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声色犬马过的克尔凯郭尔，发现那样的生活会把人推向无聊的极致。选择是有的，但这是怎样的一种选择呢？是在陈年干邑和牛奶麦片之间的选择，周而复始。这样的选择把每个瞬间擦亮，但生命依然暗淡无光。肉体时间总是有限和必然的，回答永远是肯定的，其表现形态就是自得和沉醉。尤其沉醉，和审美幻觉相关，肉体时间的间歇性在此依然有效。因此，捧着啤酒看足球赛和卧在床头读《红楼梦》也就没有多大区别，而沉醉之后呢……无聊却变本加厉地袭来。球赛一结束，书一合上，无聊的显性症状——郁闷，像抹不去的黑色团块，积压在我们的心底。这可以觉察但无法辨明的秘密，让生命如此不堪，它的具体表现是：
如果你结婚，你会后悔；如果你不结婚，你也会后悔……不管结婚与否，你都将后悔。相信女人你会后悔，不相信她你也会后悔，不管相信与否，你都将后悔。上吊你会后悔，不上吊你也会后悔，不管上吊与否，你都将后悔。这，先生们，就是对一切哲学的总结，也是一切哲学的精髓。
非此即彼，人必须选择，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但理性并不能让我们避免无所适从的两难困境。克尔凯郭尔所理解的“哲学精髓”，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或者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人怎么选择。这是怎样的选择，有没有一种绝对的选择，让我们在不安和无聊中克服绝望呢。
从“认识你自己”到“超越你自己”，从“人是理性的”到“人是精神的”，哲学的现代面貌越来越明晰，而最早去撕扯面纱的那个人，正是克尔凯郭尔。
因为有面纱的遮掩，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的体面、自得和自满。面纱何以成为面纱，是因为它的装饰功能，可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这装饰品的质地，是一种叫理性的东西。理性是什么，是现成的规则，是既定的，是先于个体生命而存在的。爱雷吉娜是感知范围的，而娶雷吉娜则属理性范畴。克尔凯郭尔试图澄清的是：理性和我所感知的有什么区别，如果我的内心正遭遇着恐惧和不安，那我就是非理性的。非理性是一种罪吗？如果我不能够像神一样的行事，我脆弱的肉身总是摇摇晃晃，我发现了并承受着我的忧郁，这才是实情，是躯体的秘密，是命运的表情，尽管我发现的并不是我所期望的。
根植于无边弃绝中的信仰
忧郁是克尔凯郭尔的人格酵母，忧郁注定了他的思想触觉，总是指向人类经验的阴暗面。不是出于怜悯，而是人对自身，对那个“旧自我”的切齿仇恨。克服绝望的办法就是制造一种新的绝望，这就是自毁和自救的辩证。
最大的危险不在于父亲或者说教者具有自由思想。不，他从来都不是伪君子。不，最危险的事情是，他是个虔诚而敬畏上帝的人，孩子在内心深处坚信这一点。但他仍然注意到，父亲的内心隐藏着多么深刻的不安，以致尽管敬畏上帝，尽管虔诚，他内心仍不得安宁。最危险的事情恰恰是，孩子不禁得出一个关于上帝的结论：上帝并非无限仁慈。
父亲的不安，有个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曾经在困苦无助的时候，诅咒过上帝，在飞黄腾达的时候，诱奸过女佣。尽管他后来娶了她，她为他生了七个孩子，克尔凯郭尔最小。一个人的一生，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这生命的黑暗洞穴，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啊！除非你没有反思的能力，除非你是一个伪基督徒，你才会是平静安宁的。可这样的平静安宁，是没有上帝的罪孽。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罪感”中煎熬，他必然因“信仰”而获罪，他陷入了更深的“罪孽”之中。于是，能否像神一样的行事，德行完美无缺，这和信仰无关。在父亲那里，信仰成为可能，而像神一样地完美无缺怎么成为可能！人已被上帝所弃绝，被抛向无边弃绝的荒漠之中，克尔凯郭尔才发现，信仰就是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信仰，如果这样的置疑成立，那么信仰就是人对自我的审判。
克尔凯郭尔的荒漠，不是逃避，而是拒绝，因为怀疑而拒绝，拒绝一切外援，自毁和自救作为一桩私人的事件，是人内心的风暴，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和卡夫卡的“荆棘丛”不谋而合：一个人在公园里闲逛，落入荆棘丛。人们听到了他的叫喊声，前来搭救。可是，大家都无能为力，因为没有通往荆棘丛的路可走。公园的管理员说，你一定是沿着一条禁止通行的路，穿过从来没人走过的树丛才陷入其中的。不对，荆棘丛好像是我来到这里以后才长出来的，这个人回答。他尽管有些不情愿，有些懊恼和恐慌，但获助的希望却很渺茫。不知不觉，人的脚下就荆棘丛生，因为你走了别人未曾走过的路，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纵身一跃，那一刻，满目凄凉，但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说，下定决心的灵魂总会想出办法。对此，克尔凯郭尔也坚信，绝望的程度越深，解决的办法则离我们越近。其前提就是独自一人，深陷囹圄。信仰就是那脚下的荆棘丛，疼痛和鲜血就是为信仰出示的证据。
要是个体在没有通过一种内向化的选择的情况下，就同一种观念建立联系，那么我们就会产生恣意妄为和不知节制的情况……如果取消了对自身的关系，就只有群体对一种观念的混乱关系了。但如果连这种关系也取消了，就只剩野蛮和蒙昧。这样，个体之间就在肤浅的表面上互相冲撞，挤来挤去，因为没有了内心反省所带来的以礼相待的羞涩和畏缩，那就只剩下运动和无结果的运动了。
反思—选择—行动，信仰不仅是人和观念的联系，也是人和世界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人和自身的联系。没有内向化的选择，那么一个人既可以是基督徒，同时也会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对此，上帝只好沉默。这是已为我们熟知的状况，也许是为了生活的方便，基督徒和商人可以是同一个人。克尔凯郭尔记录下了这些存在的状态，像教义那样去描述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个人按照一种“社会动物”的节律在行事，没有内心生活，没有疑问，没有反省，被某种“秩序惯性”推着前行，哪怕刹那的街头恍惚都没有，哪怕“今夕何夕”的零星感慨也没有，于是他不仅对“这个个人”产生了“同情的厌恶”和“厌恶的同情”，他还要试图表达信仰的光芒，来自人和自身的绝对关系中，要么是基督徒，那么是商人，非此即彼，你别无选择。
同样的问题，在克尔凯郭尔这里，就是当爱情遇到上帝，自己必须做出回答。商人和恋人，存在于世俗伦理的维度，基督徒的困境就是，无限生成的肉身与无限弃绝的肉身之间的冲突，为此，考验就成了他的普遍处境。或者说，神意随时在试探人的诚意，随时在给人出难题。这就好像在开车行驶的路途上，在绿色信号灯和速度的惯性面前戛然而止，因为这个人聆听到了神在高空试探的声音，他得停下来，他嗅到了来自精神深渊的屡屡寒气，躲在车里发抖，出冷汗，他在想：有没有另外一种行驶，和地面摩擦以及地面信号无关。有没有另外一种爱，正如克尔凯郭尔，他一直爱着雷吉娜，默默无闻地爱，背信弃义地爱。
不一定要斩断俗念，去当一个出家人。克尔凯郭尔的用意不在这里，选择爱一个人，或者选择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是容易的。正如审美生活的迷醉，伦理生活的准时秩序，面临的是道路的选择，路一直在那里，人只需迈动脚步就可以了。“非此即彼”则不同，克尔凯郭尔迷恋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抉择，它会把人逼疯，这就是约伯的故事。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克尔凯郭尔写了《恐惧与颤栗》。
“内在化”的选择就是必须面临深渊——这一关键时刻。没有好选择和坏选择之分，只有接受与拒绝之别。接受绝对的命令，就像约伯必须杀死儿子，向上帝出示他信仰的证据。但上帝的存在怎么能证明，既然上帝都不能证明他自身，那么，怎么证明约伯是一个残暴的父亲？一个父亲的道德价值，是给予的，但是不能证明的。克尔凯郭尔举的例子是，大人用鞭子教训小孩，孩子会疼，这是可以证明的，但因此说大人是不道德的，这种判断无法证明。从小就受到基督教生命观熏陶的克尔凯郭尔，早就把伦理要求当作无庸置疑的东西接受下来，所以他说约伯的行为就不可能是单纯的犯罪，而是一种恶的形式，恶的内涵即伦理判断被搁置，这就是克尔凯郭尔说的——对合乎伦理的东西进行神学的怀疑。
父亲举刀砍向儿子，这只是一个隐喻叙事，是因为怀疑而弃绝的极端例子。这就是克尔凯郭尔试图表达的——信仰就是一种考验，这种考验不是传教士嘴里的故事，他们只会叙述别人的痛苦，而从来不经历痛苦，莅临每个个体必须莅临的心灵炼狱。无边弃绝的结果，也许就是杀人犯，也许会在更高的层面无限地拥有，毕竟，上帝制止了约伯的行动。在上帝的保佑下，约伯度过了余生。
信仰的荒谬就在于没有结果利弊的考量，没有任何现实的目的，比如为国家利益杀死自己的儿子，是神话英雄，但不是信仰骑士。信仰是绝对的私人事件。为一种非现实的力量而公开对抗积习和成见，看起来几乎是精神病的犯罪。约伯是不可理喻的，他的行为使他成了人类的公敌，让克尔凯郭尔产生了“伦理的绝望”，并凭藉这荒谬来战胜绝望。
荒谬起源于强烈的激情和强大的个人意志，而做一个好父亲则不属于这种个体内在化的抉择。作为外在的伦理要求，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会让生命自身弥漫着庸俗的迷惘和虚无，而信仰是为了从虚无的迷雾中找回那个自我。克尔凯郭尔认为，约伯之所以那样做，首先是为了自己，其次才是上帝。
那么约伯是一个信仰革命家吗？革命家都在砍砍杀杀的，这是历史的图景。
革命在本质上是激烈狂热的，因此，对于一切与自己的想法对立的东西，它必须充满暴力、不受约束、野蛮任性、肆无忌惮。但人们很少指责它野性难驯，因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它还是有所顾及的。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怎样的指向外界，实质上还是收心内省的，因为与他的激情相关的是一种绝非野蛮蒙昧的思想。
看来有两种革命，一种是砸碎旧世界，一种是诀别旧自我。克尔凯郭尔理解的革命是后者，放弃权利和义务，放弃道德代理人的身份，放弃家庭，正如约伯，他彻底地丧失了那个外在的自我，更具体地说，他放弃了自身和世界的一大堆关系，不是为难世界，而是为难自己，因为他发现了那个“外在自我”的蒙昧：
这是一种无以伦比的个性缺乏。在由单个人组成的世间也是如此。要是失去了基本的激情，那么姑息行为以及所有的一切，就都成了毫无个性、无足轻重的外在。于是奔腾的理想性洪流塞滞，共生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野蛮蒙昧……
是要遗世独立吗？是要凌空蹈虚吗？但谁能证明当初的那个“实”怎么就不是“虚”呢？所以，非得把世俗的希望灭尽，即便承受世俗生活，也应带着“基本的激情”，行走在人群中，但不属于人群的“那个个人”，时时抓住“存在的问题”，发现生命的漏洞，在泪水中“为自己缝补”。
把针扎在肉里，穿针引线，血泪迷濛，才能走到上帝的面前。信仰的前提是《新约·路加福音》里说的：来到我这里，并从未恨过其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妹、甚或其自己生命的人，不能做我的门徒。
从这个被忽略的避而不谈的条件，克尔凯郭尔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信仰之路，相信是从怀疑开始的，希望是从绝望中孕育的，正如约伯献出儿子，克尔凯郭尔献出了他的雷吉娜，并坚信爱的永存。雷吉娜的临终告白，证明了这个古怪的信仰骑士，在失败中赢得了他的胜利。
何处有理想的精神家园？
——读金岱“精神隧道”三部曲
？ 陈 墨
金岱曾是追求文学新形式的先锋，而后却宣言要做“意义的先锋”，旗帜鲜明地追索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似乎完全不怕“上帝发笑”。因而，他将自己过去十几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侏儒》、《晕眩》和《心界》，干脆取名为“精神隧道”。
金岱的小说创作，始终直接面对着自己的时代，面对着这一时代精神领域中出现的严峻问题，诸如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侏儒化，精神文化领域的荒漠化，文明转型期的精神扭曲和价值缺失，传统农业文明及其君父伦理和现代商业文明及其金钱效应的冲突等等。所有这些，既是金岱小说创作的背景，也是他要在自己的小说中处理的思想主题。这使得他的“精神隧道”长篇小说系列具有独特的人文艺术风貌和宝贵的思想精神价值。
一
《侏儒》的故事层面看起来非常简单，年轻大学教师兼业余作家文仲无法忍受老岳父的家长专制，想要搬家，但他的决策得不到妻子的支持，因为妻子习惯于一切听老父亲的安排和指挥。此外，文仲还面临着搞创作还是做研究、调北京还是留本地、对钟羽英的爱情是接受还是拒绝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常人看来，这些问题实在不足挂齿，但在文仲的生活中，这些全都成了哈姆莱特式的难题，成了无法摆脱的自我精神折磨。
经过长期斗争，文仲终于获准搬家。不过，与其说这是一次胜利，不如说是一次逃亡。具有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是，文仲的小家庭虽然有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但它的钥匙却依然掌握在老丈人的手中。对文仲而言，这当然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问题是，他的生活中充满了不得已，因而总是妥协又妥协。其他问题之所以没有、也不可能有结果，固然由于环境恶劣，更因为文仲无能。
我们看到，小说叙事的重点，其实并不是人与环境的冲突，而是主人公文仲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矛盾和痛苦，和他总是患得患失因而左右为难的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