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数量就该比目前大得多，然而各种降低对人 口抑制的手段无疑也要少得多。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表现在，目前几乎全世界的劳动者 都只能取得较低的工资，它部分地是由土地的必然的状况引起的，部分地是对农产品和 劳动的需求的过早抑制所造成的。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人们觉察出来， 它不容许人们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有任何松懈，因为它是完全地、必然地由土地的状况 造成的。
那么看起来，对人口增长的必要抑制的相应强度几乎不依靠人类在耕种土地中所作 的努力。倘若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以最有见识的、最有效的方式加以引导，那么使人口 同生活资料保持相应水平所必需的抑制，非但不会减轻，反而很有可能会发挥出更大的 作用，而且劳动阶级的境况由于取决于获取生活资料的便利，非但不会得到改善，反而 很可能会恶化。
所以，我们认为，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人类的行为和制度，使人口的自然增长必然 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
自然法则决定着当不存在抑制时人口的增长率，也决定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用以养活 人口的食物的另一种很不相同的增长率。但是，尽管自然法则无疑是使人口增长必然受 到经常而巨大的抑制的原因，然而，人类和社会制度也负有非常巨大的责任。
首先，人类和社会制度肯定要对目前地球上人口稀少负责。倘若社会制度和人们的 道德习惯几百年以来一直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和农产品及劳动力的需求，那么，几乎 所有大国，不管多么先进发达，其人口都可能是现在的2倍或3倍，许多国家的人口则可 能是现在的10倍，甚至100倍，而所有居民的生活却会象现在一样好。
其次，尽管在改变人口所受抑制的相应强度方面和在改变这些抑制对实际人口所施 加压力的程度上，人类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暂时的，然而，人类对抑制的性质和 起作用的方式上却有着巨大的、十分广泛的影响。
政府和人类（社会）制度并不是在消除人口所必然受到的抑制（即人口增长必然会 受到抑制，而不致充斥全球，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违反自然规律而不可能发生的事） 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在对这些抑制加以引导，尽量减少给社会道德和幸福造成 的损害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我们从日常经验中获知，它们的力量是巨大的。然而，尽管 如此，必须承认，政府的力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因为要达到的目的主要靠个人 的行为，个人行为难以凭借法律产生直接的效果，尽管它可能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影响。
我们如果更加仔细地考察那些被划归为预防性和积极两大类的抑制所具有的性质， 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人们会发现，这些抑制可分成道德抑制、罪恶和苦难。按照自然规律，要是认为人 口增长的某种抑制是绝对不可避免并且人类制度对这些抑制中的每一种抑制所起的作用 的程度发挥影响的话，那么要是不将所有的影响，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发挥出 来以减少罪恶和苦难的总量的话，就会产生重大的责任问题。
当把道德抑制应用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论题时，可以给道德抑制下一个定义，就是出 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 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所有其它 的抑制，无论是预防性抑制还是积极抑制，尽管它们程度上差别很大，但都可以归到罪 恶和苦难上去。
其余的预防性抑制是，使得大城市里的妇女不能生育的那种性交方式；性道德的普 遍败坏，其效果与上面使妇女不育的性交方式类似；反常的恋情和防止不正常的性交所 产生的后果所采用的一些不适当的方法。这些显然都可以归到罪恶这一类下面。
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包括以任何方式过早地缩短人的寿命的一切原因，例如不利 身体健康的各种职业、繁重的劳动和长期在露天干活或生活、由于贫困引起的饥寒交迫、 对儿童抚养不当、一切暴行、大城市和制造厂、一系列常见病和流行病、战争、杀害婴 儿、鼠疫和饥荒。在这些积极抑制中，由于自然法则引起的那些抑制，我们专门把它们 叫做苦难，而我们自己招来的抑制，例如战争、一切暴行以及其它许多我们有能力加以 避免的抑制则具有混合性质。它们是由罪恶带给我们的，其后果则是苦难。
以不同的方式绪合在一起并且以不同的力量起作用的这些抑制中的某些抑制，正在 我们所熟悉的所有国家中发挥作用，它们成为把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直 接原因。
我在《人口原理》一书中已对我们最了解的大多数国家中这些抑制情况作了概述。 我的目的是要在每个国家中追踪在限制人口增长上看起来最有效的那些抑制，并设法一 般地回答库克船长提出来的特别适用于新荷兰的那个问题，即，是用什么方法使该国的 人口保持在能生存得下去的数量上？
然而，我们几乎不能指望，我们将看到的有关各国情况的一般性叙述会详尽得使我 们能确定我们所能描述的每一种抑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人口的自然增长。特别是 不应指望，这种一般性叙述能使我们了解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抑制能普遍实行到多大程度。 因此，我们尤其必须注意未婚者和晚婚者人数最高和最低这两个数。供养家庭的困难造 成推迟结婚。尽管无法确定这种晚婚所导致的不正常程度，但把推迟结婚称为对结婚和 对人口的谨慎抑制却是有用的。人们会发现，这就是预防性抑制实际起作用的主要方式。
只有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能取代巨大的苦难和大量的死亡。假如说这种预防性 抑制主要地是通过对结婚的谨慎抑制发挥其作用，那么如前所述，显而易见，直接立法 就起不了多大作用。谨慎抑制不可能凭借法律来实现而不致严重违反人们生来就有的自 由和不致产生更多罪恶的大风险。但是，公正而开明的政府十分巨大的影响和完善的财 产保险在培养人们谨慎的习惯方面任何时候都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习惯的主要原因和结 果我已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IX章第250页中作了阐述。
由于实际工资高，或者由于拥有支配很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权力，可能会出现两 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人口迅速增长，高工资主要被花在供养大家庭上；另一种是，生活方式的明显提高，人们享受到生活的便 利条件和舒适品，却没有引起人口增长率相应的加速提高现象。
在观察这些不同的结果时，究其原因显然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的人民中存在的不同的习惯。在探究这些不同习惯的原因时，我们一般地来说 是能将产生第一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压抑下层阶级的一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得他们 不能、也不愿意进行从过去到将来的推理，他们准备默认其标准十分低的生活上的舒适 和体面。我们能将产生第二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有助于提高社会的下层阶级的地位的一 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他们最接近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瞻前顾后”，因此，不能耐 心地默认那种剥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保持体面、道德和幸福的手段的想法。
在造成上述第一种特征的因素中，人们发现最有效的因素就是专制、压迫和愚昧，而造成后一种特征的各种因素中，最有效的因素是公民的自由、政治自由和教育。
在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公 民的自由。如果一国人民对于自己辛勤的、公正的、受人尊敬的努力是否有自由发挥的 机会毫无把握；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或可能会获得的财产是否会得到现有法律公正实施的 保护毫无把握，那他们是不会习惯于为未来制订计划的。但是，人们凭经验知道，没有 政治自由，公民的自由不能长期确保，因此，政治自由几乎同样重要。除了从上述观点 来看必须具有政治自由外，政治自由还会迫使上层阶级尊重下层阶级，从而显然有助于 教会下层阶级尊重自己，这必定会大大增加公民自由带来的各种好处。
关于教育问题，在一个不善于治理的政府的领导下，教育肯定可能得到普及，而在 别的方面搞得很好的政府领导下有可能把教育办得很糟。但是，就教育质量和普及程度 而言，必须考虑到，人们总是喜欢后一种政府。光教育本身对保障财产是起不了多大作 用的。但是，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 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这些习惯不同程度地存在，加上由其它习俗以及土壤和气候不 同程度的影响造成的大小不等的死亡率，在各国、在不同时期对人口增长起突出作用的 几种抑制的性质和每一种抑制的力量必定具有巨大的差别。根据理论不可避免地作出的 推论，已完全被经验证实。
例如，从我们所了解的古代各国和世界较不开化的地区的情况看，战争和各种烈性 病是对人口增长的主要抑制。频繁的战争及其对人类的极为严重的破坏，加上有案可查 的瘟疫、饥荒和致命的流行病，已对人类造成极大的消耗，以致极为巨大的人口增长力 在许多情形下不足以补偿损失。我们马上可以看到鼓励结婚的根源和为增加人口所作的 努力。这些鼓励和努力，几乎毫无例外地不同于古代的立法和一般政策。然而，有少数 人看得更远，他们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更好的办法时完全清楚，在他们所能想象的最 完美无缺的政府的治理下，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贫困和苦难。他们所 提出的补救办法坚决而又激烈，这同他们所了解的罪恶的严重性是相称的。甚至鼓励人 们结婚的注重实际的立法者似乎也认为，源源不断地生出来的孩子对养活他们的生活资 料来说有时确实太多了；似乎还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为了应付这个困难，并用劝阻 人们结婚的办法来防止困难的发生，他们经常默许杀害婴儿这种不人道的作法。
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生作用。除普 遍的道德败坏可以作为一种最糟糕的预防性抑制发生作用这些情况以外，人口的很大一 部分生殖力都发挥了作用：偶尔有多余的生殖力为某些激烈的原因所抑制。这些原因几 乎完全可以分成罪恶和贫困。人类总是有能力避免罪恶和很大一部分贫困。
回顾现代欧洲各国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情况，与古代和世界许多未开垦地区相比，看 来积极抑制较少，而预防性抑制较多。战争造成的破坏无疑已经减少，因为不但总的说 来发生战争的频次下降，而且战争的创伤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养活人类的生活资料都 没有从前那样大的致命性。尽管在现代欧洲历史的初期，瘟疫、饥荒和致命的流行病时 常发生，然而由于社会愈益文明和进步，它们发生的频次和死亡人数都大大减少，在有 些国家它们现在已经几乎无人知晓了。对人口增长的这种积极抑制减少，预防性抑制的 作用必然随之增加，因为积极抑制在程度上比粮食和人口的实际增长肯定要大得多。或 许可以有把握他说，在现代欧洲几乎所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目前使人口与实际生活资 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主要抑制，就是对结婚的谨慎抑制。
然而，我们将现代各国的情况同登记表上的数据进行比较时，仍会发现主要起作用 的几种抑制在其性质和力量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登记表最能 说明问题。欧洲一些地方的情况至今尚未得到改善，仍然遭受频繁发生的瘟疫和致命的 流行病的折磨。可以料想，在这些国家很难看到对结婚进行谨慎的抑制的迹象。但是， 即使在情况已获得改善的国家里，还可能存在这样的环境，致使大量人口死亡。人们知 道，大城镇对人类的健康不利，特别是对儿童的健康不利。低湿地带的不卫生状况如此 严重，以致在某些场合，即使把大城镇里人口的生殖力全部释放出来（这种情况很少发 生），人口增长的原理也会被抵消掉。
苏斯米尔希提供的荷兰22个村庄的登记报表表明，那里的死亡率（可以设想主要是 由该国的自然条件不卫生引起的）高达1：22或1：23，而不是通常的1：35或1：40。结 婚率不是通常的1：108或1：112左右，而是高达1：64，表明结婚频次高得异乎寻常。由 于死亡率高，人口总数几乎呈静止状态，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大体相等。
另一方面，在挪威，那里的气候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似乎对健康特别有利，其人口死 亡率只有1：48。该国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作用得到比往常更大的发挥，其人口的结婚率仅 为1：130。以上所列可能被认为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在各国的登记表中可以看到程度不同地 存在着同样的结果。在长期对出生、死亡和结婚的人数进行登记的那些国家这种情况特 别明显。人们养成更加有益于健康的习惯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减少所 引起的死亡人数的逐渐减少，兼带着结婚和出生人数所占比例的降低。苏斯米尔希提供 了在上一世纪的一个时期中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的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例。
1620年在莱比锡市，每年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1：82，而在1741至1756年之间， 其比例为1：123。 1510年在奥格斯堡，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1：86，而1750年则为1：120。 1705年在但泽，该比例为1：89，而在1745年则为1：118。 1700年在马格德堡公国，该比例为1：87，而1752至1755年期间则为1：125。 1690年在哈尔伯施塔特公国，该比例为1：88，而1756年则为1：112。 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