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又引用徐文的“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自然还是讽刺，是否还是林语堂剪报鼓动的结果？鲁迅念念不忘回击徐文，的确显而易见。
翻阅这张数十年前的剪报，从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鲁林之间那份深厚的情意。鲁迅晚年感慨地表示：“语堂是我的老朋友”，这是诚挚的心里话。关于这张报纸，《鲁迅日记》没有记载，又因为双方往来的信件大多散佚，因此我们只能根据鲁迅的文章再现历史的情景了。鲁迅根据这篇徐志摩的文章写下的文字，无论是和林语堂“英雄所见相同”，还是受到林语堂的鼓动，都无损于这份剪报见证的并肩论战的友情。俗话说：“宝剑赠英雄”；这份剪报正是“铸剑”的“宝贝”资料。林语堂有意，鲁迅也真的铸造好了。
聂绀弩与李慎之的一段诗缘
聂绀弩在他的《散宜生诗·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未学诗，并无师承，不意有人从舒芜那里看到我的诗，写信给我叫好；舒芜又和我不认识的诗家谈我的诗，甚至说是‘奇诗’，诗家回他的信，都谈得很认真，说我别开生面……” 这位聂绀弩“不认识的诗家”，据舒芜先生《聂绀弩谈诗遗札》介绍，就是李慎之先生；
李慎之曾在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76年，舒芜先生以聂翁《北荒草》油印本一册见示，我从未见过这样寓悲愤于旷达，寄忧伤于诙谐的诗。捧读之余惊为绝世奇诗，为千古所未有，同时揣翁诗意，缀为二律，托舒芜转赠聂翁。”
李慎之先生不以诗名，他这两首《题北荒草》也鲜为人知，我从山东省委党史办离休干部侯井天先生编撰、印数仅一千册的《聂绀弩诗全编》附录《读者通信》中抄录出来，供读者欣赏。
绝塞穷荒百首诗，咸酸苦辣几人知？
微微爝火摇风动，隐隐春雷入想痴。
安得嚼心同嚼蜡，可堪含泪更含辞。
死生明暗春来际，刺破鬼天笔一支。
越是穷愁越放歌，风流自比郑元和。
楚天风雨摧兰蕙，北海鲲鹏笑网罗。说明材料》一篇，曾提到解放前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顶顶吃香的也就是美国底大腿电影和美国底发松的小品’，再其次，南京暗探范泉主编《文艺春秋》……”结果，就是因为这句话，使范泉受到追查，并遭受了两年多的无妄之灾。直到八十年代胡风冤案平反后，为澄清胡风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又将三十万字《意见书》作为历史文件予以发表，以正视听。范泉看到这《意见书》后，才知道自己当年受到迫害的原由，并专程到北京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询问，胡风将他归为“南京暗探”的说法，有何凭据？梅志告知，因文艺界中有此传言，故有此说。诚如胡风一案的当事人贾植芳所说，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人事纷纭，尖锐复杂，疑神疑鬼，相互猜疑，从而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朋友，也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与许广平之间的恩怨，则缘起于鲁迅。范泉从学生时代就景仰鲁迅，并终生致力于鲁迅研究。上海沦陷期间，他曾将日本学者小田岳夫撰写的《鲁迅传》译成中文，先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且刊上连载（该杂志创刊于抗战后期的1944年10月），1946年又出版过这部传记的单行本。当年在上海由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出面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会者每人都曾获赠过一本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这本传记。
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是鲁迅逝世后第一部有关他生平事迹的系统记述专著，尽管书中有不少错谬，但当时在纪念和宣传鲁迅上是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的。范泉说，他译出这本传记后，“为了避免对于鲁迅的误解，曾邀请许广平先生加以详细的校阅”；而许广平则“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纸片记录下来，赐请译者加以改正，并且当面获得不止一次的解释”。所以，范泉的中译本，没有完全忠于原著，而是将原著中一些对鲁迅生平和思想的“曲解”及“凭空臆测”，“在许广平先生的指示下，都一一加以删节或改写”。这种方法未必会得到所有外国著述翻译者的赞同，因为这种做法毕竟是篡改原意的。译本出版时，范泉说明了他对原作部分改动的原因，提到曾得到许广平指教并向她“表示无限的敬意”。可是，《鲁迅传》的范译本出版后不久，许广平却在媒体发表文章否认这件事，以她“并没有拿日文与译本对校过”和“偶或贡献些微意见，未必即对”为由，表示自己“始终对日译本不同意算是校正”。
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件不无蹊跷的事情，主要是与许广平对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不满有关。许广平认为，作者“有若干主观之见，拿来放在鲁迅身上，这是不太好的”。她还指出小田岳夫的写法，“是为日黩武主义者借词解脱”。因此，尽管范泉的中译本对原著内容有所删改，许广平还是极力否认自己参与了中译本《鲁迅传》的“校正”。她不愿意让读者误认为她是同意译本中的观点的。1999年12月，范泉在辞世前则又有另一种解释，认为胡风当时认为他是“南京暗探”，而胡风又与鲁迅关系很好，所以许广乎也肯定知道这一情况的，作为鲁迅先生的未亡人，她当然不愿意与“南京暗探”有任何关连。不过，许广平审阅过这部传记的译稿，还提过意见，这些恐怕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这样的现象，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在现实面前，作为中国人，为什么大多不敢说实话，而是选择了隐瞒真情、明哲保身的做法呢？这种原因，恐怕只有从鲁迅先生《写在｛坟）后面》中解释过的话来寻找原因了：“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能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因为，还没有这样的勇气，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
都是朋友惹的祸
■ 韩三洲
岁月如流，往事如烟，转眼就是百年，不知不觉，胡风先生的百年诞辰也来到了。为纪念这位当代文艺界的殉道者，有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几近半个世纪前胡风撰写的三十万字《意见书》。就是这个给胡风本人和整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带来冤案和厄运的《意见书》，当年也曾给“胡风集团”之外的范泉先生造成过伤害。
编辑家、出版家、翻译家、著作家范泉（1916~2000），上海金山人，193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抗战时期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在上海主编《文艺春秋丛刊》和《文艺春秋》月刊，作者大多是沦陷区的作家。五十年代初，范泉加人中国共产党，但不久又在肃反运动中莫名奇妙地被捕，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审查，后无罪释放，但早已被开除党籍，家破人散。到了1957年，厄运再次降临，他只因提出“肃反运动不应先审查后调查”，便被认为是“对肃反运动的诬蔑”，又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劳动改造，历经折磨。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留在青海师院中文系当教授。直到1986年冬，年已七十岁的范泉才从青海调回上海，并任上海书店总编辑。1993年，范泉主编并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一书，资料性很强，影响也很大。
要说范泉这些倒霉的人生遭际，还都是他在当代文坛上的两个朋友给造成的呢！这两个人一位是鲁迅的的夫人许广平，另一位是鲁迅的学生胡风。首先说说与胡风之间的恩怨，那是在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其中《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一篇，曾提到解放前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顶顶吃香的也就是美国底大腿电影和美国底发松的小品’，再其次，南京暗探范泉主编《文艺春秋》……”结果，就是因为这句话，使范泉受到追查，并遭受了两年多的无妄之灾。直到八十年代胡风冤案平反后，为澄清胡风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又将三十万字《意见书》作为历史文件予以发表，以正视听。范泉看到这《意见书》后，才知道自己当年受到迫害的原由，并专程到北京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询问，胡风将他归为“南京暗探”的说法，有何凭据？梅志告知，因文艺界中有此传言，故有此说。诚如胡风一案的当事人贾植芳所说，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人事纷纭，尖锐复杂，疑神疑鬼，相互猜疑，从而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朋友，也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与许广平之间的恩怨，则缘起于鲁迅。范泉从学生时代就景仰鲁迅，并终生致力于鲁迅研究。上海沦陷期间，他曾将日本学者小田岳夫撰写的《鲁迅传》译成中文，先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且刊上连载（该杂志创刊于抗战后期的1944年10月），1946年又出版过这部传记的单行本。当年在上海由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出面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会者每人都曾获赠过一本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这本传记。
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是鲁迅逝世后第一部有关他生平事迹的系统记述专著，尽管书中有不少错谬，但当时在纪念和宣传鲁迅上是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的。范泉说，他译出这本传记后，“为了避免对于鲁迅的误解，曾邀请许广平先生加以详细的校阅”；而许广平则“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纸片记录下来，赐请译者加以改正，并且当面获得不止一次的解释”。所以，范泉的中译本，没有完全忠于原著，而是将原著中一些对鲁迅生平和思想的“曲解”及“凭空臆测”，“在许广平先生的指示下，都一一加以删节或改写”。这种方法未必会得到所有外国著述翻译者的赞同，因为这种做法毕竟是篡改原意的。译本出版时，范泉说明了他对原作部分改动的原因，提到曾得到许广平指教并向她“表示无限的敬意”。可是，《鲁迅传》的范译本出版后不久，许广平却在媒体发表文章否认这件事，以她“并没有拿日文与译本对校过”和“偶或贡献些微意见，未必即对”为由，表示自己“始终对日译本不同意算是校正”。
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件不无蹊跷的事情，主要是与许广平对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不满有关。许广平认为，作者“有若干主观之见，拿来放在鲁迅身上，这是不太好的”。她还指出小田岳夫的写法，“是为日黩武主义者借词解脱”。因此，尽管范泉的中译本对原著内容有所删改，许广平还是极力否认自己参与了中译本《鲁迅传》的“校正”。她不愿意让读者误认为她是同意译本中的观点的。1999年12月，范泉在辞世前则又有另一种解释，认为胡风当时认为他是“南京暗探”，而胡风又与鲁迅关系很好，所以许广乎也肯定知道这一情况的，作为鲁迅先生的未亡人，她当然不愿意与“南京暗探”有任何关连。不过，许广平审阅过这部传记的译稿，还提过意见，这些恐怕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这样的现象，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在现实面前，作为中国人，为什么大多不敢说实话，而是选择了隐瞒真情、明哲保身的做法呢？这种原因，恐怕只有从鲁迅先生《写在｛坟）后面》中解释过的话来寻找原因了：“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能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因为，还没有这样的勇气，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
让科学回归人文
■ 吴国盛
我过去出版的三个集子，从《追思自然》、《现代化之忧思》到《自由的科学》，其间一直贯穿着一个思想主题，那就是“让科学回归人文”。这个主题动机逻辑上包含着三个部分。第一，是对危机的直觉，对人类面临的问题的敏感，对问题的深层实质进行探索的兴趣，总之是一种“忧患”意识；第二，把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看成是现代性危机最重要的根源和后果；第三，把“科学回归人文”看成是走出危机的一条道路。
应该强调的是，我所谓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回归，都是就西方传统而言的，中国文化中本质上不存在科学与人文的分裂问题，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化中的现象。我深深地意识到，在西方与中国两大文化体系中有着非常不同的人文尺度，但深入地考量这两种人文尺度的异同并做创造性的融合，非我目前能力所及。我只是初步地认识到，中国的“仁—礼”和西方的“自由—科学”构成了各自文化体系最深层的基础，而用中国的人文来拯救现代性的危机，尚未进入我的视野。
即便如此，对中国人而言，讨论西方语境中的科学与人文的问题依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实情况是，在某种深层结构上，现代本质上是西方的现代，现代的问题本质上是西方的问题。现代中国也脱离不了这一现实情况。而自中国人被迫加入现代化的进程以来，现代性的问题没有一样不在中国重演，因此，现代性的反思决不是什么发达国家的特权，而是一切被裹人现代化的民族不可回避的任务。而且，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还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条件、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被迫”和“后发”性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西方那些“原发”的现代化国家不尽相同。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尽管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这种分裂极为畸型，表现出来的是科学与人文的极度不对称：科学压倒一切，人文势单力薄。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科学一开始就是被“功利主义”的传人，传人以后又被“功利主义”的培养，而它本来固有的人文土壤和根基却移植不足。中国本土的人文土壤与外来的科学产生严重的“排异性”，结果遭到猛烈的侵蚀和破坏。于是，在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与科学相应的人文发育严重不足，中国固有的人文日益衰微，造成科学与人文之间严重的失衡。相比之下，西方几百年来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