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会产生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如果投资人已经投到铁路业的钱，现在创造的收益比不上投资其他行业，投资人就不会再多投一分钱给铁路公司。他们也许会只更换已经耗损的设施，维持起码的运转，以保护现有投资；但是长期而言，他们不会追加投资去搞更新改造。要是国内的投资回报比不上投资海外，他们会把资金投到海外，如果投资人找不到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项目，他们会暂停投资。
因此，劳动剥削资本只能是暂时现象。这一过程很快就会结束。实际上，它的结束并不会像我们假设性的说明那样结束，而是令所有的边际公司破产出局；令失业升高；迫使工资和利润重新调整，直到正常（或者非正常）的获利前景重现，就业和生产得以恢复。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劳动剥削资本，失业增加和生产减少会使每个人都更穷。尽管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率会一度提高，但收入的绝对数量却不如从前；劳工相对获益，不仅是短期胜利，而且是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全体劳工的实质购买力也可能下降。
4我们因此得出最终结论：工会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为会员争取到货币工资调涨（雇100主为此牺牲一部分利益，非工会劳工则牺牲更多），然而工会却根本没有办法长期为全体劳工提高实质工资。
还有不少人认定工会已经办成了这件事，那是由于一系列错觉的存在。其中之一是“在此之后，因此之故”（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巧合谬论，他们认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工资大幅升高，应该归功于工会，因为在此期间，工会不断成长壮大。其实工资上涨主要的原因是资本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但是造成错觉的根本谬误还是在于，只考虑工会要求提高工资之后，特定受聘劳工短期内受到的影响，却没有去追踪工资上涨对所有劳工（包括迫使工资调涨的劳工）的就业、对生产和生活费用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结论出发，进一步对工会提出质疑：长期来说，工会是否阻碍了全体劳工的实质工资上升到应该达到的水平。如果工会造成的总体影响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那么工会肯定是阻碍工资上涨、甚至是降低劳工工资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问工会：你们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谈到生产力，不少工会政策还是可圈可点。在一些行业中，工会坚持订立标准，帮助劳工提升专业技能。在其早期历史中，工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护会员的健康。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个别雇主为了短期利益，不断要求员工进行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而不管这样做对工人健康的伤害，因为雇主可以随时换人。甚至有的雇主骄横一时，让员工操劳过度造成伤病，雇主赔钱反而因此损失了不少利润。针对所有这些情况，工会通过订立合适的标准，常常能够改善会员的健康和福利，同时使他们的实质工资得以提高。
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会权力的增长，以及民众的同情用错地方，工会的一些反社会的做法被民众容忍或支持，工会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目标。每周的工作时间从70 小时减少到60 小时，不仅对保障劳工的健康和福利有益，长期而言对提高生产也有帮助。工作时间从60 小时减为48 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闲生活有帮助。再从48 小时减为44 小时，对劳工的休闲生活有好处，却不一定对生产和收入有好处。每周的工作时数缩减为40 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闲生活不会增加101多少好处，而产出和收入将明显减少。但是现在工会却在谈论和推动每周工作35小时和30 小时的提案，有的甚至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并且否认这会减少产出和收入。
削减每周工时并不是惟一的妨碍生产力增长的工会政策。事实上，这是伤害最小的一种工会政策，至少由此而产生的得失一目了然。我们看到，许多工会坚持实施僵化的细部分工制度，不仅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而且引发代价高昂且荒谬的“地盘”之争。它们反对按工人的产出和效率来支付工资，坚持要求所有的会员小时工资标准一视同仁，而不不管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它们坚持论资排辈，而不是论业绩来晋升。它们刻意怠工，以鞭打快牛。它们谴责那些劳动产出超过其他同事的员工，要雇主解雇他们，甚至殴打泄愤。它们反对引进和改良机器。它们要挟雇主说，如有任何会员因为安装使用机器而遭到解雇，这些被解雇的会员必须无限期领取“保障收入”。它们坚持依照“制造工作机会”的规则行事，要求用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去完成指派的工作。他们甚至强迫雇主留用根本不需要的员工。
工会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大多是基于一个假设：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这就好比有个 “工作基金”，总数只有那么点儿，必须想方设法分摊给尽可能许多人去做、分散到更长的时间内去做，避免这个“工作基金”用得太快。这个假设荒谬绝伦。世界上能做的工作，数量其实没有止境。工作会创造出工作。某甲所做的事情，会形成对某乙的工作需求。
由于有这个错误的假设，由于工会的政策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工会造成的总体影响是导致生产力下降到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平。长期来说，用能买到的东西来衡量，工会的确阻碍了全体劳工的实质工资上升到应该达到的水平。他们完全忽视的是，上个世纪实质工资大幅上涨的真正原因，是资本累积和科技进步带来的。
但是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不会自动进行。在坏的工会政策和坏的政府政策影响下，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动力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请看私营部门中非农业产业工人每周的平均总收入，账面数字的确从1968 年的107。73 美元，上涨到1977 年8月的189。36美元。如果我们考虑消费者物价的涨幅，把劳动统计局的通货膨胀因102素算进去，将劳工的收入以1967 年底币值换算，那么每周的实际收入是，从1968 年的103。39 美元下降到1977 年8 月的103。36 美元。
实质工资涨幅停顿，不是工会的核心功能造成的，而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工会政策和政府政策造成的。现在要改变这两类短视政策还来得及。
103第21 章 “有足够的钱买回商品”
业余的经济学作家总是呼吁订立出“公平”价格和“公平”工资。这些有关经济公平的含混概念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概念则是功能价格和功能工资。功能价格是指能够鼓励最大产量和最大销售量的价格。功能工资是指能带来最大就业量和最高实质总薪资的工资。
功能工资的概念，被马克思主义者和盲从的信徒（也就是购买力学派）以歪曲的形式接受。他们不再停留在关心目前的工资是否“公平”这样的天真问题上。他们关心的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工资能否可行。他们声称，惟一可行的工资，要能让劳工“买回他们所生产的产品”，这是惟一能够防止经济立即崩溃的工资。他们将以往的每一次经济萧条，归咎于此前没能支付这种工资。并且不论什么时候，他们都认定工资还没有高到足以买回产品的地步。
这套信条在工会领袖手里被证明特别有效。他们深知自己没有能力去激发民众的利他心理，也没有能力去说服雇主这类邪恶的人“公平”对待劳工，他们抓住功能工资这根稻草，刻意迎合民众的自利动机，危言耸听，进而迫使雇主接受工会调增工资的要求。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准确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劳工真的“有足够的钱买回产品”？或者是否已经超过了这一标准？我们怎么才能确定这个标准？倡导那些信条的人似乎没去想过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只好试着自己来寻找答案。
一些支持者的言辞似乎在暗示，每个行业的劳工领取的工资，都应该足够买回他们所生产的特定产品。但他们的意思肯定不是指，生产廉价服装的劳工的应得工资，要够他们买回廉价服装，而生产貂皮大衣的劳工的应得工资，要够他们买回貂皮大衣；福特汽车厂劳工的应得工资，要能买回福特汽车，凯迪拉克汽车厂劳工的应得工资，要能买回凯迪拉克轿车。
不过，回顾一下20 世纪40 年代汽车工会的情形，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启104发。当时汽车工会大部分会员的收入已经跻身全美国工薪族的前列，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他们周薪已经比制造业平均周薪水平高出20％，几乎是零售业平均工资的两倍。他们却要求进一步调资30％。工会发言人表示，只有这样才能“拉动我们正在迅速萎缩的购买自家产品的能力”。
既然这么说，那制造业工人和零售业劳工的平均工资应该涨多少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汽车业工人需要调资30％，才能阻止不景气，其他行业的劳工仅仅调资30％就够了吗？他们的工资甚至需要调高55％~160％，平均每人的购买力才能与汽车业工人具有的购买力相当。现在和以前一样，不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976 年，零售业劳工的平均工资每周只有113。96 美元，全体制造业劳工的平均收入为207。60 美元，承包政府工程的建筑业劳工周薪为284。93 美元。
（翻开工资谈判史，甚至查阅个别工会为工资讨价还价的资料，历史告诉我们，要是其他行业的工会要求大幅调高工资，汽车工人肯定坚持维持目前的工资差距。工会会员不是慈善家和圣人，靠工资吃饭的劳工也不是。我们都渴望获得经济公平，但这种所谓的公平其实是，渴望自己拥有东西与比自己过得好的人一样多，而不希望比自己过得差的人拥有与自己一样多的东西。不过，我们现在不去关心这种人性上的劣根性，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特定经济理论是否合乎逻辑和合理。）2劳工应当获得足够买回产品的工资的说法，只是一般“购买力论调”的一种特殊形式。认为劳工的工资就是劳工的购买力，这种认识没有错。但是每个人的收入，包括杂货店老板、房东、雇主所取得的非工资性收入，是他用于购买别人所售产品的购买力，这种说法也不应该有错。对于那些为商品寻找买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所能提供的劳动服务。
而且，上述所有这些，都有其相对应的另一面。在商品交易经济中，对于一方来说是收入，对于交易的另一方来说就是成本。小时工资每次调升，便会使产品成105本上升，除非或直到能从每小时生产力的等量增长中得到补偿。如果政府管制价格，禁止产品涨价，生产成本的增高就会减低利润，迫使边际生产者破产倒闭，这将意味着表示生产萎缩，失业增加。即使价格可以调高，但更高的价格会使买方望而却步，市场会因此萎缩，同样会增加失业。如果所有劳工的小时工资普调30％，使得物价上涨30％，那么劳工能购买到的产品不会比从前多；经济运转就像旋转木马那样，被打回原地，然后又从头开始。
有人会立即站出来质疑工资上涨30％会使物价出现等比例涨幅的说法。的确，这种假设是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上，并且是在货币和信贷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如果货币和信贷缺乏弹性，也就是当工资被强行提高时（也就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货币和信贷并没有增加，那么工资率上升的主要影响，将使失业率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总工资都可能低于从前，从货币金额和实质购买力来看都是如此。就业率降低（工会的政策造成的，不是科技进步转型造成的），必然意味着人均拥有的产品数量减少。即使从业人员占有的产品相对增加，也不可能弥补产量绝对值减少的损失。美国的保罗？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通过分析大量的统计数字，英国的庇古（A。 C。 Pigou）通过纯理论推导，各自独立地得出同一结论——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介于3 和4 之间。通俗地说，这表示“实质工资率每下降1％，将使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至少上升3％”。换种方式来说，“如果工资被推升到高于边际生产力那一点，那么就业率的减幅通常是工资率增幅的三到四倍”。所以，劳工的总收入肯定会相应的减少。
尽管这些数字只代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劳动力需求弹性，并不能用于估计未来，但还是值得我们深思。
3现在让我们假设，工资率上涨的同时，货币和信贷出现了相应的涨幅，以此避免产生严重的失业。如果我们假设调资前的工资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处于“正常”的长期关系，那么工资率调增30％后，物价必然上升一个与之相当的百分比。
106有人认为，价格的涨幅会远小于工资的涨幅。这种看法源于两种谬误。第一种是只看特定公司或特定行业的直接人工成本，并认为它们代表了所有的人工成本。
这犯是用部分取代整体的低级错误。每个“行业”不仅是不同产品线之间“横向”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同一产品线上“纵向”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以汽车装配为例，汽车工厂生产汽车的直接人工成本，可能不到总成本的1/3；有些人根据这个数字轻率地下结论说，工资增加30％，汽车价格只会上涨10％或更少。但是他们忽略了原材料和外购零部件、运费、新工厂或新设备、经销商加成等方面的间接工资成本。
政府的估计数字显示，从1929 年到1943 年这15 年间，美国的薪资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69％。从1956年到1960年这5间，这个比重同样是69％。从1972 年到1976 年的5 年里，工资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66％，再加上一些额外的补贴等，员工的总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76％。这些工资薪金当然必须从国民生产（national product）去支付。现在我们要据此合理地估计“劳工”的收入，虽然需要在这些数字上进行增减，我们还是可以大概假设：人工成本应该不低于总生产成本的2/3，甚至超过3/4（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定义劳工）。我们取其中较低的估计值，并且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