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同时胜利的主张，这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主流主张。这种说法始于二十年代中叶的苏联，当时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斯大林一方援引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说法证明1914年以前欧洲社会主义者普遍主张同时胜利论，是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一国胜利”的理论，为俄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而他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的继续。
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确实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此文写于1847年，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宣言草稿，写成后恩格斯本人感到不满意，不久即和马克思一道重新起草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宣言》采纳了《原理》中的某些提法，但没有接受“同时胜利”的说法。在此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时发生”的提法。那么，恩格斯在《原理》中的说法是否影响了以后的社会民主党人呢？没有。理由很简单，恩格斯的《原理》一文当时并没有发表，文章的发表是恩格斯逝世以后的事。恩格斯逝世以后，其遗嘱执行人伯恩施坦于1913年在恩格斯的遗稿中发现此文并加上《共产主义原理》的标题予以发表，这就是说，恩格斯的《原理》一文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世纪初并不为人所知，其中关于“同时发生”的说法自然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影响，不会使这一时期流行一种“同时胜利论”。
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有过“同时发生”的提法：“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页）不过，这部早于《原理》的著作当时同样没有发表（仅发表了第2卷第4章），所以马恩把它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直到1932年联共（布）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才第一次以德文全文发表，1933年又用俄文出版。正因为如此，在二十年代联共党内争论中谁也没有提到这部著作。由此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同时发生”的说法也不可能对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影响！
当然问题还不仅仅在发表的时间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这不仅表现在后人对前人的发展，也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本人理论观点的发展变化。从《共产党宣言》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就再也没有出现“同时发生”的说法，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摒弃了这种表述。他们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创匝序的大体看法不是“同时发生”，而是从一国开始，另一些国家继续，再由某一个国家来完成，也就是说，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一系列国家先后进行，然后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设想，起初曾指望英国开始，后来指望法国开始，然后其他国家跟上，最后由某一个国家完成。例如1892年恩格斯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对欧洲革命进程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比如说在1894年，德国会立即跟上，接着法德两国无产阶级联盟将迫使英国行动起来，一举粉碎三国阴谋以及法俄阴谋。那时，对俄国的革命战争就要开始——即使俄国连一点革命反响都没有——管他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45页）这里没有一点“同时发生”的影子！如果我们承认一个人的观点是发展的，那就不应当不顾他的系统表述，而抓住其早期的某种说法不放，以片言只语来概括他对某一个问题的观点！何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对这一问题的表述的真正含义也被简单化了。
在这一点上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是完全一致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1918年说过：“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9页）请看，连用语、表述方式都同马恩一模一样！
“同时胜利论”或者“共同胜利论”的说法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联共（布）党内争论的产物，它既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实际，也同马恩有关著作发表的时间对不上，实有强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嫌。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每篇文章或著作都交待写作和发表情况，通常放在文章的后面或题注中，不很起眼，但却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告诉我们该著作的写作背景和发表情况，写作的针对性以及所起的作用等等，这些资料也影响我们对作者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对此我们的读者、研究者不可掉以轻心！其实，不仅对经典著作，对其他人的作品也同样需要关注其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历史地看待这些著作。
“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
■ 周祥森
2003年9月17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在“见仁见智”肩题下刊登了贺成的《文人风骨哪去了》一文。据文章披露，“最近有媒体在对一些庸俗书名进行讨论”。作者认为，“书名问题，其实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书名的“高雅”或“庸俗”，反映了“文人风骨”之存或失，并直接影响于社会环境。诚为“见仁见智”一家之论。
媒体进行的对一些“庸俗书名”的讨论活动和《光明日报》上的这篇小文，让我想起了143年前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关于《福格特先生》一书书名的一场讨论。从这场颇为激烈的讨论中，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朴素为上的书名观。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书名观，对于今天的“庸俗书名”讨论，或许不无意义。
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出版于1860年11月。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说明”，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第一次完整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早期阶段。……是为真正科学地研究共产主义同盟历史奠定了基础的著作之一”；其“特色不仅在于内容深刻而丰富，而且还在于其出色的形式。就艺术价值而言，这一著作是属于世界讽刺文学优秀典范之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XXIV、XXXI页）。恩格斯在读了《福格特先生》后，当时就高度肯定了这本在文体上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朴素的历史著作“结构的艺术性”＇《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119…120页＇，并认为它堪称马克思“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2月19日）。同上，第129页＇
但是，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付印之前和排印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在书名问题上出现过较大的意见分歧。他们的朴素为上的书名观就是在这一讨论过程中形成的。
马克思最初拟定的书名是《前帝国的福格特》。恩格斯表示反对，建议取名为《卡尔·福格特》。马克思接到恩格斯的信后，9月25日（1860年）回信表示：“《卡尔·福格特》不相宜。”原因是他“不愿意把‘卡尔·马克思’放在《卡尔·福格特》的下面”。他“打算用《达一达一福格特》这个书名”。理由是：“达一达是一个阿拉伯作家，波拿巴在阿尔及利亚利用他就像在日内瓦利用福格特一样。达一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并且有滑稽感。”
根据马克思对书名的解释，他实际上赋予了书名体现作者写作意图、揭示著作历史内容和思想内容、吸引读者注意力、扩大著作社会影响等多重功能。恩格斯对此深表反对。10月1日，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必须说你的书名我十分不喜欢。如果你想给他（指福格特）一个绰号，那这个绰号必须是人们在阅读这本书以前就懂得的，或者是在这本书里对它作了解释以后再出现。我认为书名愈简单朴素愈好，但是书名中除了福格特以外，还要尽可能提到波拿巴或者至少提到普隆一普隆。如果你讨厌‘卡尔·’福格特，那可叫他福格特先生，但是我看不出为什么‘卡尔’＇Carl＇不能放在‘卡尔’＇Karl＇的前面——谁也不会因为这个对你开玩笑。”
马克思接到信后，在10月2日回信中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他说：“‘达一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这种情况很合我的心意，而且我觉得这正适合于轻蔑嘲笑的做法。”同时，马克思表示：“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跟我的批判的良心（指他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编者注）仔细地商量一下。”
恩格斯亦坚持自己的意见。在10月5日的回信中，他重申道：“至于书名，我再重复一遍，那种只有在把书读了一半以后才能看懂的书名，无论如何是最不成功的。”恩格斯还补充了如下理由：“我的这个意见鲁普斯（即威廉·沃尔弗，他是马克思的朋友和战友，当时住在恩格斯所在的曼彻斯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就是题献给他的——笔者注）也完全同意。庸人对福格特早就不那么感兴趣，不会伤脑筋去猜测你为什么称他为达一达。能使福格特令人感到兴趣的惟一的事，就是他同波拿巴和普隆一普隆的联系，而这一点你必须在书名中强调出来，以便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在书名上摘轻蔑嘲笑的做法，恐怕除把书名弄得离奇古怪或矫揉造作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着重号系笔者所加）；蔑视嘲笑在书的正文中已经够多的了。”
在此后一个多月的通信中，马克思恩格斯均没有再提及正在排印中的书的书名一事。但是，从这一事实本身可以看出，马克思及其夫人燕妮·马克思是很看重《达一达一福格特》这个书名的，而恩格斯也没有轻意放弃自己在书名问题上的主张。直至11月12日，《福格特先生》一书的内容已经排印完，必须排书名时，马克思才把“福格特先生”这一书名排上去。第二天，即11月13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说：“在书名问题上我向你让了步，（昨天）已经把《福格特先生》排上去了。我的妻子坚决反对这个书名，而坚持要用《达一达一福格特》，并且旁征博引地指出，甚至在希腊悲剧中，剧名和内容乍一看来也往往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以上详见马克思恩格斯1860年9月25日一11月13日期间的通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96…109页）
马克思最终采用了恩格斯在10月1日信中建议过的《福格特先生》这个书名，说明他最终同意了恩格斯对于书名问题的科学认识——“书名愈简单朴素愈好”，“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通信中，每一部、每一篇都充满了丰富的、形象的、机智而又生动的文学比喻和“古典”、“今典”，但书名简单、明了、朴素，这是他们著作的一大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福格特先生》书名的争论，不仅反映出了他们绝不“哪怕稍微马虎一次”的谨严的科学研究和写作态度，而且还反映出了他们对于著作形式的高度重视。但是，这种重视并不是要让书名去承担某种特殊的责任或功能。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在一开始就形成了朴素为上的书名观的。从他们讨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有过要让书名肩负起体现作者写作意图等功能的想法，恩格斯也有让书名具备突出著作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内容等功能的想法。最后，他们都放弃了，而只让书名仅仅起一个“姓名”的作用。无论是马克思的“轻蔑嘲笑”、“引起庸人好奇心”的用意，还是著作本身的揭穿福格特的假民主主义、法国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的历史真面目这一历史内容，他们都决定把领悟和理解的权利交给读者，而不愿让读者为伤脑筋猜测书名何谓而白白浪费阅读正文的时间。
马克思恩格斯常说：书有自己的历史。其实不只是书，书的取名问题也有自己的演变历史。书名从简单朴素发展到深奥、艰涩难懂，甚至读者读完全书仍不知书名何谓；书名承担起原本不曾有过的沉重的、多重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与思想功能，这种不妨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产生的，是一个书名学上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就最近媒体所讨论的书名庸俗化现象而言，从只注重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而不重视内容上的创新，书名发展上的这一变化无疑是精神产品生产过程中某种创新能力衰竭的一种表征，它的出现无疑是与当前思想和文化的庸俗化趋势、浮躁的社会心理相适应的，并且表征着这种趋势和心理。事实上，“庸俗书名”讨论本身，也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现象。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便具有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意义。解决这些问题，诠释这些现象，是从事思想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的历史学家的任务。
历史学家的事且不去管它。在这里，我只想对那些把本不应肩负的责任或功能强加于书名身上的文化评论者，对那些“把书名弄得离奇古怪或矫揉造作”，存心让读者伤脑筋去猜测书名何谓，企图通过书名来吸引读者眼球的“作家”／“文人”、出版人提这样一个问题：“书名愈简单朴素愈好”，“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读了恩格斯的这两句简单朴素的话语，看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就《福格特先生》一书书名的讨论之后，不知你们作何感想？
新乡土中国研究随笔（之三）
■ 仝志辉
村庄共同体
当前国家对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希望充分利用农民自己的合作能力来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而在村庄内，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只是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地域范围，没有一个科层化的组织将他们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