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英）奥维尔：《政治与英语》，载《奥维尔文集》，董乐山编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162页。
〔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25页。
〔3〕〔4〕（法）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305页。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6〕Pateman；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7〕R。Miches；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Free Press；1966。
〔8〕（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5～356页。
〔9〕（美）达尔：《民主理论前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6页。
〔10〕D。B。Truman；The Governmental
Process；Alfred A。Knopf。；1951。
〔11〕（美）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尤正明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2〕〔13〕〔14〕R。A。Dahl，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p。133；132～133，151。
〔15〕〔56〕（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王浦劬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324～329页。
〔16〕〔58〕（美）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36～237、250页。
〔17〕〔30〕〔42〕（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146、122页。
〔18〕（德）康德：《论永久和平》第2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9〕〔34〕〔48〕（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十、三十九、五十一篇。
〔20〕见（英）洛克：《政府论》，瞿居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七章。
〔21〕〔27〕（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平新乔、莫扶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2～381页。
〔22〕〔57〕（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8、6页。
〔23〕Acton，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Macmillan and
CO。Limited 1919；p。4。
〔24〕ConradP。 Waligo rski； The Po1itical Theory
of Conservative Economist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0，pp。101～125。
〔25〕F。A。Hayek；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982，pp。472～478。
〔26〕〔29〕参见张辰龙：《在自由与民主之间保持张力》，《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28〕（美）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载埃尔斯特和斯莱格斯塔德编：《宪政与民主》，潘勤、谢鹏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31〕（美）萨托利：《“宪政”疏议》，载《公共论丛》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
〔32〕（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3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上册，第15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0页。
〔3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1页。
〔37〕见（美）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熊希龄、吕德本译，前言部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38〕〔39〕〔47〕参见沈宗灵：《美国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1、40、57页。
〔40〕（丹麦）福尔默·威斯蒂主编：《北欧式民主》，赵振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
〔41〕〔51〕参见应克复等：《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447页。
〔4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第5章，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44〕〔46〕（美）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29、7页。
〔45〕〔53〕〔54〕参见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245、104、147页。
〔49〕杨祖功、顾俊礼：《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杜1992年版，第234页。
〔50〕（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洛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2页。
〔52〕转引自杨柏华、明轩：《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84页。
〔55〕（英）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2～83页。
〔59〕F。A。Hayek， Law，Legistation and Liberty，Routledge ＆ Kegan
PauI，1982。
〔60〕Jamesm M。Buchanan，The Limits of
Liber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61〕《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0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4页。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64〕《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09页。
张中行误度胡适之
——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辨证？ 程巢父张中行先生的创作勃发期比汪曾祺先生来得还要晚。他大汪先生十三岁。汪先生重返文坛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处于五十五六岁的盛年期——作家的黄金岁月；而张先生进入文坛（学术著作不算）是在八十年代初，是初入，已属古稀之年。天佑此老，身体顽健，精力旺盛，一起笔即一发不可收，高产惊人！我用“顽健”二字赞张中老的健康异于寻常，并非对他不敬，而是相对于官吏的尊与优而无端多病以致矫弱。先生在几近耄耋之年进入高产期既有利又有弊。利是出清底货，抢救资料；弊是出多进少，货源自蹙。文人的最佳写作状态最好是一半写一半读，或者读多写少。腹笥又是有别于货栈的，前者是不怕积压过剩的。在来者不拒之际，张先生的笔下也就更随便了。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如《胡博士》一文，张先生写道：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1〕此文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距张先生在北大就学（1932—1936）识胡适，已逾半个世纪以上了。时间虽长，但从以上一段文字看，张先生对胡适的理解并不深。所以我说张先生晚年高产的短处就在于：写得太多而汲取较少。一是对胡适的著作读得不多；二是写此文之前，大概没有通读过一部《胡适年谱》，否则，张先生不会写出关于林损解聘那一段话。以张先生为人的厚道，如果他做到了上述两条而后发言，我想他断不会作出那样的判断或提出那样的疑问。一个人的著作也就是他个人的传记。胡适的全部著作集合拢来也就等于是他的自传。《年谱》是中国史书中最具优长的一种文体。无论编撰者持什么观点，他必须徵引原始文献，这样我们就能读出谱主的真人格真性情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出版的几部《胡适年谱》，无论其观点多么“左”，我觉得我毕竟读出了一个接近原貌的胡适来了。为了证实张先生的“生疑”，证实林损解聘是否有涉胡适“公报私仇”，前几年我曾托谢泳先生到北大查阅当年校务会议的记录，但因谢泳先生太忙未获结果。但不找到相应的证据，我绝对不对此事下判断。近几年我零星获得的材料，集拢来庶几可以有助于读书界朋友对于胡适的为人及此事真相的了解。
一、林损其人林损生于1890年，浙江瑞安人，七岁丧父，受教于舅父陈黻宸。陈氏字介石，号瑞安先生，光绪十九年中举，戊戍变法期间曾与蔡元培等成立保浙会。他历主乐清梅溪书院、平阳龙湖书院、永嘉罗山书院、杭州养正书院讲席，又曾为上海时务学堂总教习、《新世界学报》主笔。光绪二十九年成进士，1913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林损的门人徐英在1943年3月撰写的《林先生公葬墓表》里说：宣统三年，先生居沪读，与黄兴、宋教仁等宣扬革命。辞令所布，枢机所发，莫不崭绝独立，风飚电驰，慷慨激昂，闻者心折。
光复初，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慕先生学行，以为陈亮、叶适不能过也，乃聘先生为文学教授。适陈公与辛并主讲席，师友昆季，世罕厥俦。京师故文人渊薮，而大学尤名师所聚，一时朋辈如陈汉章、刘师培、黄侃、黄节、吴梅、钱夏、张尔田之流，或以经史著，或以辞章显，或乘骥而奋风云，腾英声而懋芳懿。而先生以弱龄周旋其间，吐纳百氏，提衡道儒，讲学之暇，潜心著述。〔2〕林损的学问出自浙东名儒陈介石之门，二十二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周旋于一班硕儒专家之间。1917年陈介石去世，所授诸子之学由他代任，同时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席。这个良好的开端，理应导引出一个顺畅的学术人生，但是并不。《吴宓日记》略载其中年消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一时，访林损于其宅。谈久，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识解精博，与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启发印证，甚慰。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下午）六时，在宣南春宴柳公（诒徵）及林损。
七月二十三日晨八时许，至按院胡同六十五号，访林损君。谈次知林君以经济困难，将于日内送眷南归温州瑞安原籍，下年独居于此。林君知宓情形，遂邀宓来共居……林君委其门人孙海为代表，磋商详细条件，乃招孙来晤面。
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林君仍居上房，宓家居两厢，而客厅等均两家公用……我方愿出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之租金及杂费（如电灯、电话等），而林君方面坚不允，必欲两家平分，各出费之半。
十一月二十日二时，旧按院胡同寓宅，知电灯竟为电局拆去电表，停止电流，因林损欠费一年不付。然林损日前尚领到二百四十元，又借宓四十元，乃不偿旧欠而悉数汇回原籍。宓既代出寓中房租等项，又不能享同居应有之权利，实为失算。甚矣，文人不重行事，不顾他人之利害也。如宓之热诚急难，遇事牺牲，几何不处处吃亏也哉！
十二月十九日，是夜十一时半，林损君命厨役杨氏煮粥。杨以林欠费过多，不听命，遂致争闹。杨请辞职，林等诉之于胡徵。胡责杨，杨决求辞职（明日，杨复愿在职，不辞，卒得林付给欠费若干），直闹至深夜。宓等均惊起，不得成寐。宓与林君同居，林既不履行经济及其他之义务，且辞则多言，终夜不寝，命令无时，如此争闹，扰乱一宅之安宁，甚矣，中国名士之不可为训也。〔3〕周作人与林损在北大共事起于1917年，二十年代中期林损离开了北大几年，1929年再回北大任教，1934年离去。周氏写于六十年代初的《知堂回想录》，对几十年前的林损作了以下回忆：林公铎名损，也是北大的一位有名人物，其脾气的怪僻，也与黄季刚差不多，但是一般对人还是和平，比较容易接近得多。他的态度很直率，有点近于不客气……爱喝酒，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有一个时候不是因为黄酒价贵，便是学校欠薪，他便喝那廉价的劣质的酒。黄季刚得知了大不以为然，曾当面对林公铎说道：“这是你自己在作死了！”这一次算是他对友人的道地的忠告。后来听说林公铎在南京车站上晕倒，这实在是与他的喝酒有关的。他讲学问写文章因此都不免有使气的地方。一天我在国文系办公室遇见他，问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功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的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个人的诗呢？他的答复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样讲的。这个缘因是，北大有陶渊明诗这一种功课，是沈尹默担任的，林公铎大概很不满意，所以在别处也讲这个，至于文不对题，也就不管了。他算是北大老教授中旧派之一人，在民国二十年顷，北大改组时，标榜革新，他和许之衡一起被学校所辞退了。北大旧例，教授试教一年，第二学年改送正式聘书，只简单的说聘为教授，并无年限及薪水数目，因为这聘任是无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别事故有一方预先声明解约，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后始改为每年送聘书，在学校方面怕照从前的办法，有不讲理的人拿着无限期的聘书，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了每年送新聘书的方法。其实这也不尽然，这原是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