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地理略述》：
普天之下，共分五大洲。中国是亚细亚洲一个顶大的国，内地有十八省，称为中国本部。在本部东北方，有东三省，即从前宋朝那时候的金国，现在的满洲。那满洲乘着明末的乱，占了我们中国，改号大清国。
直隶、山西、陕西之北有蒙古，即元鞑子，灭了宋朝，一统中华，明太祖把他赶回原处，后亦为满洲所灭。由甘肃过去，有新疆省，是一个回回国，乾隆年间灭的。四川之西有西藏，是一个活佛做国主，亦归服清朝。除了十八省外，从前都是外国，于今都是大清国。虽然中国也不过与那蒙古、新疆、西藏同做了满洲的奴隶。
再看《猛回头·人种略述》：
天下的人，自大处言之，约分五种：亚细亚洲的人，大半是黄色种……专就黄色种而言之，则十八省的人皆系汉种，我始祖黄帝于五千年前，自西北方面来，战胜了苗族，一统中国。今虽为外种所征服，其人口共四万万有余，居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满洲是通古斯种，金朝亦是此种人，其人口共五百万。蒙古为蒙古种，其人口共二百万。新疆为回回种，其人口一百二十万。西藏为吐蕃种，其人口一百五十万。苗、瑶是从前中国的土人，其数比汉种较多，于今只深山之中留了些微。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的人，从前都是汉族的对头，无一刻不提防他。其人皆是野蛮，凶入虎狼，不知礼仪，中国称他们为犬羊，受他等之害不少，自满洲入主中国，号称中外一家，于是向之称他为犬羊者，今皆俯首为犬羊的奴隶了。
再如《猛回头·猛回头》：
从前做中国皇帝的，虽然朝代屡易，总是我汉人，总是我黄帝的子孙，只可称之为换朝，算不得灭国。惟有元鞑子灭了中国，后来赖有朱太祖恢复转来了。如今这满洲灭了我中国，难道说我们这些人就不想恢复了吗？
再如《警世钟》：
中国从前的亡国，算不得亡国，只算得换朝（夏、商、周、秦、唐、宋、明都是朝号，不是国号，因为是中国的人），自己争斗。只有元朝由蒙古（就是古时的匈奴国），清朝由满洲（就是宋朝时的金国）打进中国，这中国就算亡过二次。
……须知种族二字，最要认得明白，分得清楚。……单就黄种而论，又分汉种（始祖黄帝于四千三百余年前，自中国的西北来，战胜了蚩尤，把从前在中国的老族苗族赶走，在黄河两岸建立国家。现在中国内部十八省的四万万人，皆是黄帝公公的子孙，号称汉种），二苗种（从前遍中国皆是这种人，如今只有云、贵、两广稍为有些），三东胡种（就是从前的金，现在的满洲，人口又五百万），四蒙古种（就是从前的元朝，现在内外蒙古，人口有二百万），其余的种族，不必细讲。……这种族的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对于自己种族的人，一定是相亲相爱；对于以外种族的人，一定是相残相杀。
这些话在现在看起来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们现在中小学课本里讲陈天华决不会讲这些内容，这也算是《春秋》精神之一的“为贤者讳”吧？
陈天华的这些看法可以称得上是前人对“夷夏之防”的一种典型认识，那么，有一位历史人物恰恰适合作为参照来看，这就是金朝的皇帝金世宗。
我们很多人都受《精忠岳传》的影响太大，以为金朝人都是些没文化的游牧者，典型代表就是金兀术、粘罕，有点儿头脑的就是没鼻子军师哈迷赤，他们对头领的称谓就更透着野蛮——叫“狼主”。可我们当真要看看“二十四史”里的《金史》，定然会大吃一惊的。
历朝历代，皇帝们经常喜欢自比尧舜，臣下们也喜欢用尧舜来规劝或阿谀皇帝，但真正被许多人以尧舜看待、并誉之为“小尧舜”的，两千多年来只有一位金世宗。如果《金史·世宗本纪》里的记载哪怕只有一半属实的话，这个“小尧舜”之称就确实是实至名归的。
“小尧舜”自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所以，金世宗在位期间极力促成宋金和谈，还给宋朝开出了优惠条件：宋朝以前对金朝是称“臣”的，现在称“侄”就可以了，这真是给了宋朝好大的面子呀。他还组织专人把“五经”翻译成女真文，适度地推行汉文化，同时还维护着女真早期的淳朴风格。如果和一些明君比较一下，汉文帝是出了名的节俭的，但恐怕还比不上金世宗，金世宗一顿饭只有四五样菜，有一次公主没预约就赶着饭点儿过来，结果闹得饭菜不够吃。唐太宗是出了名的以宽厚对待臣下，可金世宗有一次叮嘱太子，说：“你在储君的位子上，我为你打理天下，已经没有什么再要你去经营的事了，你只要别忘记祖宗淳朴的作风，以勤修道德为孝，以赏罚分明为政就够了。当年唐太宗对他的太子说：‘我攻打高丽没有成功，你要接着干。’像这种事我是不会留给你的。……唐太宗是个有道之君，可他还对太子说：‘你对李勣无恩，如今我无故把他贬走，等我死后，你要立刻给他个大官当，他一定会为你效死力的。’428——照我看，当皇帝的哪能用这种小心机呢。我统治群臣，靠的只是诚实二字。”
金世宗的统治时代堪称是金朝的黄金时代，《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评价这段历史说：“短短几年之内，世宗就这样成功地使他的国家无论内外环境都得到了稳定。在他统治的漫长时间之内，在诸多领域如行政机构、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除了在与蒙古的边境上战争还时有发生之外，金朝享有了长达25年不受干扰的和平时期”，至于外交方面，则是“宋金和议拖延数年才得以缔结，确实应该归咎于宋”。
至于为华夏儒家文化所津津乐道的“孝”，在金朝也大有表现：有个叫移剌余里的契丹人，有一妻一妾，妻子生了六个儿子，妾生了四个儿子。妻子死后，她那六个儿子在妈妈的墓边搭了草庐，昼夜轮班守墓。妾的孩子们听说之后，议论道：“死的那位虽不是咱们的亲妈，却是嫡母，咱们也应该守墓才对。”于是，这四个孩子也加入了轮班的队伍。就这样，十个孩子昼夜轮班，三年如一日。金世宗打猎路过当地，听说了这件事，便赏赐了孝子们五百贯钱。这钱还特意让县官堆在集市上（五百贯能堆个小山了），让大家都看见，然后再让孝子们拿走。429
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举了。可怜金世宗，两千年惟一的一位“小尧舜”，在后世却居然默默无闻，难道说老百姓们坚守“夷夏之防”，不把他当自己人吗？好像也不是，“康乾盛世”不是一直被人赞不绝口么，想那康熙和乾隆，文字狱冤杀了多少人，《四库全书》捣毁了多少文化，不也被大家交口称赞么？人心啊，统计一下十年来清宫题材电视剧的数量就能看出个大概了。可金世宗呢，有多少人知道这位金世宗呢？
如果我们从疆域来看，以传统的标准（不妨就参照上文中陈天华的标准），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当时已经全在金朝的版图之内，而金朝与南宋又并不是对等的南北两个政权——金朝是宗主国，南宋是藩属国，再看文化，金朝分明已经成为了汉文化的中原重镇，所以，无论从以上哪个角度来看，在通史的记载上，北宋以后不应该是南宋，而应该是金，南宋的地位约略等同于南明，尽管南宋地盘较大、历时较久。
金朝当时也确实是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的，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出现了：金朝比之南宋，在政治、军事、文化、地理上都占优势，又加上一位“小尧舜”的出现，南宋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北方蛮族了，而南宋这边尚且“西湖歌舞几时休”，于是，人家“小尧舜”再打过来可就不是野蛮入侵了，而是冠冕堂皇的“吊民伐罪”；不再是以落后文化毁灭先进文化，而是以先进文化讨伐腐朽文化；不再是边远部落入侵中原腹地，而是中原政权统一南方割据势力——也就是说，金朝如果入侵南宋，看上去居然会是一场“正义战争”。即便退一步讲，金朝和南宋之间的“夷夏之防”也已经算是不存在了，即便金朝灭了南宋，也不过算是一家一姓的改朝换代而已。
这不是危言耸听，南宋的知识分子们确实面临着这个难题，金朝，这个本该是“夷狄”的部落，如今居然也捧出“春秋大义”来论证自己的正统性了——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里大讲《春秋》的褒贬之道：“《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就是说，即便你是华夏诸侯，只要你搞夷狄文化，圣人就把你当夷狄看待；即便你是夷狄，只要你搞华夏文化，圣人就认可你是中国人。——想想前文《春秋》的例子里对“吴子”和“吴”的那些咬文嚼字，好像圣人还真是这个意思。
元朝大儒郝经还说过一句更为有名的话：“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430这位郝经先生在“引子之一”当中已经出现过了，就是张弘范的老师之一。
这问题越捉摸就越麻烦。中国历来都有很深的正统王朝的意识，也就是说，硕大的版图之上只能有一个王朝是“正统的”，如果同时还有其他独立政权的存在，则要么是伪政权，要么是藩属，要么是夷狄，不容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正统政权和平并存。“春秋大义”的两种精神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一个就是“夷夏之防”，一个就是“大一统”。——“大一统”又是个复杂的话题，只好留待以后再讲。
从赵秉文和郝经的话来看，如果蒙元政权能“行中国之道”，自然应该被认为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之主”，这道理不大容易让人想得通，因为，如果日寇和美帝也“行中国之道”，难道也可以被尊为“中国之主”吗？
具有参考意义的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不少汉人知识分子一点儿没有“夷夏之防”，坚持认为元朝是正统政权，执意要为元朝效忠——在民间故事里极为著名的那位刘伯温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刘伯温才干极高，在乱世当中无比的忧国忧民，只不过忧的是蒙元政权。他为元政府的平乱工作做出过不小的贡献，后来实在是被元政府内部的腐败搞得没办法——又是猜忌又是掣肘的，最后才咬牙投了朱元璋。
还有那位宋濂，也是元末明初极著名的人物，他很有知识分子的气节，在明朝建国之后还坚持自己的遗民身份，不肯在明朝为官。他在《送杨廉夫还吴浙》一诗里写过这样的句子：“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这样的气节实在令人费解：难道蒙元政权不是异族政权吗？难道朱元璋的驱逐鞑虏不是恢复了汉家江山吗？可为什么这么多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们却把元朝当作和唐、宋一脉相承的正统政权呢？为什么还要为这样一个政权守节效忠呢？文天祥如果复生，看到这种场面不知道会是什么心情？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难解释的现象，看来忠君思想已经大大超过了“夷夏之防”。那么，这真是所谓的孔孟之道么？嗯，我们总说中国两千年历史都是孔孟之道，真的是这样吗？
由此再来说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明清易代之际，朱明遗民朱舜水立志反清复明，他曾和郑成功联手，失败后流亡日本，为德川光圀招揽，住在江户。德川光圀从朱舜水那里得知了满清入主中原的经过，认为在异族征服之下中国已经亡国，而日本才是继承了华夏文化的正统国家，于是仿照《史记》体例，编修了一部《大日本史》，阐扬“正统”观念。——这话乍看之下倒真还言之成理，我们却很难想像华夏文化还可以这般的“一脉相承”。
可能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商朝便已经是夷人的世界了。傅斯年曾在《夷夏东西说》里发表过这个观点，张光直又曾在《商文明》里引述过傅的观点，简要说道：“夷夏对立的文献中，商人显然是一个夷人城邦，它在整个夏代统治期间始终保持一定的政治地位。”431丁山前辈也讲：“周人伐商，例称商人为‘戎商’，为‘夷商’”。432——嗯，难道说，我们所谓的华夏文明其实却是东夷文明吗？
这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还是谈一下现实一些的内容吧。——“夷夏之防”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通常还会表现为一种技术手段，这是专制君主们所常用的：通过设置一个敌人（夷狄），从而在内部制造紧张空气，使人们忽略当前的内部矛盾，提高政权的稳定性。想想中学语文课本里那句孟子的名言：“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话常是被反过来用的：对于聪明的君主来说，即便外边没有敌人，也有必要制造出一个敌人；换句话说，为了团结起“我们”，就有必要创造出一个对立的“他们”。哈耶克对这个问题有着精辟的见解：
第三个消极的选择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它恰恰是和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要把有密切联系的成分相同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有意识的努力分不开的。
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忌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那些不仅想要获得对一个政策的支持，而且要获得广大群众的无保留的忠诚的人，都总是运用它来为自已服务。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种共同斗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几乎比任何积极的纲领更能够留给他们以较大的自由行动的余地。
敌人，不管他是内部的，如“犹太人”或者“富农”，或是外部的，似乎都是一个极权主义领导人的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433
所以，当我们观察专制时代的历史时，不必惊讶于它的处处树敌，因为这是它的特性所决定了的。即便在现代的办公室政治里，作为一个部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