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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为以上这些本来就是“费厄泼辣”的事情，不足为据的话，那我们不妨看看“垄断”（“自然垄断”，以及具有大规模市场权力的企业对技术创新有重大影响，从而应当慎重对待，以免损伤创新积极性的“熊彼特假说”，属于特例或有争议，在此不论）。“当一厂商在一特定市场具有垄断地位时——该厂商就能把它的产品的价格抬高到其边际成本之上”，借市场地位涨价赚黑心钱，诚所谓“店大欺客”，不能说公平。不公平的结果是什么呢？“与在竞争情况下相比，消费者对该商品的购买量会减少，他们的满足会降低。这种类型的消费者满足下降是典型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非效率性”〔4〕——不公平伴生的依然是“非效率性”！公平与效率不仅不是“负相关”，而且是“正相关”。
没错，在《经济学》第四篇“效率、公平与政府”中，大量篇幅是关于如何维护市场环境公平的，因为“所有完全竞争经济的运行是有效率的”〔5〕。
如果公平是效率的敌人的话，那美国人可真够瞎忙的，又是“谢尔曼法”，又是“克莱顿法”，反什么垄断，不怕损失“效率”吗？甚至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修正案）中明确指出：“不公正的竞争方法——和不公正的或欺骗的行动或实践——被宣布为非法的。”〔6〕老美不知道，中国人不该不知道：在中国，要理解“公正”，永远也离不开“公平”——不论从词典上，还是从实践上。
“垄断”反“垄断”都是美国的事，也许有人会以为扯得太远。那么，“地方保护”可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产物，它是“公平”的，还是有“效率”的？事实是，“地方保护”是以不公平的行政手段，保护低效率的经济运行。不公平与低效率的相辅相成，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三、北大的改革是从“着眼效率”出发吗？
就北大的改革来讲，其实也是一样。其“校内社会公平问题”解决得越好，就越有效率，其“教研水平提高”就会越有保障。反之亦然。
不公，甚至有意制造不公，除了“内耗”、“窝里斗”、“勾心斗角”这些语汇，还能让我们联想到些什么呢？“团结就是力量”很虚妄很荒谬吗？
“中国的改革”也好，“中国大学的改革”也好，就算一定要从“效率”出发进行改革，也应当从行政系统入手，因为效率往往“消耗在无效的努力和管理成本上了”〔7〕，谁在管理？行政系统啊。
单从“效率”上看，与其说北大的改革是缘木求鱼，还不如说是南辕北辙。其实，如果承认哈佛、剑桥、麻省理工是世界一流名校，如果自己真想成为世界一流名校，那就看看人家有几个副校长，有几个校长助理好了。人少我多的减少，人无我有的归零。人家一个人就干了的事，我们十个人来干，有“效率”可言吗？减少权力分割产生的利益纠缠和利益冲突，从而减少效率低下的病灶，是中国的大学——乃至中国，提高效率的不二法门。
也许因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有时在中国它并不满足于作“显学”，它大概更愿意作“玄学”。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观点，已然足以产生混淆视听的效果，也足以使一些人产生浑水摸鱼的冲动。诚然，我们不能要求只要沾上“社会”边的学者就一定是“通才”，就像我们不能要求修鞋匠必须掌握修脚技术一样，但人们要求“知识分子”在向社会大众晓理明义的时候，秉持“诚实”和“良心”并不过分。
其实，就算在计量手段相当发达的美国，就“equity”对“效率”的损害及损害程度，也是富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尽管对再分配的代价作了大量研究，但真理仍然显得捉摸不定”，然而，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还是认为：“一个谨慎的结论是，就今天在美国所实行的这些再分配性计划来说，由于它所引起的经济效率的损失是非常微小的，与营养不良、健康不良、缺乏工作技能、人的苦难这些贫困现象的经济代价相比，再分配的效率代价显得要更少一些。”〔8〕
与萨缪尔森老人相比，我们一些“知识分子”的“知识”多寡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但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爱人之心的多寡，却不难辨别。我们一旦有些政策方案有可能惠及弱势者，就一定会有人拎出“效率”的大棒予以打压（这种例子俯拾即是，就不举了吧），真不知让人说什么好——中国，离福利社会还有段路吧？也许，福利经济学是该有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了——比如势利经济学什么的。
如今，距杨先生文章的发表已经有些日子了，有关学者通人并未为之辩难指谬，“立场”比是非更重要一些吗？庄子所谓“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在其老家始终不够流行，看来确实算不上什么意外。
综上所述，经济学里与“效率”负相关的不是公平，而是“equity”。说实话，把“equity”解为“平等”都有失宽泛，“平均分配”和“平均主义”似乎也非尽善尽美。愚见不如将其音译为“一块地”或“一块的”，在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时代，兴许能够更容易的让人们看清楚，谁跟谁是“一块的”。
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然而，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是不论什么货色，只要贴上“改革”的标签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改革应当也只应当使利益的分配更加合情合理，更加公平公正——而非相反。
改革也不可以“悬置理想主义”，更不可以“必须悬置理想主义”——改革不是奔着“理想”而去的吗？否则，“理想”的结局只会是——先被“悬置”，后被忘记。
从“谁控制着最大资源，谁就有最大的发言权”这种不容分说的“理由”来看，北大的改革“策略”，甚至比不上“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也就是没有原则而已。至于“强势者的专横”，“机会主义”则有先天不足的毛病。
“中国大学的改革”也好，“中国的改革”也罢，偶尔避重就轻一下，“机会主义”一下，搭搭车绕绕道，视之为“策略”，倒也未可厚非，但是，如果习惯于避重就轻，恕我直言，那就只能诞下一个鳞儿——积重难返！
注释：
〔1〕〔2〕〔3〕〔4〕〔5〕〔6〕〔7〕〔8〕（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672、674、541、540、633、674、10、676～677页。
解放初期天津《大公报》琐记
？ 吴永良
寥落古行宫 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
——元稹：《行宫》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所说何事？想来不会是什么军国大事。老宫人们多年幽居深宫，隔绝外界，朝廷的文治武功所知无多。闲话的主题怕是宫中琐事、饮食起居、春花秋月，诸如李隆基和妃子们的交往啊，虢国夫人的美艳出众、淡扫娥眉朝至尊啊，玄宗皇帝“亲自”冒着严寒酷暑演奏乐器啊，等等。
现在我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津《大公报》的一些琐事，类似这种闲话。当时我是一般的编辑，报社高层大事，诸如事业的擘画、人员的升迁，绝少与闻。耳边吹到的一点风声，也不宜形诸笔墨的。因此，本篇所述仅为当时见闻的一些琐事，为喜欢搜罗《大公报》轶闻旧事的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一些谈助而已。
解放前的《大公报》，从1902年到1949年，约经历半个世纪。近年来对其历史功过聚讼纷纭。好在有近五十年的报纸合订本在，可以复案。近读曹聚仁回忆《立报》的文章（见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称《立报》立场坚定，态度公正，评价颇高。文章说，在中国新闻史上，除了天津《大公报》，《立报》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可见这位作家、老报人对《大公报》的充分肯定。又据闻，天津市近年社会上有把“南开（大学）、永利（碱厂）、《大公报》”列为天津市人文三宗宝之说。可见，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人心向背，不可轻忽。我这篇短短的闲话，只叙述解放初期《大公报》的一些琐事，无力涉及如此重大的问题了。
写到这里，有必要插几句话。2002年末，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雨雪霏霏》，叙述我和一些《大公报》人中的右派分子，在北大荒三年的流放生活。在书的开头，我简述了《大公报》的历史。出版以后，一些读者来信评论这本书，同时提出了一些涉及《大公报》的问题。有人问，《大公报》现在如何了？有人问，1966年9月14日《大公报》被迫停刊，为谁所迫？又是怎样停刊的？等等。
《大公报》至今还受到社会上的关注，我感到有些意外。前些年，有些大公报人因为常常提及这份报纸，曾被讥讽为阴魂不散。现在事实证明它并没有被社会所遗忘，阴魂之说未免有伤忠厚。我所能告诉读者的，是《大公报》在大陆上已经消失了三十七年，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还在出版。至于它在大陆被迫停刊的过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它是被红卫兵勒令停刊的。那么红卫兵是个什么东西，何以具有如此大的权威？那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只能留给另外的文章了。
（一）
我这里所说的《大公报》，特指上海《大公报》北迁和天津《进步日报》于1953年合并组成的《大公报》，到2003年，适值五十周年。两报合并，在当时中国新闻界算是一件大事，是经毛泽东批示决定的。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两报合并初期，《大公报》1953年1月1日在天津出版，同时筹划在北京建房，准备搬迁。
据传达，当时报纸接受的任务有十六个字：“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宣扬保卫世界和平。”经中央宣传部门为《大公报》具体划定的国内联系范围是：财政部、外贸部、商业部、粮食部、供销总社、人民银行、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并负担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报道任务。
报社组建初期，领导层人员设三长四总。三长是：社长王芸生，副社长孟秋江、李纯青。四总是：总编辑张琴南，副总编辑孔昭恺、李光诒、赵恩源。
合并初期，报社虽然设在天津，但业务领导中心从一开始就在北京，以便于接受中央各部门的指导。王芸生和李纯青两位社长坐镇北京办事处，另一副社长孟秋江则在京津间穿梭奔走。可以说北京办事处是报社的指挥中枢。
1953年夏天，报社购买了北京东四南大街史家胡同二十四号的两所院落，拥有房屋约七八十间，具有相当规模。不久，成立社长办公室，设立国际、贸易合作、工商三个组，负责处理除新华社统发稿件外全部自发稿件，包括评论、论文、自采新闻稿。天津总编辑室负责最后定稿、校对、组版和处理新华社统稿，实际形成大部稿件由北京编辑而在天津出版的极为少见的模式。当时报社内部京津间电话十分忙碌。
北京的机构、人员不断扩大。社长办公室设三位主任，主任为刘克林，副主任为潘静远、姚仲文；三个编辑，为贺善徽、王昊天、吴永良，一个秘书，为廖毓泉。国际组组长张契尼，副组长苏济生。贸易合作组组长蒲希平，副组长萧离。工商组组长姚仲文，副组长戈衍棣。进入1954年，副刊组（组长刘北汜）、资料组（组长张篷舟）也迁到北京。天津编辑部只余下总编辑张琴南和副总编辑孔昭恺、赵恩源主持工作。另一副总编辑李光诒则坐镇上海，兼管上海办事处的工作。
（二）
1953年两报合并之初，《大公报》北京办事处设在王府井大街北口兹府胡同一个小三合院里。北屋一个大通间，记者们集中办公。西间是王、李两位社长的办公室。东间为单身汉的宿舍。
我是1953年3月下旬从天津调到北京的，参加刘北汜领导的婚姻法宣传小组，这个小组里还有王鸿、萧凤等几位。我从这个时候起就得以时承王芸生社长的謦咳了。
王芸生的大名，对于我这个抗战时期在四川读过书的重庆《大公报》读者来讲，可以说是早已如雷贯耳。抗战胜利以后，随学校迁回上海，接着看上海《大公报》，看《大公报》的社论，看王芸生发表的署名文章，诸如《我的人生观》、《我看学潮》、《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一统与均权》、《北归杂记》等等（参看周雨著《王芸生》，人民日报出版社），文笔犀利，汪洋恣肆，关注国事，忧心民生。其主要观点是贬斥专制，鼓吹民主，我以为这是以王芸生为代表的《大公报》的主导观点。虽事隔多年，我一直记得他在《一统与均权》中，为秦始皇式武力统一的独裁者们所做的精神画像：“集权力于一身，集思想于一个脑袋。”
1947年春，他访日归来，倡导反美扶日，曾应邀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为师生演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闻界名人。他由复旦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亲自接待，由兼任教授的《大公报》人萧乾陪同，在学校大礼堂演说。敦实的身材，坚毅的面容，讲话语调平缓，措辞坚定有力。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讲话中所作的一个比喻：当他说到要打击左翼必然要靠右翼的力量时，挥动着右臂说：“你们看，要打击左半边，不是要挥动右臂吗？”
从1947年到1953年，六年过去了。王芸生身体敦实如昔，短发漆黑，步履矫健，精力旺盛，依然处于壮年期。
记者临时集中使用的大办公室，由几张桌子拼成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