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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还会延伸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是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拿过来，它要交税，那么将来资产公司把它卖出去还要交税这样一来，别人还来不来买，别人买的时候也会考虑，买进来我还有这么大一堆费税或许将来这个资产的产权是怎么回事？明不明确？说不定过去是国有的，就比方说土地，还没有土地证，还没有产权证。
到了搞了三年了，有一定经验了我主张应该用法律的形势，这样来保护国有资产保全国有资产这个工作，才能够顺利进行。
我们最近还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国外的一些投资者他们很有兴趣，对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不良资产的处置，他们很积极，很希望来参与这项工作。很多的国外的这些中介机构或者是投资者也都来跟我们接触，我们接触的也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条他们就给我们提出来了，如果说他们买了参与我们的处置不良资产，他们能不能享受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家所赋予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就很难回答的了。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如果像这些具体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也来没有办法怎么做。
所以这又是刘教授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关键的，最终应该建立健全的这种法律制度。大家都依法可循，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做，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有一个疑惑，柏女士，就是你们的资产管理公司一直在讨这种不良的资产，你说它盘活也好，或者帮助也好，当然你也在清讨。那么你们也要生存，或者说你们也有一个正常公司的运作，你们没有一定的这个投资或者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去支持你们。
因为现在在我们这四家资产管理运作的过程当中，都碰到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譬如说我们现在人家抵债给我们一栋楼，这个楼现在整个的框架都有了，它现在就没有钱来进行内部的装修，结果没办法，那如果我们再能给一点投资，让它的这个装修能够做好，我们将来以后再处置它这个价值的提升是远远远远地高于我们现在卖出去的价格。现在谁要你一个破的楼破的框架子，人家还要花很多的钱。如果我们有这么一点点的话，我们就会提升这个资产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在呼吁，我们也在请我们的有关的部门能够研究是不是可以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能够给予支持。使得我们的资产的处置，能够提升它处置的价值，能够得到回收最大化。
刘教授你觉得呢？
如果政府要资产管理公司单纯地讨债，不是盘活。那你就这样，收上钱全交给我，没有收上来接着收。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的经验证明，不能单纯地去要钱讨债，还要把企业或者现有的资产死的变活，坏企业变好，那就要给它一定的机动权限，当然政府主管部门是担心把钱再用坏了，再出坏资产。如果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呢，那就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我是主张这样要给点机动权限，这个要法律程序把它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实现双向的任务；一个是讨债，就刚刚我说的，欠债一定要还，另外一方面我们大量的工作呢，要把资产死的盘活，要把企业坏的变好，那就要给点机动权限。这样的话，就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更大限度地，更大范围活动余地，它使得它一万四千亿，可能就是说，多保全一些；就有些确实收不回来算了，但是确实有条件能把它搞活的，甚至是增值的呢，那你为什么不放手让它去做呢。
就像刚才柏女士举的那个例子，一个很好的大厦，结构什么都有，就像一个姑娘一样，就没身好衣服，给她置办一身好衣服，可能就能嫁个好人家。所以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但是做起来有时候可能是很困难，但是柏女士我们探讨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理论和现实总是有一定的脱节，在你们实际的这种工作当中，有哪些在环节上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疼？
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我们三大任务的这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自身承担的这个任务，譬如说，我们又要资产回收最大化、又要支持国企改革，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把握好，现在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是现在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职工的下岗的问题。所以现在在我们这个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由于三大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那真是一种新的挑战，你又要把握好这个政策，又要考虑到眼前我们的收现，还要考虑以后产生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你又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的回收的最大化，你还要考虑到这个社会的安定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大局是要发展，还要稳定，改革、发展、稳定这是我们的大局。所以作为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在我们的实际的运作的过程当中，真正是对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全体的员工是一种新的挑战、新的考验。你的政策水平怎么样？你的管理水平怎么样？你的知识水平怎么样？能不能把握好？我们的同志说，资产管理公司好像目前像走钢丝一样，这个很难，又要维护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要多收一分钱，那国家的财政就会减少一分负担，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任务还是很艰巨，但是也是很光荣的；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这样一个政策下，我们扮演的角色应该说很重要的。
我们国家四大AMC公司呢，它们始终都是在拿捏一种分寸。因为它们运行的这种外部环境也好、内部环境也好，都不是说特别地完善，这三年了，三年运作下来我们谈了这么多困难，不能说困难更多的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一种心得，或者说一种体会，那么我们三年工作下来，确确实实大家可能关心的这一万四千亿的不良资产，我们最后解决了多少？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成效？可能不光光是帐面上的数字了。
我们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到（2002年）的6月底，6月30号，我们四家共同现在已经处置了帐面的资产是两千一百亿，不包括债转股，就是债权的处置，是两千一百多亿；我们回收的现金是四百五十四亿，四百五十四亿现金，非现金资产不算；我们还有几百亿的非现金资产，就是实物资产，这个还没有变现。如果将来变现，肯定要会有一些收入的，平均我们现在的回收率是达到了21％多一点，将近22％一个水平，那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水平我们认为还是不是很低的。
我问三位专家，从刚才数字上来讲，这三年的工作，你们觉得呢，就单纯从数字上来讲。应该说以国际经验来看，资产回收21％的回收率，不应该算低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日本的不良资产回收一般都是从5％开始，100块钱资产能够5％—10％回收。这就是一个过去二、三年，过去几年，日本处理不良资产常常是这样。按照这个水平，那么现在能够处理到21％应该是不错的，当然我们也以另外一个角度讲可能现在处理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按照顺序是先易后难，所以这个也要充分估计到为什么现在相对好一些，可能也有点这个因素在里面。当然经过我们努力，我们尽量地把它做得好一点。我觉得他们和外国的这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比，他们工作难度要大得多，所以说百分之二十几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还是非常不容易了，我们在座的都应该是我们业界的人士，真的应该为自己的这种工作鼓鼓掌，我怎么听不到。你们非常不容易，当然我们从简单的这种数字上来看，它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地来反映我们这种工作的成效，就三位专家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因为你们在研究金融业界，你们在研究他们的工作给我们这种金融业，或者带来的哪些好的变化也好，或者有些作用，你们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首先一条就是说它成立的那天接受资产开始，首先它就是对四大商业银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万四千亿已经划过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后这个所得资产理论上说，在国外也是这样，你实际上是说你能收回多少，是尽可能收回多少，也不可能都收回，如果你都收回的话，那就跟变戏法一样了，那就是好像只要成立四个公司，就可以把这么国有多坏帐就解决了。所以不能给柏女士她们压力太大，压力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它能收回多少，就收回多少，这是国际上通行的要求；你本来收不回来的，你收回来一点，就是得了一点，这个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好处。
第三个成绩，我觉得多少就是说对涉及这些资产的这些企业，由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专门一个公司，去跟它们去处理债权债务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间，我想多多少少会让这些企业能够意识到，还是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行处理这些事情；而且对这些企业肯定会在不同的程度上，促使这些企业去改善自己的经营，改善自己的管理，改善自己的机制，这个我觉得这也是而且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坏帐有人管了，管的过程中间，咱还得按照规矩来，不能说一个政策，或者领导人一个说法就免了、就算了，不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说确实使一些企业，所涉及的一些企业，它起死回生，甚至是扭亏为盈。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就是说，确实是把国家所要实施的债转股的这项政策给它实行了，如果没有这四家管理公司，债转股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是解决不的，不能让银行去持股，你只能够让资产管理公司去持股，所以它把债转股的程序上能够给它解决，本身也是一个贡献。那么刘教授刚才金先生提到的债转股这项工作是不是对我们国家来讲意义非常重大？
债转股就是其他国家处理债务问题上也有这个做法，我们是因为法律上不允许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法律规定它，不许在企业直接投资的问题，所以它有个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就解决了这个难点。一方面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下降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下来了，就是利率，负担减少，它可以有条件地进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或者是改制的工作了，打下个基础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它是有积极作用的，它现在这两方面都得到好处，一个是商业银行把包袱拿掉，坏帐率、不良资产率、贷款率下来了，那么它可以研究股份制改制怎么样地进一步改造商业化经营管理，它就有条件了，国有企业有了这个条件，有了债转股以后，资产负债率下来了，利息负担也减少了，它也有条件自己的改造，自己的改革往前推进了，走股份化的道路，包装上市，这都可以，就是对这两面的，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以外，另外帮助一批企业搞活了，刚才柏总说了很多故事，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又搞活了一批企业对国有企业改变面貌，当然起了很大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刚才金所长讲过的，就是我们工作坚持下去以后，给大家一个依法还贷，这个叫建立严格的规范的信用观念，确实起个促进作用，这个方面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现在下力量去有个专门的机构，刚才说四大公司一万多人，下力量去搞活不良资产，这个对财政减轻压力来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否则的话这都是得财政背下来的，对减轻财政负担确实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个环境下，能有走这么一步相当不容易，因为我们不容易在哪儿呢？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法制观念，没有这个信用观念；另外呢，地方政府各个利益主体都在干预你，那么你又没有经验，外国这些经验拿过来以后好多它一下子行不通。就得靠去闯，挨家挨户去要，挨家挨户去帮，三年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不只前面说的，我认为两点：第一条，闯出一条路，积累了经验，杀开一条路，这个不容易的，没干过的，我是干银行这么多年了，这个事没干过，很不容易，杀开一条路，积累了经验，趟出一条路来，探索一条道路；第二个，培养了一个很好的队伍，这个队伍经过三年的锻炼，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环境，新的问题、困难，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修养，都在提高。所以我觉得，不要看单纯看这个数，这个数本身就不简单，就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全面看下来，那这个成绩是巨大的。从成立到现在仅仅三年的独资非银行机构，它我国的金融业改革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像柏女士说的，他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许起初的真诚会比较困难，但是就让我们一起关注它，一起帮助他们完善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这样我们相信他们的路会越走越顺。同时呢，对我国的金融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百家讲坛》，再次用掌声感谢我们四位嘉宾，谢谢四位嘉宾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