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严格说来，英语许多单词也是有“理据”的。如“aphasis”（失语症），来自希腊语，“a”表示“缺乏”，“phas”意为“说话”，“is”则是表示病症的后缀。由此看来，英语“识字”似乎亦不难。但问题在于，希腊语就那么好学？西方人难道真的就个个精通？相反，汉语则根本用不着任何“词源学知识”，只要用汉字一写，小学生都能明白——“一种不能说话的病”。难怪日本著名语言学者金田一春彦举了这个例子后，不禁赞道：看来还是汉字方便。
由此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打个比方，汉语就有如“活字印刷”，汉字平常都是一个个单独存放（当然如铅字一样，有一定的存放规则）；用时则一一调出，组合成词。印完一个版面后，又可拆开排成另一个版面，故而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重复起作用。也就是说，汉语是“记字不记词”。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对此便有深切体会：前者只是两个普通的汉字，而后者则是一个必须额外记忆的单词。这就意味着，除去极少数专家，对一般人来说，英语的单词是“不可拆”的——强行拆卸只能得到一堆“七零八落”的字母。借用同一个比喻，英语就类似于“雕版印刷”，一个单词就是一个雕版，排好以后便不能动了，故而有多少页码，就需要多少块雕版。既然书籍的出版是无限的，雕版的增加也就没有尽头，英语单词于是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永无止境。雕版的无限增长，可以靠扩大甚至建造仓库来堆放；但记忆容量却是有一定限度的，根本无法承载无限增长的词汇，于是“生词”越来越多。如果把相对固定的个人词汇量作为分子，把无限增长的词汇总量作为分母，则不难看出，西方人的“识字率”实际上是呈现出步步下降的趋势。众所周知，词汇量是衡量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那么，这一标准的相对降低，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再举个例子。学过外语的，无论英法德俄，日意西葡，都知道有所谓的“专业词汇”，一门专业一本（甚至多本）词典。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字母文化所隔的，远远不止于专业知识，而且包括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其“语文”同知识一样，也必须“活到老学到老”，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其任务之艰巨，难度之大，也就可想而知。惟独汉语是个例外。一个人只要小学毕业，便如毛先生所说：“已足以供他在日后的阅读生涯中应付。”无论将来从事何种专业，也无论该专业将涌现多少新术语，都一律采用“增词不增字”的方式从容应对，故而从无“专业词汇”一说，凭一本《新华字典》便可畅行于所有专业之间。外国人到中国留学，也有这种体会。只要过了语言文字关，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学习各种专业——包括使用不少古汉语的中医。
英语不仅词汇量大，任务艰巨，而且即便就每一个具体的单词而言，其学习也并不见得比汉字容易。汉字只要会读会写，也就算完；而英语单词除了本身的识记以外，还涉及许多语法上的“嗦”。我们下面仅以单数变复数的规则为例，看看这些“节外生枝”到底有多麻烦。
一、规则复数形式
1。直接加－s（根据辅音的不同，有s；z；iz三种读音，这里就不讨论了）。
2。以－th结尾的名词加－s（根据元音之长短不同又有不同读音，亦不讨论）。
3。以－s；－x；－z；－ch；－sh结尾的名词加－es。
4。以辅音＋y结尾的名词变y为i，再加－es。
5。以元音＋y结尾的名词加－s。
6。以－f；－fe结尾的名词，一般先把－f；－fe变为v，再加－es（所谓“一般”也就意味着有例外，还得个别记忆）。
7。以辅音＋o结尾的名词，一般加－es（又是“一般”）。
注：有少数以－th结尾的名词，以－y结尾的专有名词，以－quy结尾的名词，少数以“辅音＋o”结尾的名词，以“元音＋o”结尾的名词，以－o结尾的专有名词，有些以－f结尾的名词等等特殊情况，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二、不规则复数形式
1。变换内部元音，如foot－feet；mouse－mice。
2。带词尾－en的复数形式，只有下列三个名词：brother－brethren；child－children；ox－oxen。
3。单复数同形：aircraft－aircraft；sheep－sheep。
4。具有规则和不规则两种复数形式：fish－fishes－fish；reindeer－reindeers－reindeer。
三、外来词的复数形式
1。保留原来的复数形式：stimulus－stimuli；basis－bases；thesis－theses。
2。除原来已有的复数形式以外，还具有英语的规则复数形式如：focus－focuses－foci；nucleus－nucleuses－nuclei；medium－mediums－media（注：有些外来词的英语复数和原来的复数意义不同，如：geniuses（天才）－genii（妖怪））。
四、复合名词的复数形式
1。第一个组成词变为复数：radeinarms，radesinarms；lookeron，lookerson。
2。两个组成词都变为复数：woman rade women rades。
3。最后一个组成词变为复数：boy friend，boy friends。
五、缩略词、拚缀词、首字母缩略词、缩写词、字母等的复数形式
1。缩略词和拼缀词的复数形式（根据现有材料）一般加－s如：motel，motels。
2。首字母缩略词一般加－s或's如：IC，Ics；VIP，VIP's。
3。缩写词一般加－s如：Dr。，Drs；No。；Nos。（有时重复最后一个缩写字母；有些表示度量衡单位的缩写词，其复数往往不加－s）。
4。字母、阿拉伯数字等一般在字母、数字等后面加's或－s如：It
happened in 1960's/1960s。
此外还有物质名词、抽象名词、专有名词、集体名词等等的复数变化形式，恐读者耐心有限，不再抄录。
最后做一个小测验：给出下列词的复数形式：lookeron（旁观者）、runnerup（亚军）、attorneygeneral（检察总长）。显然，它们都是复合名词，故而可以套用第四条规则。然而，即使把几条细则背得滚瓜烂熟，又能否说得清楚－s应该加在哪里——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组成词，抑或两个都加？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什么规则都用不上，只能一个个死记硬背。这样的任务，难道会轻松吗？
以毛先生的学识，英语自然不在话下，不论有多少规则，也不论每一条规则之下有多少例外，统统倒背如流，如数家珍，所以才敢大言不惭，声称“容易”。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英语本族语者，却没有这样高的天赋。周有光先生曾接到一封大洋彼岸寄来的宣传品，说是到2000年，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故而恳请人们加入扫盲斗争。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教育程度如此之高，且又生而有幸，上苍赐予这么“容易”的字母文化，若说“一字不识”，恐怕难以置信；照我们猜测，美国人的“识字”当不成问题，但这“密密麻麻”、“坑坑洼洼”的语法细则，实在是记不胜记，背而又忘，故而虽能说写，亦不妨碍相互理解，但错误不绝于耳，病句放眼皆是。因此，从标准语言的角度而言，将其称为“半文盲”，或许更加合适。
刘绍铭先生在美国执教中国文学达三十年之久，竟用“令人心寒”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美国学生语文修养之差。例如：“去年笔者班上有十六位美国学生，除了四五个文字尚算通顺外，有一半以上写错文法、拼错字和不会标点或断句。”这似可为“半文盲”之说作证。
诚然，中国大学生的汉语也不敢恭维。据说，某大学一寝室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会写“钥匙”，最后不得不以“key”代之。中国人的语文水平下降，是否可以归咎于汉语的难学，暂且不论；但我们这里却不得不提及另一个重要原因，即英语学习所占时间越来越多。如果说，中小学阶段，汉语与英语之比重还基本接近的话，那么，到大学乃至读研考博，就再没有人会“傻乎乎”地为汉语“浪费时间”了。从正规教育的角度而言，中国人在英语上面所下的功夫，绝对不会低于汉语；受教育的层次越高，其间的悬殊就越大。试想，假如不学英语，时间全部用来背唐诗宋词，读名篇杰作，语文水平会这么差吗？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发起攻击，又能期望多么辉煌的战果？相形之下，美国人比我们轻松多了，但光是应付一门英语，其表达能力便已是“一塌糊涂”（刘绍铭语），假若他们也像中国人一样，花同样多的时间来学汉语，就更不知道要一塌糊涂到什么程度！
诚然，几千个汉字学起来也的确不容易，但它们如同“铅字”，一旦铸成，便具有“一劳永逸”的神效，正所谓先苦后甜，先难后易。只要努力翻过这座山，前面便是一片坦途，终点近在咫尺。相反，英语二十六个字母貌似简单，学来轻松，却是先甜后苦，先易后难，道路越走越窄，陷阱越来越多，防不胜防，令人怯步。毛先生说，西方大四的学生，出学校后还得学习新词，这不过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方面而已；事实上，他们往往还要回顾“旧词”。譬如，单数变复数，其规则之五花八门，其特例之数不胜数，便不得不时时“温故”。之所以会有“一半以上”写错文法，拼错单词，显然绝不是没有学过，而是记忆消退，又不及时巩固所致。一句话，西方人幼时省下来的时间，到成人甚至老年时却不得不加倍付出！
另一方面，汉字其实也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可怕。事实上，按部就班读上来的小学生就并不觉得怎么辛苦，需要扫盲而且效果不佳的都是成年人；而成年人学语言，不论母语外语，本来就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事，成功率极低。西方人若也像我们学英语一样，从娃娃抓起，两千汉字，最多中学毕业即可掌握，“就可读懂百分之九十五的流行于社会的一般文本，而且丝毫不会感到有任何阅读方面的困难”。而我们的学英语，中学毕业是个什么水平，大家心里都有数。
中国人的识字任务既然高小阶段就大体完成了，这就意味着有更多时间用于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事实上，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拿出这么多时间来学英语，不就是因为汉语简单易学而节省下来的吗？换成美国人试试看？如此说来，汉字的“早熟性”岂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毛先生却高人睿智，目光敏锐，见常人之所不见，竟一眼看出这是一场灾难来，即：“极有可能导致错误地认为对于社会所有文本的虚假性全面解读，从而阻碍汉人认知能力的持续发展。它的可悲的社会文化效果可能就是导致人们所谓智力的‘早熟’，而智慧永远不成熟。因为他们的识字能力（进而带来的阅读能力）似乎是一次性地就完成了，解决了，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继续深化和发展这种能力了。显然，正是汉字的这种形式的早熟性和词汇掌握的早熟性，导致了汉语世界人们理性认知和智慧探索的阻碍和迟滞。推之究极，汉字的早熟性要对中国人民的心理（文化）迟熟或不熟负起直接的责任。”
按这种逻辑，吃饭走路等行为“一次性地就完成了，解决了”也绝不是什么好事。不少人成年之后，吃饭依旧难免噎着，走路还可能摔跟斗，看来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去继续深化和发展这种能力了”。反过来，假如我们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来学习走路的话，那么等到八九十岁——但愿能活这么长——保证个个健步如飞，可以到奥运会拿金牌。推之究极，走路的早熟性要为全世界人民的步伐不稳负起直接的责任。
毛先生为了证明象形文字不经济、不科学、不简约，举的例子就是需要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那么相对而言，西方语言岂不就是“早熟”了？西方语言早熟，不曾听说会影响到西方人智慧的成熟，何以汉字一“早熟”，就“导致了汉语世界人们理性认知和智慧探索的阻碍和迟滞”，并且“要对中国人民的心理（文化）迟熟或不熟负起直接的责任”呢？我们真希望毛先生能拿出一两个具体的例子，以解释这种“对西不对汉”的奇怪现象。
语言之难易，严格说来，只能算做一种“经验之谈”，不易“科学举证”。不过，亲身体验往往也足以令人心服口服。我们便不妨来听听其中之一。辜鸿铭认为：“汉语口头语言不仅不难，而且与我所掌握的其它半打语言相比，除了马来语外，它可算是世界上最容易的语言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既没有语格、时态，又没有规则和不规则动词，实际上没有语法，或者说不受任何规则束缚。”
这位十三岁出洋，精通近十种语言，其英语水平被孙中山、林语堂誉为中国第一的“文化怪杰”，在进行了大量“中外”对比之后，竟作出这样的结论，岂不令“拼音文字至上者”如丧考妣，痛不欲生？毛先生身为“灭汉扶英”大军之急先锋，对封建老朽辜鸿铭使出的这一“毒招”，理应责无旁货，奋勇还击。
那就让我们来观赏毛先生扬刀跃马、驰骋沙场的雄姿吧！
讳疾忌医的“负责人”
？ 侯志川
拙作《饿死事小，影响事大》——针对“大跃进”时代的四川省委负责人关于四川大量饿死人的一席谈话——发表以后〔1〕，我又看到了今年公开的两个有关资料，使我益发感到那位当年的“负责人”是多么地讳疾忌医，以及这种讳疾忌医又是多么地强词夺理和前后矛盾。
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大跃进”时期数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就全国来说，中央主要负责人自然难辞其咎，但与各地方大员的不同作为也不能说没有关系。那时候既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这样公开主张解散食堂、为民请命而丢了乌纱帽的正直之士，也有为中央的错误政策“火上浇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