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落从１７７１年回归祖国，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１４０年间，部落相对稳定和安居。各土尔扈特盟旗，逐渐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的多种经济区域，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盟旗人民的生活相对得以提高。虽然清朝后期新疆经历了3次战乱，但是土尔扈特各部还是直接间接得到清政府的调剂和救济，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使部落获得发展经济的一个短暂的机遇。
东归6盟畜牧业是其社会经济基础，１７７１年清政府给他们划分了牧地，１７７３年７月又将和硕特恭格部移牧于博斯腾湖畔以西以北之地。１７７３年９月渥巴锡移牧尤勒都斯草原，１７７４年５月策伯克多尔济率领一部移牧于渥巴锡部遗留的斋尔草原。“清政府经过3次牧地调整，各盟旗牧地固定下来（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４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土尔扈特人民分布于天山南北，新疆富绕的地理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优越的天然牧场。他们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传统，分为春夏秋冬四季牧场，牧场都是天然草原，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而变化，春秋牧场是为转场而设的。夏牧场多是在牧草丰茂、水源充足的高山草场，冬牧场多选在背风向阳山谷、山窝、小盆地之中，因这些地方冬季气候稍暖，无大风雪，积雪较浅，利于人畜越冬。
渥巴锡所属南路盟牧地，夏牧场在大尤勒都斯山内的辽阔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冬牧场在喀喇沙尔城（焉耆）西北部的开都河流域；春秋牧场在小尤勒都斯山内。
北路盟的牧地，夏牧场在斋尔山中宽阔平坦的高山草场；冬牧场在铁布克山，赛木斯台山，阿尔格勒特山，代伦山和北部谷地的丘陵地带；“春秋牧场在和布克谷地与和布克河流域及乌吐布拉克草原（张文强主编《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第７６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东路盟的牧地，夏牧场在乌苏南山的赛里克提草原；冬牧场在吉尔格楞河流域；春秋牧场在巴音河流域。
西路盟的牧地，夏牧场在科固琴山，其绿草连天，山高草茂；冬牧场在精河流域的大平原；春秋牧场在博尔塔拉河流域。
新土尔扈特盟的牧地，夏牧场在科布多草原，草原水源充足，绿草密匝；冬牧场在布尔根河流域，青格里河流域；春秋牧场在察罕河诸流域。
和硕特盟的牧地，夏牧场在乌拉楞格高山草甸草原；冬牧场在博斯腾湖以西以北之地；其地域平坦，水草丰盛；春秋牧场在清水河流域，包尔图草原。
东归６盟所属的各旗、各苏木都有固定的冬夏草场，用鄂博（石头堆成）做为标志，不得逾越，“土尔扈特人游牧方式以和屯（村落）集体放牧的习俗，即以３至１０户以上的牧户（帐幕阿寅勒、蒙古包牧户之意）这是一种数户近亲合牧的基层社会组织与生产协作单位，也是一种游牧生活的互助组织，每个“和屯”都有专人负责，其负责人一般为年长者和较富裕者（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１３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土尔扈特各部随着牧地的固定，开始有计划地使用草场。他们在俄国积累的放牧经验，再加上清朝推广畜牧业生产技术，土尔扈特各部的牧业，无论是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和草场建设、牧草品种保护和牲畜的改良，以及畜群结构改善诸方面，都有着显著的提高和改进。各部打井修渠建蓄水池，用来灌溉草场，围栏搭棚筑圈来建设草场。他们实行人工种草，建双块草地，来改良草原，利用夏季、秋季、冬季的牲畜互相转换草地来保护草场。冬季大多能在固定点放牧，并且用夏秋季收割的牧草和农区、半农半牧区的苜蓿、粮食补饲牲畜过冬。由于实行了一系列保护草原和牲畜的措施，从而使牲畜的数量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到１８６１年（即部落回归９０年时），土尔扈特南路盟的各类牲畜的总量已达百万头。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牧业，由于农业的开发和牧业的繁荣，也同样有了发展。土尔扈特各部在农区和半农区，没有盲目地开发建设夏秋草场，而是采取夏季秋季到山地草场放牧，秋冬转到农区和半农区冬草场过冬，有力地保护了农区的生产。他们利用夏季收割的谷草、秸杆和粮秕，贮备足够的草料解决冬饲问题。他们以村落为单位，打井、建圈、围栏更为普遍。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商业交换的发展，进行多种经营，不论大小牲畜或过去不屑于喂养的牲畜，如猪、驴等加以饲养。畜产品利用率不断提高，肠衣、畜骨、羊毛、畜皮制成了香肠、骨粉、地毯、衣服等进入市场，他们在俄国时擀毡、织毯、制香肠技术得以普遍地推行。这一系列措施，都推动了牧业的发展。
农业在土尔扈特各路盟，特别是在南路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定居的农业和半农半牧业成了土尔扈特各部经济的另一支柱。它奠定土尔扈特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随着农业的发展，土尔扈特人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业的越来越多，在喀喇沙尔的哈拉莫墩、哈麻胡提、包尔海等地，“土尔扈特人从事农耕作业的占了全南路盟人口的二成以上（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T集。）”农业的发展给一部分土尔扈特人带来诸多的好处，他们在农区平原上建仓存谷，以备饥荒；修渠打井，改制农具，以利生产。他们利用放牧中对牲畜驯养的经验，用马骡耕地收割，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促进农业的发展。他们同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农民交流耕作种植技术，互相学习，提高农业生产的技能。汉族农民将内地兴修水利、农田管理、水土保持、密植育种等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授给土尔扈特人，维吾尔农民教土尔扈特人种植果草蔬菜的本领，从而改变了土尔扈特人的营养结构。汉族、维吾尔族人民也学会了土尔扈特人许多改良草场、改善畜群结构的先进的放牧技术。
随着土尔扈特部落畜牧业、农业和半农半牧业的发展，商业也发展起来了。土尔扈特各领主赴京朝觐时，往往是带着商队，到口内出售他们的畜产品和农产品，以换回日用品再销售给部落人民。首领们还在乌鲁木齐、哈密、伊犁、喀什设立商号。而且在当时的巩乃斯、巴仑台、和静、阿克苏的穆尔札山口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浩特（即城镇），大批的汉族、维吾尔和回族商人开店设铺叫买喊卖，“他们进入蒙地城镇进行贸易”。而土尔扈特人民在俄国时就积累了不少的经商经验，东归祖国之后，商品贸易突破了贵族需要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人民大众之中。汉、维、回族商人从土尔扈特牧民手中收购畜产品原料和畜产品半成品，贩卖各种日常用品给牧民，时间久了他们逐渐在土尔扈特草原居住，有的商人甚至还在巴音布鲁克设立商号，修建店铺。有的商队更进一步跟着牧民转场，吸收土尔扈特人的土产，销售商人的绸缎、衣物、砖茶、布匹。部落不少的牧民也开始经营商业，他们从内地买回衣料和日用品，在部落销售，以供给人民的需要。有的经营运输业，把部落大宗的畜产品和农产品，运到口内和口岸进行贸易。为了适应土尔扈特人民发展经济的需要，各寺庙的喇嘛也进行商业活动，当时的阿嘉库伦寺所在地巩乃斯与和静黄庙不远的巴仑台，就是土尔扈特部喇嘛们进行贸易的重要市场，也是土尔扈特部落土产收购中心。总的说来，清代的土尔扈特部落的商业，沟通了部落与内地的物资交流，使部落的经济与内地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清代，不仅可以通过汉商得到内地来的各种精细的手工业品，而且汉族手工业者和原土尔扈特部落的手工业者结合起来，以生产的手工业品来满足部落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需要。独立的银匠、铁匠、木匠和泥瓦匠已经形成，他们深入农区和草原，为农牧民制造和修理各种工具，为妇女们制造各种饰品，为喇嘛建立寺庙，为贵族修建居室，为牧民建立冬营地和为农民建立居住点。车辆的锻冶，木制器具的制造，房屋修建，村镇的建设都一一发展起来了。
手工业者制造了各种用品和器具，如靴子、马具、铜器、小刀、锡器、木碗、首饰等等。中国式幌车、俄国式的铁马车的制造和使用，无论样式和构造，都有很大的进步。手工业者逐渐代替了部落人民的一部分农庭手工业劳动，广大的牧民取得了更多、更精制的手工业品，还可以用更多的劳力从事牧业生产。
１８７２年，阿古柏入侵旧土尔扈特部东西南北4盟，人民背乡离井、流离失所，人口失散大半。农区土地荒芜，草场严重破坏，牲畜五分之四被阿古柏侵略军抢掠，土尔扈特各部落经济衰败到了极至。１８７８年，各部回到原地聚居，重建家园，虽经各族人民的支援、清政府的救济，但由于部落元气大伤，经济恢复缓慢。“到辛亥革命前夕，各部人口仍不及１８６１年的一半（《焉耆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统计资料。）”开垦耕地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五。像南路盟到辛亥革命初年收粮还不足１２００石，不够部落自给，仅够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蒙古人民饱腹而已，牲畜存栏头数仍不足１８７１年的百分之四十，尚不足３０万头，人民生活仍然比较贫困。但是，从１８７８年到１９１１年的３０多年间，部落局势相对稳定，部落人民获得相对发展经济的短暂机遇。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疏浚了草原的水渠，开始更加精心地治理草场，各部在３０多年间，从劫后留下的极少的牲畜发展到５至６倍的数量。农区和半农区土尔扈特人民积极兴修水利，修渠引水，重新治理复耕原来的土地，耕地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城镇又开始繁荣，商品又在农牧区流通起来，土尔扈特部落的经济又出现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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