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好的副产品毕竟也是好产品，但是，难道所有的副产品都是好的吗？
鲁迅也曾经论及这个问题，他有一篇小文，针对“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文章的题目就叫《沙》。虽然我并不是十分赞同他的看法，但他文中有一句话我却是非常欣赏的，那就是：“他们（指老百姓）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412
在鲁迅那个年代里，很多人都气愤于国人的“一盘散沙”，殊不知这正是专制统治的后遗症啊，凡有专制的地方就必然如此。
话说回来，在孙策的刀下，于吉并不是第一个死于“疑众”的，还曾有过一位仁兄，既没有奇装异服，也没有掐诀算卦，却和于吉一般的死因，他就是江东名士高岱。
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录》，高岱是位隐士，精通《左传》，孙策闻之其名，派人去请。为了这个即将到来的会面，孙策还真下功夫，临阵磨枪搞《左传》速成，想到时和高岱有个学术讨论，大概想显显自己也是有文化的吧。没想到有人从中使坏，对孙策说：“高岱觉得您就是个武将，不通文墨的。您看着吧，等您问他《左传》的时候，他肯定一问三不知，不愿意搭您这个茬儿。”
把孙策这边打理好了，这位使坏的又跑到高岱那儿去了，“好心”劝说道：“孙将军这人有个毛病，不喜欢被别人胜过自己。等他问你《左传》的时候，你就装作不懂，多让他出出风头。”高岱一听：“嗯，说的有理。”
奸计总是容易得逞的（但我想不出这样一个秘计是怎么曝光的），结果，在会面的时候孙策勃然大怒，认为高岱轻视自己，就把他下了狱。
按说高岱也没多大的罪过，就算真是在言辞上轻视孙策，孙将军大人大量，等怒气一消也就会把高岱放了。这个时候，使坏的小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史书中悄然退场了，接下来整装上场的是一大群好人，是高岱的知交好友和仰慕者们。
一个坏蛋的出场充其量只能使高岱多坐几天监狱，可如今这一大群好人的出场却要了高岱的命。——孙策登楼一望，只见为高岱求情请愿的人挤满了好几条大街。好家伙，这高岱如此得人心，怎能留他！杀！《吴录》这里原文说的是：“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413
高岱比于吉更冤，于吉不管怎么说也奇装异服和装神弄鬼过，可这高岱仅仅是因为有很多人为他求情这才丢了性命。于吉和高岱表面上看所作所为完全不同，获罪经过也完全不同，其实被杀的原因却是完全一样的。
高岱之死更有代表性，大家以为求情的人越多，领导就越会开恩，结果却适得其反。看看，古人活得也不容易啊，人缘太差了不行，人缘太好了更不行。历史上还常有这样的情况：人缘超级差的大臣反倒会得到皇帝的重用，原因也在于此。
专制权力的获得与保持总是离不开煽动的，一般来说，一位出众的统治者必须是一位出众的煽动家，也正是因此，他们所深为顾忌的也就是那些同样具有煽动力的家伙。罗素讲过这样一个真谛：“国家权力与其说是通过法律莫如说是通过社会舆论发挥作用。”414当然，罗素的话是针对近现代社会来说的，可就专制和舆论的本质来说，近现代和古代的不同只是技术层面的不同而已。希特勒可以史无前例地设置出一个一言堂的国家宣传部门，这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唐太宗的“英雄入彀”，415和朱元璋的朱熹主义八股取士，416和“康乾盛世”里的文字狱、编修《四库全书》难道真有很大的不同吗？417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这些登峰造极的手段往往是伴随者轰轰烈烈的“盛世”而出现的。
对煽动的意义体会得更深，对愚民的意义也就相应地体会得更深。这从罗素那句话的上下文就能看得出来：“正像通常在英国的情况那样，国家权力与其说是通过法律莫如说是通过社会舆论发挥作用。在新闻界喋喋不休的影响下，国家大造舆论。专制的舆论如同专制的法律，同样是自由的敌人。如果年轻人拒绝参加战争，他就会发现无人雇佣他，走在街上就会遭到朋友的侮辱和蔑视，过去喜欢他的女人就会嘲笑他。这样的惩罚如同死刑一样使他难以忍受。”——这个年轻人“拒绝参加战争”，嗯，无论他是站在正义一边还是相反，后果确实会是那样的。这个年轻人可能会困惑起来：我到底是站在了暴君的对立面上，还是站在了亲人和同胞们对对立面上？
对于统治者来说，民越愚，煽动就越有效，而煽动越有效，民也就越愚，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惟一的问题是：“愚民”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民众当中站出来一个卡里斯玛型的人物，并且他同样掌握着高明的煽动技巧的话……
于吉就是这么一个人物，还有淮南王刘安、河间王刘德，还有无数的死于各式名目的人，不论他们有没有争权之心，反正是触了统治者的忌讳。这就好比皇帝的后宫，在征选男性仆役的时候，尽管这些男人也很可能具备坐怀不乱之风，也可能被儒家的教育法宝培养出高尚的道德操守，但皇帝还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一劳永逸的阉割。——阉割的确是一个最保险的办法，所以，不仅后宫要阉割，全国上下都要阉割（尽管技术手段上有些差异），再看于吉他们，竟隐隐然长了些胡子，这就非死不可了。418
（十二）屠龙术——小尧舜——夷夏之防
当初，梁启超分析过为什么在汉武时代儒家会被定为一尊，在他提出的六个原因当中，第三个原因是和我们现在的话题比较相关的：当时诸子百家谁不想给自己争个地位，可为什么其他学派终被罢黜，却只有孔子之学得以独尊呢？要知道，周末的大学派里，老子学派和墨子学派都是能和孔子学派比肩而立的，但墨家主张平等，对专制是大大不利的，老子主张放任，也不利于皇帝施展手脚，而只有孔学严明等级秩序，并把施政权力的合法性归结于君主身上，虽然孔学也讲些大同世界云云，可那到底都是当压箱底的绝技宝贝着，得到传授的人并没几个，至于孔子当初真正上干君王、下传弟子的学问，则主要都是些“上天下泽之大义，扶阳抑阴之庸言”（熊逸按：正是董仲舒那套。），这些内容对帝王驾御百姓最是合适。想当初汉高帝刘邦在马上打天下的时候，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用，可在天下平定之后，却跑到鲁地搞祭祀去了，究其原委，大约打天下时孔学是阻力，而治天下时孔学却是法宝吧？419
梁启超的这个意见是有些代表性的，其中“虽有大同之义、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闻者盖寡”这句话尤其令人伤心，但这恰是一切学术走入官学或成为普及的必然之势，毕竟屠龙术总不如屠狗术吃香——“汗漫学屠龙，绛灌学屠狗。屠狗位通侯，屠龙不糊口”420是也。但是，梁启超也许把“学说”理解得过于僵化了些。秦汉之际，学派之间早已互相影响和渗透，单凭标签已经很难说明内容了。就拿贾谊来说，《汉书·艺文志》把他的作品列为儒家，可读起来又何尝真是儒家呢？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有《贾谊》一文，说他兼通儒家思想及三晋官术，不谈“亲亲”却讲“形势”，何尝是儒家的话？
傅斯年所谓“三晋官术”是指刑名之学，指鹿为马的那位赵高就是秦代这个领域里的学术带头人。傅斯年在《儒林》一文中进而点明：“刑名出于三晋，黄老变自刑名”，这是把黄老和老庄截然为二来看了。421
汉初最负盛名的贾谊如果算不得纯儒，那么，那位地位崇高的董仲舒，与其说是儒家泰斗，更不如说是阴阳术士了，甚或说是墨家的传人似乎也无不可——胡适即谓：“儒教的大师董仲舒便是富于宗教心的方士，他的思想很像一个墨教信徒，尊信上帝，主张兼爱非攻。”422汉初的黄老学派，现在我们一般称之为“道法家”，确是要把它和“老庄”区别开来，这真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标签啊。魏源所谓“有黄老之学，有老庄之学”（《老子本义序》），又说“晋人以庄为老，而汉人以老为老也”423，都是极精辟的意见。再想想无为而治、等级秩序、君臣异道、愚民之术，在这些原则性的政治学概念上，大家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
或许事情可以这样来说：历史上的任何学术，当成为官学之后都只会变成一副样子，无论它曾经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还是其他的什么家，成为官学之后便只有一个“官家”。
或许真是权力改变思想，而非思想改变权力。最极端的例子或许就是东汉的石渠阁和白虎观两次中央级学术会议，学者们论辩经义，争论不下的地方由皇帝来作最终裁决。这样的学术，哪里有一点儿“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呢？汉朝因缘际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细细想来，只要是“罢黜百家”，不论“独尊”的是哪一门学术，最后都只会是一副嘴脸。这时候再来回顾一下郑振铎为我们分析的“汤祷”的故事——这个“回顾”就请白寿彝前辈来说说吧：“远古帝王所以要说天下有罪，在余一人，就是因为他要对神负责。汉代的帝王亲自讲经，判断各家的是非，就是以教主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被礼赞：‘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被称为‘金口玉言’，他们可以封山川土地之神，他们可以赠与仙人道号，都是以教主的身份出现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会懂得皇权之所以神秘，也不会懂得封建道德之宗教的起源，甚至也不会懂得封建社会为什么在土地权问题上缺乏真正的私有权。郑先生想得也许不会这么远，但他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424
在实践当中真正使儒家从其他思想中凸现出来的或许只有两点：第一是“礼”，第二是“夷夏之防”，而不是孔子所谓的“仁”与孟子所谓的“义”——更何况这两个宝贵的概念已经在专制社会里被充分地曲解掉了。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三十五万字上下了，今天读书时忽然看到1931年6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载有胡适给学生们出的一套“中古思想史试题”，说：“下列七题，任择一题，作论文一篇，于6月22日交到注册部。班上人数太多，论文请以三千字为限。”其中第一题是：“试证明秦以前无‘道家’，‘道家’即是战国末年齐国新起的一个混合学派，又称黄老之学。参考《史记·乐毅传》及论，又《曹相国世家》，又《太史公自序》。又《汉书·艺文志》。”——呵呵，真不知该作何表情才好。再有，我这篇本该限定在三千字的“论文”只因为超了篇幅，便晚交了七十五年。
“礼”，乍看上去是和好词，《春秋》学就是大谈特谈这个“礼”字的。如果在现代社会依然以“通经致用”的态度来看待“礼”的话，张岱年前辈的这个意见便既是有代表性的，又是悦耳动听的：“儒家宣扬人际和谐。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即是多样性的统一。……孟子赞扬‘人和’的价值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认为人和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条件。人和即人民的团结一致。”425
但是，就历史论历史的话，儒家的这个“和”明明白白地就是等级贵贱各安其位的“和”（详见《孟子他说》第二册），在这个“人际和谐”的社会里，大到祭祀，小到穿衣，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定位，即《春秋繁露·度制》所谓：“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一旦超标就是“僭越”，就是儒家常用的一个贬义词——“非礼也”。（这个“非礼”可绝对不是耍流氓的意思。）况且，“礼”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重要原则：“礼”是“不下庶人”的，照这么说，当今中国十三亿人，倒有一大半以上是应该“非礼”的。
如果严格而论，“非礼”一直都是两千年历史的主流。汉朝立国之初，叔孙通为刘邦设计朝仪，使刘邦感受到帝王的尊贵，也认识到了儒者的实用功能。426叔孙通本来是秦朝的博士，他为汉朝设计的礼仪基本就是因袭秦朝旧制，而考之秦朝的礼仪，按《史记》的说法已经“不合圣制”了，多重在“尊君抑臣”一节，想来和孔子所缅怀的周礼早已经大相径庭了。至于秦汉以后，“尊君抑臣”始终都是礼治的一大原则。427
后来，汉武帝喜欢场面，召集儒者定制礼仪，可搞了十几年也没搞成，诸如明堂之类，一个儒者一个意见，一个个还都大有以生命捍卫真理的作风，而旁观者看得出来，在那时候就已经搞不清到底什么是周礼了。
“礼”的来龙去脉是个太大的问题，只好留到以后再谈，单说专制时代已经“非礼”的礼意义何在。其中之一就是仪式的意义，前文已经论之甚详，再有一点就是孝的应用——不错，孝道也是礼的重要一环，比如《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所谓：“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敢，非孝也。”看，这些都是孝，也都是礼，难道这真是在说孝顺父母吗？
专制时代的“礼”和“孝”全都是“忠”的不同侧面，其意义无非两点，一是“尊君抑臣”，二是驯化臣民，无非都是专制君主的愚民手段罢了。儒家经典当中，除了“三礼”之外，《论语》重点在“仁”，“《春秋》三传”重点在“礼”，“礼”之详情会在以后陆续讲到。
至于“夷夏之防”，看似简单明确，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每个时代的“夷夏之防”都是大不一样的。晚清革命家们大讲“夷夏之防”，主要用意在于排满，当年那些革命言论现在看来已经大有反动之嫌了，比如陈天华《猛回头·地理略述》：
普天之下，共分五大洲。中国是亚细亚洲一个顶大的国，内地有十八省，称为中国本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