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术”条：“潜邱语：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挍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斯真可谓之经术矣。”
53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序：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解云：……“非常异义”者，即庄四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而灭纪……若其常义，则诸侯不得擅灭诸侯……故曰“非常异义”也。
54《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后来南宋要打金国、恢复中原，论者也多持这个理由。明代“三大案”，王之寀又把这一番“春秋大义”用在了宫廷政治上面：“二年二月上《复仇疏》，曰：《礼》，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曩李选侍气殴圣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贵妃之封，圣母在天之灵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复仇一大义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试问：李可灼之误用药，引进者谁？崔文升之故用药，主使者谁？恐方从哲之罪不在可灼、文升下。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一也。……”（见《明史·王之寀传》）有趣的是，“红丸案”一般除了这里适用“齐襄公复九世之仇”这则大义之外，更适合“许世子进药”，详见下文。
55有趣的是，朱熹以一代儒宗之尊，却没有写下什么关于《春秋》的著作。清代汪绂《春秋集传》自序里说：“《春秋》为朱子所难言，予小子何堪僭妄。”这样讲来，《春秋》就连朱熹都觉得很难，汪绂自知比不了朱熹，所以虽然写了《春秋集传》，却赶紧得谦虚一下“予小子何堪僭妄”，我呢，水平又远低于汪绂，可谦虚的话却都被汪绂说到家了，难啊！^_^
56钱穆：《孔子与春秋》，收录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版，第264－265页）。
57见于《艺文类聚》引纬书《孝经钩命决》：“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这话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后两句当中，“商”指子夏，“参”指曾参，说这两人分别是《春秋》和《孝经》的嫡系传人。——我们虽然不必当真，古人却有不少当真的，比如汉代公羊学大师何休就说：“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何休注《公羊传》序）
58＇唐＇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59＇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七十搜集这两传的相关记载。关于《邹氏传》：“《汉书》：‘王吉兼通五经，能为《邹氏春秋》。’班固曰：‘邹氏无师。’阮孝绪曰：‘建武中，邹、夹氏皆绝。’《隋书·经籍志》：‘汉初，公羊、榖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杨士勋曰：‘五家之传，邹氏、夹氏口说无文，师既不传，道亦寻废。’”——从这些话，尤其是最后杨士勋的话来看，邹氏和夹氏原本都和公羊、榖梁一样，只是师生之间的口头传授，后来公、榖两传“著于竹帛”，形成文字了，这就便于流传，而邹、夹两家始终没能形成文字，结果一遇到社会的风吹草动，失传也是很正常的。
关于《夹氏传》：“班固曰：‘夹氏未有书。’按：《夹氏传》《汉志》注云有录无书，而《宋史·艺文志》载有《春秋夹氏》三十卷，不知为何人拟作，其书今亦无存。”
60＇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春秋五传”条：韩昌黎诗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今本刻作“三传”，非也。《前汉艺文志序》云：“《春秋》分为五。注云：左氏、公羊氏、榖梁氏、邹氏、夹氏。”不知汉后此二氏何时亡佚，倘至今尚存，则古事可与三传互证，岂不快哉！
61有人还专门统计过。清嘉庆六年，张焘为牛运震写的《春秋传》（应该叫《春秋牛氏传》）作序，提到“夫前世传《春秋》者多矣，左、公、榖而外，宋有胡氏安国传，刘氏敞传，程氏颐传，刘氏绚传，陆氏佃后传，叶氏梦得传，郑氏樵传，陈氏傅良后传，凡十有一家。先生后出，岂欲以掩十一家之长哉？”——张焘一一数过，在牛运震之前的《春秋传》除去“三传”之外共有十一家，加上牛传就十二家了。后来再加上《春秋熊氏传》，就十三家了。^_^
62比如明代姜宝为徐浦的《春秋四传私考》作序，说：“胡氏传最晚出，而最为学者所宗。”徐浦这部书把“《春秋》四传”并列就更说明问题了。再比如明代贺粲然为黄正宪《春秋翼附》作序，提到：“国朝说《春秋》者无虑千百家，而“四传”为最著。”及“国朝绌‘三传’独尊康侯。”——当初“最著”的东西如今却没多少人知道了，一本书的成名需要多少的因缘巧合啊。
清代陆奎勲《春秋义存录》自序说自己“少阅胡氏春秋，喜其文笔之清刚而寓……”（熊逸按：别怪我只引半句话，实在是我这本《春秋义存录》在“喜其文笔之清刚而寓”这里盖着两个大印，后边的字被印章压住了。^_^）
63＇明＇黄正宪《春秋翼附》贺粲然序：“胡氏传立于学宫，士人类墨守其说，顾安国去古益远，臆断于千百年之后，若射覆然，能一一悬中乎哉？”
＇清＇顾炎武《日知录》：“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而以《经》事之相类者合以为题，《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覆之书，而《春秋》亡矣。”
64＇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五：“胡传专以复仇为义，割经义以从己说，此宋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
65＇明＇徐浦《春秋四传私考》姜宝序：“盖尝譬之《春秋》犹天然，其照临、沾濡、焦杀、摧击之用尽备左氏，公、榖则为之日月、为之雨露、为之霜雪、雷霆，胡氏则又总其用以成岁功者也。”
66＇清＇毛奇龄《春秋条贯》卷一：“康熙二十四年奉命考进士，阅春秋房卷主考主考者授题法一本，曰如是则中，不如是则不中。按旧法，《春秋》四题：一单题，二双题，一脱经题。单题者，单传也；双题者，合两经为一题，而两传之语适相对也；脱经题者，题在此经，而是题之义则在他经之传中，即他经与此经俱无关也。国初儒臣谓脱经题不可训，其遵胡氏传则得矣，将置孔氏经文于何所？请去脱经题，但取两单两双而为四，而于是三百年来专取胡传阅卷之陋习为之稍轻。”——这里提到了科举考试中的《春秋》题目的格式，有单题、双题、脱经题之分，而毛奇龄与某考官的辩论一节更为可看。
毛奇龄还曾写过一部《春秋毛氏传》，清人著作中提到《毛氏传》的就是指这部书。不过这书非但没能和“三传”并列，连《胡氏传》的地位也没有过。
67其间经过大略，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经部二十七·胡安国《春秋传》条目：“……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语录》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冯梦龙《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尊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则风尚可知矣。爰逮本朝，敦崇经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安国旧说始多所驳正，弃瑕取瑜……“
68《汉书·儒林传》：“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公羊学之胜，另参清嘉庆三年阮元为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所撰序言：“昔孔子成《春秋》，授于子夏，所谓‘以《春秋》属商’是也。子夏口说以授公羊高，高五传至汉景帝时乃与齐人胡毋生始著于竹帛。其后有颜彭祖、颜安乐两家之学，宣帝为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学两汉最胜。虽刘歆、郑众、贾逵谓公羊可夺、左氏可兴，而终不能废也。……六朝时何休之学盛行于河北，厥后左氏大行，公羊几成绝学矣。”
69《汉书·儒林传》
70《汉书·武五子传》：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舆侯嗣子尚焉。及太子败，皆同时遇害。卫后、史良悌葬长安城南。史皇孙、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皇孙二人随太子者，与太子并葬湖。
71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140页）
72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儒林》（收录于《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引文见第114页。）
73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收录于《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引文见第24页。）“施于有政”出自《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74《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75苏轼的这些意见见于他的《荀卿论》，他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批评荀子的：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足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76《宋史·司马光传》：……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续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九：壬寅，同知谏院司马光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窃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司马光《传家集》“陈三徳上殿札子”：……窃惟人君之大徳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苖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
——这样的大道理史不绝书，都是“一言可以兴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对照：《禅林宝训》里，远公说作住持的道理：远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兴教化，安上下悦往来。明者，遵礼义识安危，察贤愚辩是非。勇者，事果决断不疑，奸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而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而不耘。勇而不仁犹如刈而不知种。三者备，则丛林兴。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无一，则住持之道废矣。”——几乎就是照搬司马光那套话，看来这“仁，明，勇”的道理既适合皇帝，也适合寺院住持？
77这书早已失传了，辑本见＇清＇王谟《汉魏遗书》当中的《春秋决事》。《春秋决事》也就是《春秋决狱》，就书名问题王谟在序言里加按语说：“此书《汉志》作《公羊治狱》，《七录》作《春秋断狱》，新旧《唐书》作《春秋决狱》，《崇文总目》作《春秋决事比》，今从《隋志》。”——《隋书·经籍志》录有“董仲舒撰《春秋决事》十卷”。
78这篇序言还讲了“三传”在情理与法意上的关联：“《春秋》，吾夫子刑书也。然刑由情生，情以法检，故左氏准经以附情，公、榖破情以比法。顾准之过则病溢，破之过则病谬……”
当然，“刑书”一词未必都是狭义的，如邵康节所谓：“《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罪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国者也，有罪者亦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