞消费就是这样嘛，做生意基本上就是一个骗。”
“我自己就不用自己的产品，我这个床垫是看着他们做的。”
“通气？做生意时不讲通气的，钱给了就通气了。”
……
这些经典的语言都是出自这个小老板之口。
“我们刚来也没经验，跟工商质监也不熟，以后还得你多帮着。”我这样说。他豪爽地答应了：“你们刚做要和质监工商搞好关系，没事的时候烟酒烟酒。我到时候可以帮你们介绍介绍。” 他说一般人都不会给你说这些，因为同行之间有竞争，我这个人觉得有钱该大家挣。他完全不知在他向我们热情地介绍经验的时候，正有一个黑黢黢的镜头对着他。他更不会想到我们这两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京城人挖了一个大大的陷阱等着他头朝下栽进去。
“北京好不好玩？北京我没去过。”他一脸的纯朴与率真。
可以说是这个小老板成全了我们的片子。那天，我和老邢是爆笑着回宾馆的，突然的柳暗花明让我们收获着成功的喜悦。我们到江边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以庆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幸运。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小老板可能因此倒霉。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事态会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2002年12月3日，上海收获着申博成功的喜悦，重庆却在经历着震荡与不安。这一晚《焦点访谈》播出了《名牌床垫哪里来》，详细记录了这些所谓的名牌从原料加工到半成品、成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8：00，重庆方面就开始行动起来了。上万名执法人员密布重庆市四十多个区县内的大街小巷，两千七百多个床垫生产厂和原料加工厂以及七百一十七个市场被迫接受了检查。两三天内，许多执法人员通宵达旦进行拉网式排查，战果累累：重庆市查封了假冒伪劣床垫七千多床、棉麻毡四千多卷、废旧水泥包装袋一万多张。我们在节目中曝光的几个厂家被查封、没收财产、重罚的同时判定终生不得在重庆境内从事本行业，其法人代表被留置盘询和拘留。而小老板董彦彬被处以十万元罚款并拘留审查。
我询问了重庆经侦大队的领导，他们非常解恨地告诉我，小老板制假售假的证据确凿，已经够移交检察机关的标准了，他很有可能被判刑。我的心一下坠落下去。仅仅是在几个小时前，也就是片子刚刚播完的时候，小老板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你是《焦点访谈》的？听说你曝了我们的光？”
“是的，因为你干了伤害大多数人利益的事。”
“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我吗？”这个天真的小老板，到这个时候了他居然还是相信我会给他通风报信，“我想做好的，可是卖不出去，人家买不起。那我们这个行业到底该怎么做？”
“反正不能像现在这样做。”我搪塞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这个行业没有标准。
“好吧，欢迎你到重庆来玩吧……”简短的通话之后他这样说。
“到重庆玩？”我说，“你不一棒子打死我才怪！咱就别客气了。”
“不会的，你们也是为了工作嘛，我们要赚钱，你们也要工作。”
我们通这个电话的时候，警车正闪着红灯驶向彬彬棉毡厂，一个小时后，他被执法人员绳之以法。我再次见到他时，他缩作一团，原本就很矮小的身体更矮小了。他不住地发抖。他看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很含糊“……我还要坐牢的……”我再问他，他不敢再说下去。他大概是说，我什么都跟你说了我还要坐牢的。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3）
我无言。我只能无言。我们用黑洞洞的摄像机对准了他，我们让警察将他带出来再带进去。我屏住呼吸。我是记者。他干了不该干的事罪有应得——可是，可是在他破坏了一种道德秩序的同时，我也以另外一种方式破坏着人间基本的道德秩序。我破坏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对人的信任。这一次的经历很有可能成为他今后处理人际关系时考虑的一种决定性因素，他也许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信任人了。我又将如何弥补这个遗憾呢？如果真刀真枪地杀一场，也许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作为记者，我们以破坏道德秩序的方式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这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在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同时，我们应该怎样去遵守良心的道德律令呢？
“申记者，喝水。”一杯热气腾腾的水递到面前。
“给他吧。”这也许是我惟一能做的。
我可以感到他接过水杯时那一刻的意外感动。他的手仍在发抖，杯子里的水都倾了出来。
“你知道，我们都不想看到这种结果，但你的行为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这样。你要好好配合执法人员的调查，这样才能早一点出来。你可能会想不通……”
“我知道了，也想通了。有一点想不通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应该先整顿一下，我们不听，再抓人。我这个厂子是最小的，你帮我说说好话吧！看在我们的交情上……”他仍相信我们是有交情可言的。从头到尾，直到手上戴了手铐的时候，他都没有用仇恨的目光看我，他的目光中自始至终有的只是感伤和无奈。
“拿件棉衣给他吧——”我能说的只有这一句。
回来的路上，我暗暗地哭了。
两年来，几乎每一次采访拍摄都让我内心充满着情感的矛盾、纠缠和撕扯，每一次我都感到，自己内心交付的情感成本远远超出了做一部片子应该支付的成本。这一次来的尤其深重——我自欺骗始，亲手将这个人送到了牢里。我想起了《秋菊打官司》中那最后最沉重的一幕：秋菊疯也似地跑到高高的山坡上，目送老村长被警车远远地带走——
我的心在沉落。
更让我不能承受的是，这个行业本身没有标准。由于《焦点访谈》这部片子，国家经贸委、国家质监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几个部长连夜开会，最后协定以《絮类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作为强制性标准，这个标准远远高于原来轻工业部的关于《弹簧软床垫》行业的推荐性标准。执法者有了这个利器之后，一夜之间横扫重庆市，许多厂家被无辜地卷入其中。为我们提供线索的一位“线人”的床垫厂也被查封并处罚款，许多家庭的命运一夜之间被改变了……
一个片子的影响力超过了它本身预期限度。这无论对于《焦点访谈》还是节目制作者，其实都未必是一件可以盲目乐观的事情。国家加强整治的力度固然无可厚非，但在力度一旦失去了适度，势必会走向愿望的反面。如果因为影响到某几个人的仕途和业绩，携着私愤矫枉过正就更不可取。游戏规则本该是固定的，法制本不应该是信手拈来的。
看着当地领导和执法人员忙碌的身影，听着他们通宵达旦战斗后沙哑的嗓音，感受着他们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革命热情和保卫人民保卫家乡振臂一挥的决心，我怅然若失。
在通向理想的大道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行走？
也许，道路始终在我的身后……
《白笋 黑心》随笔
喻晓轩
从湖北拍完《白笋 黑心》节目回来，有一段时间，我右手食指又痛又痒，那是体验被烧碱浸泡的竹笋时留下的纪念。当时，作坊老板生怕我掌握不好放烧碱的量，热情地邀请我亲手体验，说是放多少烧碱，全凭手上的感觉，要摸着有点滑，有点腻，那才对。我硬着头皮下了手，那竹笋倒是摸着又滑又腻，我的手，惨了。后来，用熬笋的双氧水做实验时，看着水泥地上翻起的白沫，张林刚同志险些呕吐。这就是我们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在批发市场里有，在超市里能买到的“绿色食品”。
审片时，敬一丹大姐开玩笑说，年会时可以上个节目，记者间的一段对话：做什么？竹笋，化工的；吃什么？辣椒，硫磺的；睡什么？床垫，黑心的。这就是我们每天忙碌的事情，虽然播出时挺震动，但心里真是不轻松。
节目播出后，听说湖北当晚采取行动，查封了多少多少吨竹笋。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担心，当地的竹笋生意短的做了三、四年，长的做了十多年，节目播出后采取行动，算是早还是晚？化工竹笋在湖北没了，在四川会不会又出现？在江西会不会遍地开花？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无法回答。
这个节目能拍成，“线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做竹笋生意有很多行话，比如说有干货、水货之分，做买卖时，不能问多少斤，要问多少包装，最好的笋是玉兰片，产地在云南等等。要取得作坊老板的信任，这些知识是必备的。全靠“线人”悉心传授，我和老张在短短一天时间，俨然成了长年做竹笋生意的行家，还真唬住了不少人。最让人感动的是，“线人”还主动要求和我们一起暗访，怕我们穿帮有危险，有应付不来的专业问题，我们就可以推给她来解决。暗访的节目也做过不少，像这样干脆的“线人”，还真难碰到。后来她说：帮助我们是因为良心发现，她不希望再有人吃这样的竹笋。分手时，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在心里，我觉得她是朋友。
假床垫黑心笋以及穿着白大褂的鬣狗（4）
这个节目能拍成，张林刚的长相和经验起了不少作用。开拍前，商量老张的身份，定位为江西某地土特产公司经理，东北人，来江西开拓市场，有着大把的钱不知往哪儿花。后来，“线人”一见老张，就指着他说：你像我们经理。就凭老张这张忠厚的脸，所有的作坊老板都萌发了在他身上赚上一笔的想法，加上老张沉默少语，更让人觉得此君来头不小。于是，在我和“线人”同作坊老板喋喋不休的时候，老张大可以从从容容地到处考察，大老板嘛，都这样。所以，在画面上，该有的都有，精彩的话语一句没漏。
最遗憾的是在超市没有采访。当时因为超市不让拍摄，我和老张都有些匆忙。其实，在现场能问上一两句，比如，这笋好不好卖，味道怎么样等等，就比单纯展示产品效果要好。这个疏忽确实不应该。
我们这次做的节目，打的是北京酒仙桥医院。在采访以及后期编片子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头皮一阵阵发紧。本来以为今年又出了什么时髦的病毒让我赶上了呢！后来才知道我这症状还真和我采访的这家医院有关系。
穿着白大褂的鬣狗
陈远达
不记得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任何一个社会，有两种人不能失去良心，一个是法官，另一个是医生。因为法官没了良心，社会就失去了公正；而医生没有了良心，人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最后的保障。没有良心的法官，咱们《访谈》的记者见识过一些，至于没良心的医生，咱们遇到的不多。而且我敢说在大多数人心里，医生一定比法官要正面得多。你想想，医生是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白衣天使”呀！是在你最虚弱最痛苦的时候，来帮你解救你的人呐！他们的良心怎么能坏了呢？
我们这次做的节目，打的是北京酒仙桥医院。在采访以及后期编片子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头皮一阵阵发紧。本来以为今年又出了什么时髦的病毒让我赶上了呢！后来才知道我这症状还真和我采访的这家医院有关系。
那么酒仙桥医院都干了些什么呢？这家医院有两个科室能做一种心脏介入手术，这种手术是从人的大腿股动脉插入一根导管，这根导管从切口一直伸进人的心脏，然后在里面放支架或充气球囊来治疗冠心病。由于是用在动脉里的医疗器械，国家规定是不能二次使用的。原因很简单，打针用的注射器都不能反复用，在血管里掏来掏去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在北京的许多手术室里，医生们做完手术根本就没把那些沾满鲜血的导管销毁，而是大明大亮地收起来了！
不销毁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种导管、支架、球囊实在是太贵了！在酒仙桥医院，像这样的导管一般要将近两万元一根！如果你要问为什么这么贵？医生们一般会非常同情地告诉你：谁让咱们国家不会生产呢？这些可都是进口的。知道吗？进口的东西哪样不贵呀？ 还是乖乖地掏钱吧！
这种说法颇为皮相，这些导管、支架、球囊为什么这么贵，《访谈》组范本吉的《支架为何卖天价》告诉了你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说：最贵的支架在国外只卖到三百多美元，可在北京的医院里，最便宜的一个要两万元人民币！由于价格昂贵，医生们就动了废物再利用的念头。用过的导管看看没坏，拿下来洗洗涮涮消消毒，等下一个病人躺到手术台上时，一刀剌开他的大腿动脉，再塞进去用一次！反正病人躺在那儿，打了麻药跟死了一样也不知道，这样一来，一根导管不就省下来了吗？
可省下来的导管，患者也别以为医院会少收你的钱！如果今天大夫心情好，说用了旧导管（全北京心内科的大夫都知道，这叫“2号管”），便宜一点吧！好，一万，打个五折！如果大夫近日手头有点紧，说用的是新导管，那对不起了，两万块你一个子儿也不能少！省下来的导管干什么用呢？比酒仙桥医院更有名气的医院的大夫们，就可以拿着它们去“走穴”，去别的地方、别的医院做手术时派上用场。或者等攒够一定数量，这些实际上用患者的钱买来的导管，就会重新回到那些医疗器械经营公司，换成一沓沓花花绿绿的大票子，这时自然是没有患者的什么事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非洲大草原上的一种动物：鬣狗。这种狗虽然也属食肉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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