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的就是当我坐在轮椅上准备打车时，本以为司机会认为残疾人很麻烦，不愿意拉载，可当我挥手后第一辆车就停了下来。司机见我上车非常不方便，就一边笑着说：“我知道这样不合适，但也只能这样了。”一边将我抱上了车。
平时，我们总说世风日下，爱心太少。通过这次体验，我却感觉到现实生活中真正富有爱心的人是很多很多的，至少在残疾人遇到困难时，不再像前些年那样会有很多人幸灾乐祸地围观，这一点说明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他人不断的无私的帮助对我却产生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体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厌烦别人帮助的感觉，面对一双双热情之后想说：“不用，不用！”但是没有别人的帮助，有许多事，像过天桥、上台阶等我根本无法独立完成。
在那两天里我想我是真正走进了残疾人的内心，真正地理解了他们。作为一个残疾人，他们确实需要人们帮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更需要一种平等的感觉，他们更希望自己也能和健全人一样去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不断地接受别人的帮助，会使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真的是一个废人。长此以往，思想上的压力更大于他肉体上的痛苦。
史铁生曾对我说：“十厘米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珠穆朗玛峰，所以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其实我们更愿意自己去做，这个社会应该提供足够的便利条件，让我们尽可能地独立生活，而不要造成台阶后，再来两个人把我们搬上台阶或扶上台阶，那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无用的。如果在有台阶的地方能修一个斜坡。那么残疾人就能够自己上去，而不必让人去帮助，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和其他健全人没什么两样。”
康复中心的一位医生说，几乎每一个坐上轮椅的人都想到过自杀。我原以为他们是因肢体残缺，不再健康美丽，而不敢面对生活的，只要我们大家不再以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我们大家肯热情地帮助他们，他们就会坚强起来。但是当我自己真正置身于他们的行列时，我却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形式上的帮助往往又是一种负担和压力，我们更应该为他们独立生活创造条件，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常人无异，让他们在心灵上也能和我们站在同一高度。
因为平等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作者：整理文中子叶风）
第四章我在传呼台接送爱
家就是你半夜不归时那盏常明的灯，到子就是守在电话旁呼你归来的人。
高中毕业的我，一个偶然的机会走进一家寻呼台的大门，成为一个寻呼小姐。这是一个听声而不见人的职业，因为需要倒班，有时我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有时又是踏着午夜零点的钟声端坐在工作台前。
虽然是看不见的无线电波连着世界，世界也常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它丰富多彩的一面。除夕夜，传呼台接送千万条新年祝福的信息，让人感到生活是那样祥和；中秋晚，千里寄相思的亲情呼唤，使人觉得在这匆忙的世界还有很多人停下奔波的脚步，渴望亲人的团圆恋人的相聚……
现在只想说那一个被感动的夜晚。每天夜晚的10点左右，都是寻呼的一个小小高潮，那些呼唤丈夫回家的信息接连不断。那天恰是10点钟，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传来，“请呼……”“传呼内容？”“不要再喝酒了，记住医生的话！”10点半，又是这一个呼号，传呼内容是：“该休息了，别忘了明天出发，请速回家！”这个呼号第三次被呼叫时，进针正指向12点，那位心情急切的妻子的声音一传过来，我就知道了她要呼的号。对方声音还是那么轻柔甚至有些纤弱，想象得出这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女人。只是这时，她的声音明显多了些困倦和焦急，更埋藏着深深的无奈和幽怨。她说完那个传呼号，要传呼的内容是：“我爱你，我在等你，请速回家！”
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个发自同一个女人的三次不同的寻呼。第二天，当与男友约会时，我禁不住问他：“你说，家是什么？妻子是什么？”男友一时莫名其妙，云里雾里望着我。没等他回答，我接着说：“记住，家就是你半夜不归时那盏常明的灯，妻子就是守在电话旁呼你归来的人。”我多么希望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不要成为妻子深夜中的牵挂和思念。静谧的夜晚，应该是夫妻相守的温馨时分啊。
（本文作者：李雯）
第四章踏平坎坷成大道
为了寻找创作环境，我四处漂泊，像雁一样两地奔波，一路辛劳。在夜夜梦寻故乡的旅途上，我知道我早已没有证明我是故土生民的一纸文凭，但我身上流淌着她远古的血，无论我漂向何方……
在旅途上漂泊的人，每一处可以喘几口粗气、打几个盹的地方都是家。而当我们终于到达新的站点回望时，才知家是灵与肉都可以安放的地方，而我这30年来每一处的停落都不是家——包括我充满酸楚荆棘密布的出生地。
1982年，爹在修“红旗堰”（70年代开始修，人力物力耗资数亿，却半途而废，在四川省天全县境内）。家家屋里穷得揭不开锅，娘从她姐妹中“化缘”求米，想让我读完全区第一届“重点班”。奶奶每隔三日便将瓜果蔬菜背至学校，低价给我换伙食费，10里山路啊，我怎么忍心呢？书不读了，回家种地。
就在这衣食不全的山沟里，我竟疯狂地迷上了绘画，而这贫瘠的故土无法承载一个山村少年五彩斑斓的梦想，预示着我的前路必定是灵与肉的漂泊。
初踏打工
1983年，早就辍学的我，被县里叫去与县领导一道去省城参加“四川省中小学中师师生美术作品展”。我把伙食补助节约下来买了两本画册，每翻一页都有一股激动，常常按捺不住拿笔即画，甚至吃完饭也要用剩汤残羹在破桌上画一幅。只要空闲便跑去邻乡背河沙卖给工程队，每立方3元，一天可以挣6到8毛钱，这些钱我一分也舍不得花，积攒下来，成了我以后去参加展览的路费。农村业余作者是没有单位报销路费的，看着血汗钱都被我“洒在路上”，爹认为生养我是他一生的错。他恼怒地把我就地取材刻制的石板画全都捣毁了，叫我别在他锅里蝴口。我无言以对。艺术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山村里是没有出路的。我脑子很乱。那时候我常独自一人蹲在后山巨石上，石雕一样，蹲着蹲着，太阳出来又落下，大雨淋过，大风又吹……
1985年，县文化部门办展览到乡下收稿，我给他们说，我不敢再画了。来人知道乡下的难处，便通过朋友介绍我到县水泥厂的外地施工队打杂，当小工每天3元，包吃包住。我瘦弱，可以想象，体重40公斤的人担着数倍于自己体重的沙石水泥浆，摇摇晃晃地穿行于简易脚手架上的样子，稍有闪失就将不复存在。我在那段日子的业余作品后来陆续参加市区美展，并大都得以发表。离市里不远，有机会开始为地区报刊画插图。不久，建筑队完工解散，我重又回到我的山村。
物竞天择我做异乡人
回乡后我被看成是“见过世面”的人，不足18岁就被村里选为村官兼生产队长，是上级的“培养对象”。然而我的心里压根儿不想这些。我心中似有干山万壑。严酷的现实和我内心的文化需求矛盾日益尖锐。生活的重压，父辈的指责，家庭的破败，使我终日感到生不如死。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什么呢？终因思想歪，狂放不羁不适合培养。爹每逢便骂“金碗都被我硒烂，还有脸在家丢人现眼。”
为此，我躲进大山里。我想像“祖先”一样生活，是否可以重塑一个“我”呢？什么也不想吧！不想就心安理得，慢慢就适应了。
大雪封山的寒冬腊月，正是砍荒植树的时节，我通过熟人在林业员那儿弄来了一些造林指标，便和弟弟用三尺长柄的大砍刀砍荒植树。每日一身潮汗湿，晚上睡在简易草棚里，第二天头上尽是白霜。就这样日夜狂砍满山荆棘，把淤积于胸的牛劲发泄在冷酷寒寂的荒野。砍去荆棘丛栽上杉树，握着锋利的砍刀，我希望能在冥冥之中劈开布满棘刺的人生走出一条路来。整整与世隔离的三个月，我们兄弟被荆棘划得体无完肤，经历着雪与霜的冶炼。我冷静地思考，我不能在这里呆了，我要到外面去。
朝着皇城走
1989年年关，正是出外人归乡的时候，我出门了，向着北京。
通过亲戚介绍，我去铁道部十六局第五工程处做临时工。工程处是搞建筑的，干体力活基本上是以貌取人，看块头大小卖力气，日工资5元至6元不等。我个小瘦弱，常做查漏补缺的料，抽来调去干杂活。最后一段时间我被抽去四处在北京西单修地铁。我们常常深夜坐着敞篷车从西单经天安门去朝阳区的住处。
白天是禁止卡车载人经过长安街的，凌晨时无其他车辆，开车的山东司机撒野一般把车开得风驰电掣。十里长安街一过，会把耳朵冻得碰丢了也不知道。后来工程少，单位精简，其时我又不争气地被电钻卡伤，只有被裁员的份儿。最后一次从长安街上驶过时，我仿佛看到一块招牌上有“天全”二字。我是天全人，吵着下车去会老乡，司机跑了很远才停下车。我独个在街上寻找，待我筋疲力尽找到印象中的门店前坐下，店门早关，招牌背放着，我翻过来一看竟是“全天营业”，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北京没法混了，偌大的皇城并不收留我。
1990年12月，我准备去唐山找十六局我认识的广西朋友。离开北京时，为节约盘缠，我不敢住旅店，而是寻找到一个一米高的下水道，用随身携带装画具的木箱横放在下水道上，人坐在木箱上，污水从木箱下流过，寒气袭来，此刻我就在皇城的角落，此情此景令我百感交集，思乡泪，他乡的凄楚，和对前程的绝望一齐涌结心头，我抱头痛哭。
那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了。当醒来时，太阳尚未出来，一只脚泡在污水里，我想挪动一下脚，但手脚不听使唤，我知道冰冻三尺的厉害，没有放过我停泊在阴沟里的瘦弱之躯。一夜冰霜把我凿刻成雕塑。耳朵里响过污水的流动声，看着太阳从浓雾深处升起，等待她慢慢照过来，照过来……
中午，我拖着没有痛感的双足，爬上开往唐山的列车。希望在下一站能好转。到达唐山后找到广西朋友，又在建筑队谋事做。并有空去广告公司打杂，画招牌。这时期的作品好些，稍稍调转心态后，我给家乡文化部门写信，他们答应帮我安排个事做。1990年底返乡，在乡文化站做临时工，每月56元。我庆幸的是又可以画画了。1991年因生活拮据便请假去成都一个工艺公司画图案，月挣240元。
1992年文化部门让我回来做临时工，负责宣传栏及单位清洁，每月100元。1992年和1993年是我创作的高峰期，发表、展览、获奖接踵而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等媒体相继报道了我的自学事迹。
1993年县里搞经济开发区，卖商品户口。传说是买了户口可以吸收为国家正式工人，而我在文化部门“工作”更有希望。我姐从邻县婆家带一沓钱赶来，鼓动我爹，不说别的，单是能有一个创作环境条件让我在外面折腾，免得在家里惹人嫌也是值得的。爹于是挨家走亲戚求人，七拼八凑地弄够5150元巨款给我买户口。不买户口我还能听天由命，买了以后我知道了许多“平民的天真”。招工招干于某些人只是“走过场”，而对我来说，买了户口撞破墙也没能成为正式工，还惹来许多的冷嘲热讽。
受到重创后，我回家找我爹，我说自古忠孝难两全，既然生得贱我也不再丢人了，没有必要在这穷乡僻壤，我还是流浪吧，也许这次是否回来都无可知，若他年回来，你就当我是捡来的，若没回来你就权当没我这个儿子吧……说这话时正在吃饭，娘放下碗就回到屋里哭。
我以3000元的价钱把户口卖了。在公安局户籍科拿到“迁转原籍”的通知单后我便走了。离开故土时娘给我一块土放在贴身处：记住，这是生养过你的地方。
六年归乡梦难圆
1994年元月7日，我揣着一外企驻深公司老总给我的路费来深圳，像一尊刚出土的陶俑站立在火车站出口处，南方的太阳令我眼花缭乱。在该公司试用半年后便要我像艺人一样签约，因有一些条款不能接受，7月2日我又出现在深圳的寻工人流中。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虽然艰辛寻找工作仍未果，盘缠日尽，我用一天一包方便面熬着。最后我拿着一张印有我照片和介绍文字的报纸，给一家公司人事部看，他们对着实物和照片验证无误后同意试工。
第一天上班在车间擦磨光珠，不细，被师傅白几眼，后去染珠，染珠又不规范，被领班骂得一无是处。我说制造原子弹核武器的未必会裹春节燃放的烟花爆竹。此后，我便被安排去做搬运，显然这工作更适合我这个“造原子弹核武器”的了。
住在公司的仓库里，我什么行李都没有，晚上摊两张报纸，码一叠书做枕便席地而卧。白天上班加班，晚上喂蚊子。南方的蚊虫多，我那间屋的蚊子在数月中个个都长得肥硕、透明，只差撑死。手、脸、脚，凡是可以叮的地方都被叮得像患湿疹，密密麻麻布满红斑。三个月后我破格做了主管。
1995年我把弟妹弄到深圳，开了一家专为打工者收存收转信函兼以经营平价快餐的“打工一族”。此后相继介绍两百多家乡人来深圳打工。
打工生活身不由己。白天上12小时的班，晚上为自己的命运加班，铁架床上不能画大幅画，我便画小图，写小文章。那段日子的《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常有我的小品文章。1996年《大鹏湾》杂志社聘我为美术编辑。我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所编发的作品相继被国家、省、市报刊转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