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而1752至1755年期间则为1：125。 1690年在哈尔伯施塔特公国，该比例为1：88，而1756年则为1：112。 1705年在克利夫斯公国，该比例为1：83，而1755年则为1：100。 1700年在勃兰登堡的邱马克，该比例为176，而1755年则为1：108。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它们有助于说明，在所有的古老国家中结婚人数取决于死亡人 数。大批人的死亡常常造成大批人的早婚。同样应当肯定，除非生活资料能够适当增加， 否则大批人的早婚必定导致大批人的死亡。
每年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显然主要取决于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和订婚的年 龄。因此，从各种登记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口没有大量增加的国家中。出生人数和结婚 人数主要受死亡人数的影响。当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时，出生人数总是能够填补死亡 所造成的人口空额，并且还会增加到日益增长的国家财富和对劳动的需求所能允许的程 度。在任何地方，在瘟疫、流行病和破坏性战争的一些间隙期间，出生人数大大超过死 亡人数；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国死亡人数差别极大，从各种登记表可以看到， 由于考虑到上述情况，出生人数都是以相同的比例变化。
因而，在荷兰的39个村庄中，在登记时的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约为1：23，而 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亦为1：23。在巴黎附近的15个村庄中，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 比与上述相同，甚至更大，因为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更大，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 2。7，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亦相同。在勃兰登堡的几个小城镇中，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 比为1：29，而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4。7。在瑞典，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34。 5，而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8。在勃兰登堡的1056个村庄中，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 比为1：39或1：40，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30。在挪威，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 为148，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则为1：34。在《人口论》评述过的所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象瑞士那样如此明显地表明了结 婚人数和出生人数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取决于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这一极其重要的 事实和一般人口原理。看起来，在1760至1770年期间，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在减少。为了 弄清这个问题，沃韦教区的牧师M。穆雷对各个教区自它们最早建立时起的登记表进行了 艰苦、细致的查阅。他对每70年为一个时期的三个不同时期内出生的人数作了比较。这 三个时期是到1620年为止的第一个70年，到1690年为止的第二个70年，到1760年为止的 第三个70年。通过这一比较，他发现，第二个时期的出生人数比第一个时期的出生人数 要少，而第三个时期又比第二个时期少。他认为，该国人口自1550年起一直持续减少的 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本人所作的计算清楚地表明，他所指的前两个时期的死亡 率比后一个时期的死亡率高得多；以前在登记表中发现的出生人数较多不是由于总人口 较多，而是由于几乎总是伴随较高的死亡率而来的较高的出生率。
根据完全可以信赖的报道，在最后一个时期，人口的死亡率特别低，而从婴儿抚养 到青春期的儿童人数所占的比例特别大。在1766年，正当M。穆雷撰写他的论文时，派德 沃地方死亡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45，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l：36，结婚人 数所占的比例为1：140。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上述出生、死亡和结婚人数在总人口中 所占的比例都很小。但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情况必定完全不同。M。穆雷列出了一份自 1520年起历次瘟疫在瑞士蔓延的清单。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可怕的灾祸在整个第一个时 期的几个短暂的间隙中使国家荒凉，有时并把它的破坏作用扩展到第二个时期末尾的22 年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这些时期，平均死亡人数比现在要大得多。但是，使 这个问题变为确定无疑的东西，是16世纪普遍存在于相邻的日内瓦市的大量人口的死亡 和17世纪、18世纪死亡人数逐渐减少的事实。《大英图书馆馆藏》（IV，328）所发表的 计算数字表明，在16世纪，半数活产婴儿的生存概率或所能活到的年龄只有4。883岁， 或者不到4岁又11个月；人口的平均寿命或每个人平均应该生存的年数为15。511岁，或 者大约18岁半。在17世纪，日内瓦人口的生存概率为11。607岁，或者约为11岁又7个月； 平均年龄为23。358岁，或者23岁又4个月。在18世纪，人口的生存概率增加到27。183岁， 或者27岁又2个月，平均年龄增加到32岁又2个月。
从M·穆雷谈到的瘟疫流行及其逐渐消灭的情况看来，毫无疑问，这种病造成的死亡 人数减少情况必定在瑞士发生过，尽管在程度上也许不那么相同，但是，要是死亡人数 与总人口之比不是低于1：30或1：32，并且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不是M。穆雷写那篇论 文时的那个数目，很显然，该国的人口将会迅速减少。可是，正如人们从登记表上记载 的实际出生人数中了解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从前人口大量死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 口出生率随之更大幅度地上升。这种情况马上表明，试图凭借出生人数和人口填补（由 死亡造成的）所有缺额以及除了养活家庭的困难以外几乎不受其它任何原因制约的强有 力的倾向，来确定各国的实际人口总数或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实际人口总数，是错误 的。
瑞士和派德沃就出生人数依赖死亡人数提供了其它十分引人注目的实例；这些事例 或许更为可靠，因为它们同搜集这些资料的人的先入之见似乎是矛盾的。
关于瑞士妇女生育能力不旺盛的问题，M。穆雷说，在普鲁士、勃兰登堡、瑞典、法 国、甚至在任何国家，他所查阅过的登记表表明，受洗礼人数（即出生人数）在总人口 中所占的比例比派德沃大，后者的比例只有1：36。他补充说，根据新近在里昂努瓦所作 的计算，里昂城区受洗礼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28，小城镇所占的比例为1：25，而乡村 则为1：23或1：24。他惊叹道，在里昂努瓦和派德沃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啊。在派德 沃，最好的比例不超过1：26，而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妇女的生育力特别旺盛的两个小教区， 在许多教区该比例大大低于1：40。他说，在平均寿命方面存在着同样的差别。里昂努瓦 人口的平均寿命几乎不超过25岁，派德沃的平均寿命最低则为29。5岁，而这种情况仅存 在于唯一的一个低湿的、不利于健康的教区，在许多地方超过45岁。
他问道，“在儿童脱离危险的婴儿期的人数最多，并且不管用什么方法计算出来其平 均寿命高于任何其它国家的国家，怎么恰好就是妇女的生育力最低的国家呢？在我们所 有的教区里，平均寿命最高的教区也应该是人口增长趋势最微弱的教区，这种情况又怎 么会发生呢？”M。穆雷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作一个假设，我也只能作这样的假设。为了在一 切地方保持人口的适当平衡，上帝已将各种事物作了这样明智的安排，以致每一个国家 的生命力应该同该国妇女的生育力成反比，难道情况不是这样吗？实际上，经验已证明 我的假设是正确的。莱辛是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个村庄，有400人，每年只有8个多一点孩 子出生。派德沃差不多有同样多的居民，每年出生11个孩子，而里昂努瓦则每年有16个 孩子出生。但是，倘若在20岁时，上述8个、11个和16个孩子数减少到同一个数目这种情 况发生的话，就会出现在一个地方生命力下降而在另一个地方妇女的生育力下降。因而， 最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由于生育力不旺，其人口不会太多，而不利于健康的国家由于妇女 的生育力特别旺盛，其人口将继续增长。”这些事实和所观察到的情况充满极其重要的教益，并且引人注目地证明了人口原理。 可以认为，如此明白无误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口出生率的三个等级，体现着发生在不 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实际问题是，当这种变化普遍发生而没有出现 人口增长率的相应的差别时（这种情况几乎普遍存在），我们是按照M。穆雷的意思假定， 上天保佑使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的妇女少生孩子，在那些国家，卫生习惯的养成已使瘟疫 和致命的流行病绝迹，还是凭经验假定，有利于健康的、发达的国家里较小的死亡人数 被更普遍存在的对结婚和对人口的谨慎抑制所抵消。
借助瑞士可以特别清楚他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该国有些区的人口已处于静止状态。 人们认为阿尔卑斯山上的人口数量已经减少。这可能属于误传，但是那里的人口数量处 于静止状态或接近静止状态不是不可能的。那里耕地面积很少，都是高山牧场，难以养 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当那里充斥牲口时，就一筹莫展了。如果既没有往国外移民来处理 多余的人口，也没有制造品可用以购买更多的食物，那么，死亡人数必然会与出生人数 相等。
前面提到过的阿尔卑斯山的莱辛教区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在一段长达30年的时期里， 死亡率和出生率几乎精确地彼此保持平衡。结果是，如果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非常小， 预防性的抑制就必定非常大。按照M。穆雷的说法，莱辛教区人口的生存概率高达61岁。 但是，显而易见，要是没有对结婚的相应的谨慎抑制，在该教区有关生活资料的实际情 况下，要想达到这样高的健康程度是不可能的。因此，该教区的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 只有1：49，而16岁以下的人口数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由地理位置和所从事的工作造成的人们身体的极端健康， 会更多地造成对人口的谨慎抑制，而不是谨慎抑制使人民的身体极端健康。然而，可以 非常肯定他说，人们身体的健康和谨慎抑制必然经常起作用且互相影响，而且当环境不 能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来养活增多的人口和人口没有因向国外移民而减少时，如果不是 普追存在谨慎抑制，那么不管自然环境多么有利于健康，也不会防止人口的大量死亡。 可是，要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贫困和苦难程度就必须大大高于那些不那么有利于健康 的地区。由此，我们立即会明白，为什么在全是高山牧场的国家里，如果无法通过向国 外移民减少人口，谨慎抑制的必要性会更加强烈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这种抑制会在 更大的程度上普遍存在。
就一般国家来说，在自然环境的卫生方面，即从最湿软而尚能居住的沼泽地到最纯 净的、有益于健康的空气，必然存在差别。由人于们的职业的性质、爱干净的习惯和对 防止流行病蔓延的关心的程度不同，这些差别会进一步扩大。如果任何国家在获取生活 资料方面没有困难，卫生条件的差别就会对人口增长产生重大影响。鉴于许多国家的自 然环境卫生状况比美国好，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应该更快。但是，几乎毫无例外，因为 人口的实际增长是由获得生活资料的相对困难程度决定，而不是由相对的人口自然增长 力决定的。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极端的例子外，环境有利还是有害于健康对人口实际增 长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这些情况非常有力地表明它们本身具有抑制人口增长的性质， 这些抑制使人口保持在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并引起M。穆雷所举的例子中提到的 各国登记表中的那种变化。
人口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增长率或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时 间取决于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的部分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过剩的出生人口由以下三个原因引起，并同它们保持相称的比例：第一，结婚人数 的激增；第二，出生后能活到结婚年龄的人口所占的比例；第三，与平均预期寿命相比， 这些人结婚早到什么程度，或者与一代人由于死亡而消逝相比，这些人的寿命由于结婚 和生育而缩短到什么程度。
要使人口的增长力全部得到发挥，一切情况都必须有利。由于订婚早，结婚后必然 多育。由于结婚的趋向和出生后活到青春期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出生后活到结婚年龄 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必然很大。由于国家的卫生状况好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高，结婚的 平均年龄和死亡的平均年龄之间的间隔必定相当长。由于每一个原因都以人们已知的最 大的力量发挥作用，这三个原因合在一起所起的作用或许人们从未见过，即使在美国， 尽管头两个原因非常有力地发挥作用，平均预期寿命和随之而来的结婚年龄和死亡年龄 之间的间隔并不很大。然而，总的说来，由于每个国家都承认的出生人口过剩还远没有 达到人口增长力全部发挥出来的水平，上述几个原因，根据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和人们 的习惯，对几种很不相同的增长率产生影响。
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最有用的观点（人们可用以研究各种登记表）是在于登记表 能够证明，在各国和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结婚和对人口增长的谨慎的抑制。这种 观点并不罕见，在近几年中它还由人们强烈地表达出来，尽管人们对以下问题的了解比 过去多，即，对于处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人们不可能合情合理地期望他 们在达到结婚年龄时对此进行慎重的考虑。但是，这种看法对他们很不公平。这不仅对 于通常的观察来说是明白无误的，凭借这种观察我们定能看到大批人把结婚推迟到他们 的情欲最旺盛的时期过去以后，而且上面这种看法的不公正还从各国的登记表中得到证 实，这些登记表清楚地表明，要么有相当多的达到结婚年龄的人永远不结婚，要么他们 结婚比较晚，而且他们结婚后所生育的子女数比他们要是早结婚要少得多。由于对结婚 的谨慎抑制可能以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它可能以不同的结婚率几乎 在同样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