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火上浇油”〔2〕、“左”上加“左”从而造成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四川省委“负责人”。由于四川的“保密”工作搞得好，时至四十多年后的今日，大多数国人都只晓得那时候河南信阳、甘肃、安徽几个地方的人死得多，却不知道真正的“冠军”是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而且信阳、甘肃、安徽“这几个地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四川多”〔3〕。四川长宁县“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四川“荥经县死了一半的人”〔4〕。至于四川全省到底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990年出版的统计资料推算，“大跃进”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将近两千万，四川一省就是七百八十万，占了全国的五分之二，大约每五个饿殍中就有两个四川人〔5〕。而四川的总人口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四川不仅非正常死亡的老百姓数量最多，饥荒的时间也延续得最长。在其他大多数省、区、市尚未饿死人或饿死不多的1958年，四川就已经非正常死亡了九十八万人。在其他大多数省、区、市已经无人饿死或饿死很少的1962年，四川还饿死了二十一万人〔6〕。对全国而言现在都说是“三年困难时期”，独独对于四川恐怕应叫“五年困难时期”。
四川所以这样惨，省委“负责人”一方面辩解说“主要原因”是“外调粮食过头”〔7〕，另一方面又说“主要有三条”“加剧了四川群众生活困难和非正常死亡人数多的严重局面”：“一是公共食堂解散晚了，同全国多数省市比较起来，四川晚了大约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二是社员自留地恢复得迟了。三是反瞒产私分搞错了。”〔8〕原来如此！全国罕见的“左”的错误导致了全国第一的死亡！只是这里头有点矛盾，叫人糊涂：他前面刚说了“主要原因”是中央的“外调粮食过头”，后面马上又说“主要”“是四川特有的或比其他一些省市区更严重的失误”。到底谁是“主要”？事隔几十年了，光明磊落地承担责任为何还这样难！
不过有些话这位“负责人”却并不含糊。他斩钉截铁地告诫我们：“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外调粮食过头）这件事省委没有错。”〔9〕真是岂有此理！作为一省之长，不向中央反映自己地盘里的真实情况，不为数千万濒临死亡的人民“出谋划策”，并且不要求中央另想更妥善的救济办法，眼睁睁看着人民坐以待毙，仅仅为了博得一个“服从上级”的好名声，这难道不是天大的错？！最轻也该算“失职”！1961年，东北三省也面临“无米之炊”的危急关头，但人家的省领导却能另外想法，促使中央政府硬着头皮向已经交恶的苏联提出借粮二十万吨。苏联当即应允，如数借给，“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0〕。东北死人远较四川为少，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人家同样是中央的“下级”，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举动？
最强词夺理的还是“负责人”下面这几句：“比如在严重洪灾中，为了保一大片，决定分洪淹没一部分地方；在战争中，为了战斗的全面胜利，决定牺牲一部分人。今后发生类似情况，还必须这样做。不能因此责怪省委，更不能埋怨中央的调粮安排。”〔11〕如果这话产生于“大跃进”全民发高烧时期，尚属情有可原。然而这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我们除了感到它“恐怖”，还能说什么？一定数量的粮食只能养活一定的人。把此地的粮食调走到彼地，固然能救活彼地的一些人，但此地同时就要饿死同样数量的人呀！不是说人的生命都是平等而宝贵的吗？这和抗洪或战争完全不可比拟，完全是两回事。在抗洪或战争中“牺牲少数”确实可以“保证全面胜利”，但光把有限的粮食在国内调来调去怎么能减少人口死亡的总数目？不过是把此地死得少彼地死得多换成此地死得多彼地死得少罢了。这是哪门子“全面胜利”？！这位大人居然发誓“今后还必须这样做”，简直叫人不寒而栗。四川人民在“大跃进”时代摊上这一位“负责人”，算他们倒霉。四川人民现在再也不用他“负责”了，我们真该谢天谢地。
注释：
〔1〕见《杂文月刊》2003年第8期，《当代杂文》2003年9月8日。
〔2〕〔8〕〔9〕〔11〕《追忆廖志高同志的一些看法》，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四川研究所编辑的《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1期。
〔3〕〔4〕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5〕〔6〕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非正常死亡人数计算说明：基准死亡率：1956—1957两年平均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人数=当年死亡总人数－基准死亡率×年平均人口。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各省区市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
〔7〕《纪念廖志高同志九十诞辰》，《四川日报》2003年5月20日。
〔10〕见2000年4月27日《人民日报》网络版：《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
被误读的巴塞罗那
——读余秋雨《行者无疆》
？ 庞冬瑞
借到余秋雨先生2001年出版的新书《行者无疆》后，我先翻到关于西班牙的篇章，因为我最近刚去过那里，也就很想知道它在别人眼中是何种风采。可是读了《流浪的本义》，我有些失望，看来余先生对西班牙文化了解不深，误读了巴塞罗那。
余先生开门见山地介绍：“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这个结论从何而来呢？他解释说：“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兰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把“兰布拉”翻译成“流浪者”，我猜想，是余先生把西班牙文当作英文了。兰布拉（Rambla）；本为阿拉伯语（ramla）；意思是“溪流”，说明这里以前是一条小溪，后来随着人口增长，旧城扩张，被改建为大街，名字却保留了下来。1859年又种下了两行长得没有尽头的悬铃木树，于是该词衍生出“林阴大道”的含义。而在英文中有一个词和它颇为相似，拼做ramble；有“漫步，漫游”的意思，猜想余先生据此把Rambla译做“流浪”，未免草率而贻笑大方了。
但是这样一来，底下的文章不就好做了吗？于是顺理成章地推出“兰布拉大街上走的，都是流浪者”云云。其实，他们哪里是什么流浪者，都是些暂时有钱又有时间的观光游客；真正意义上的流浪，哪里有走在树荫下观赏五光十色的人物风景这样轻松的！
兰布拉大街最东端矗立着哥伦布的雕像，在余先生笔下也成了“大街全体流浪者的领头统帅”，这已经有些牵强了，然后再把高迪（Gaudi）也拉进这支无中生有的队伍里来，如果这位建筑大师知道了，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高迪于1852年出生于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成长于卡特兰民族运动兴起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激进的民族复兴主义者，他的作品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流浪”二字，真是无从谈起。
高迪的建筑，其实在很多方面突出了巴塞罗那城的气质，那是旺盛的创造力、节日般的奢华热闹和从容自信的步伐。居住在这样的城市，人不容易想离开的。这个城市确有她的一些特点，作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巴塞罗那以独立运动的先锋自居，街名大部分采用加泰罗尼亚语，到处飘扬着红黄相间的加泰罗尼亚旗，使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小民族的精神。我曾在那里遇到过一位极端主义者，他甚至不把自己看做西班牙人，令我大感意外。
平心而论，《行者无疆》这本书写得还是相当生动的，也不乏思考和深度。但是由于余先生对西班牙文化了解的不足，造成了一些败笔，殊为遗憾。希望这也能给我们发出警告：无论何时，无知都不可能被掩盖。
隐私，这道甜点
——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
？ 赵 维
一、董桥说，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
我喜欢香港作家董桥的文字。董桥先生写了大半辈子的书，也读了大半辈子的书，读中国的线装书，读英国的羊皮面书。他读得眼光古色古香，笔下的文字如仕女图上的纤纤素手。如他说：“英国人憋了一肚子好奇不敢问。英国人于是沉默得很。他们爱看书，公共交通工具上所有的英国人都在埋头看书看报，目的不外两个：避免邻座的人搭讪；从书报上储存一些知识，随时应付社交场合里断了话题的尴尬。书报印出来的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1〕
“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说得多好。斯斯文文的，翩然才子风度。
一样的事情，到了伦敦街头报贩子嘴里，话就不一样了。1992年8月20日，爱“埋头看书看报”的伦敦人排队疯抢当天的《每日镜报》。一位报贩说：“它就像刚出炉的蛋糕一样好卖。”报纸上登的是莎拉王妃的“鸳鸯戏水图”——在一个海滨浴场上，英国女王的二儿媳妇、安德鲁斯王子的妻子莎拉正与美国富商布赖恩幽会，俩人赤裸身子在亲昵。《每日镜报》在一版和其它版面刊登了十八张这两个偷情男女的照片，其中一幅布赖恩正在亲吻莎拉王妃脚趾的照片格外抢眼。
隐私，在董桥笔下是一盘甜点，是配餐，而在伦敦街头这个卖《每日镜报》的报贩眼里是“刚出炉的蛋糕”。隐私，是英国媒体供给公众的市井文化中担纲的主食。
媒体语汇中有“曝光”一词，莎拉王妃遭遇的才是货真价实的“曝光”——一丝不挂的曝“光”。那天晚上莎拉王妃“没有丝毫睡意，坐在卧室里独自喝着灼人的白兰地，就像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在人们嘲弄的观赏下，不知所措且自责深重”。“女王大发雷霆。她的愤怒更加让我无地自容。我无言以对地从她的房中退出。”按中国人排辈的方式，莎拉王妃和戴安娜应当是妯娌关系。那几年，英国王室似乎“家门”不幸。庭院深深，锁不住女王两个儿媳骚动的春心；王室的千年高墙更是挡不住记者窥视的镜头了。“就在三天后，小报上又爆出另一条最新‘丑闻’：戴安娜与一个男友调情的二十分钟电话录音。我不是惟一一个被窥探隐私的人！我走进戴安娜的房间，‘感谢’她取代了我在公众中的‘首席位置’——这是我们俩私下一个无奈的玩笑。”〔2〕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王室丑闻也是社会“特权”的产物，哪个平民百姓家的媳妇偷人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做看客，人们也得做到心安理得，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之心也不受谴责才好。王室的隐私、王妃们的丑闻都是公众的热闹，是甜点和蛋糕，满足的是他们窥视的欲望，平衡的是他们失衡的心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警幻仙子之口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把懂得“情”的“知情”解释为是基于了解的欲望的那种“知情”，正好用来理解公众对隐私甜点式的需求。你可以说这种需求趣味不高，但一个平头百姓，要那么高的趣味做什么用？人五人六的都做下了，还不该老百姓看看，听听，说说？
用莎拉王妃绯闻制造“刚出炉的蛋糕”的是一名意大利籍记者，叫丹·安吉利。为了拍这组片子，他专门花巨资买了长焦镜头，雇了一辆摩托快艇和一架直升飞机。莎拉王妃和布赖恩幽会当然得防范严密，“鸳鸯戏水”时的保安工作也仔细周到。这个安吉利扛着器材爬行了两公里才潜近布赖恩的别墅，在距离五百码的地方守株待兔两天。不要以为这个意大利的安记者神经出了什么问题，窥人隐私到了走火入魔的分儿上，其实，也是无利不起早。他卖给《每日镜报》的那十八张“刚出炉的蛋糕”的版权费是六万英镑，此外还从世界各地获得近五十万英镑的转载版权费。
五年之后，这个意大利记者又用莎拉的妯娌戴安娜做出一块更大的“刚出炉的蛋糕”。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离婚后意中人是谁？人言纷纭。安吉利又奇货出手，以二十五万英镑的高价卖给《镜报》一张戴安娜与埃及裔富商法耶德在地中海度假的照片。照片上，三十六岁身穿粉红泳装的戴安娜倚在法耶德的臂弯里。《镜报》比《每日镜报》要精明，这次买的是全球独家报道权。自己发表后，又将这张照片与其它照片“捆绑出售”给了《太阳报》、《每日电讯》、《巴黎竞赛画报》等报刊。照片单幅售价是四十万英镑。
英国报纸说英人爱隐私，隐私消费是他们最大众性的文化消费。内容取向正经的《泰晤士报》开张两百多年，就没赢利过。总编、社长、发行人换过不知多少，发行量就是上不去。而《每日镜报》等一类专登名人隐私的小报，发行量动辄几百万份，而且广告源源不断。
在这种媒体和大众互动、以大众品味为基础的文化消费时尚中，一个人越是品格高尚，私德越是无可挑剔，越是让人感到乏味。前不久去世的格里高利·派克是“好莱坞七君子”之一，奥斯卡奖获得者，曾出任主办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除了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派克还是一个坚定的人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并热心社会慈善事务，还是核裁军的坚定鼓吹者。有人说，他八十七年的一生似乎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世上有完人。派克“死后除了一个澳洲女星声称与派克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罗马假日’外，国内外的报章杂志再也找不出任何引人入胜的谈资，而那一段绯闻也干净得有些‘乏味’”。“派克正是美国长者的典范，坚强、威严而又从容，温暖、敏锐而又潇洒。”——《纽约时报》这样评价〔3〕。派克给媒体出了个天大的难题。这样一个道德完人适合做大众道德偶像却做不了大众的谈资。于是，媒体技穷，炒作无术。派克身后冷清，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公众那里，派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