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年龄角度的社会评价
除了50～59岁外，所有年龄段的共识是金钱财富、社会地位、权力和教育水平名列前茅，而且都把金钱列入首位。在这个大前提下，各年龄段对其他因素的评价有较大的不同。
15～19岁年龄段的特别重视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家庭出身的重要性逼近教育水平，只差3个百分点。对这些还没有或刚踏入社会的人来说，对家庭的依赖和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期望是情理之中的。20～29岁年龄段的对道德修养和教育水平评价较高，而对家庭出身的评价比前一个年龄段下降了16。3个百分点，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进入社会，尽管家庭出身在他们找工作和工作中仍起重要作用，但并非万能，对绝大多数出身工人农民的子弟来说，要想出人头地，只能靠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30～39岁年龄段的人已开始品尝到权力的魔力，对权力评价比前两个年龄段分别上升了10个和5。7个百分点，对教育水平的评价则下降了5。7个和7。1个百分点。40～49岁年龄段的人在各单位权高位重，他们更是把权力提高到最高点74。6％，社会地位提高到最高点69。％ 。50～59岁年龄段的人，或者准备退休，所以他们对金钱财富的评价是所有年龄段最高的，达90。1％；或是仍大权在握，所以他们对权力的评价维持在高位，达71。7％。60～69岁年龄段的人希望通过塑造人格魅力保持自己的晚节，所以对重道德修养评价甚高，所占比例达19。2％，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
社会地位的社会评价（2）
四 户籍角度的社会评价
深圳户籍对权力的评价高于非深圳户籍近10个百分点，这可能与深圳户籍在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的比例大大高于非深圳户籍有关；而非深圳户籍对教育水平、家庭出身和道德修养的评价分别高于深圳户籍3。3个、5。8个、4。6个百分点。总的来看，非深圳户籍的文化素质比深圳户籍的要低，这是他们各方面待遇不如深圳户籍的原因之一， 同样，家庭出身对社会地位高低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因此，非深圳户籍对教育水平和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有更强烈的意识。
五 文化角度的社会评价
没有学历的人的社会评价有两“最”：一“最”是对金钱财富的评价在所有文化程度中是最高的，达92。4％，与之相适应，对与金钱财富有关的消费水平和住房的评价也是最高的，比例分别为55。6％和54。4％，大大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评价；另一“最”是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最低，比例仅仅只有7。6％，与之相联系的道德修养和言行举止竟无一人提及。
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比没有学历的人对金钱财富的评价下降了4。1个百分点，但仍维持88。3％的高位；而对教育水平的评价尽管上升了3。5个百分点，但仍处于11。1％的低位，这个数字在所有文化程度评价中仅高于没有学历的人。该文化程度的人对生活方式的评价是所有文化程度中评价最高的，比例高达23。7％。
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随着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明显高于前两个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0。8％和30。3％。由于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在文化档次上的接近性，他们除了在消费水平的评价上出入较大外，在家庭出身、职业、生活方式、住房、道德教育、其他和言行举止的评价上相当相似。另外，初中文化的人对权力的评价是所有文化程度中最高的（见表3…21），所占比例为69％。
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对权力的评价只有41。2％，是所有文化程度评价中最低的；与前面几个文化程度的人相比，它对道德修养评价最高，所占比例达18。5％。
大专文化程度的人的评价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最高，所占比例为39。9％；二是对道德修养的评价最高，所占比例为22。3％。这些表明，该文化程度的人比较看重后致性因素。
本科文化程度的人的评价大体上维持大专文化程度评价的格局，明显不同的是本科文化程度的人对教育水平和道德修养的评价分别下降了7。7个和5。6个百分点，但对权力的评价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
研究生及以上的人对金钱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评价都很高，所占比例分别是89。％、77。6％和50。9％，这些数字是很靠前的；可能是因为自身文化程度已很高的缘故，它对教育水平的评价不高，所占比例仅有16。4％，只比没有学历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高一些。这个文化程度的人非常看重职业，所占比例为22％，是所有文化程度中最高的。
六 阶层角度的社会评价
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对金钱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综合评价是最高的，三者所占的比例都高达83。1％。可能是该阶层本身文化程度较高的缘故，该阶层对文化程度要求反而不高，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是最低的，所占比例仅为16。9％，仅次于个体户阶层。另外，该阶层对家庭出身、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住房等外在因素评价最低，竟无一人表示认可，而对道德修养和言行举止这两个反映人素质的评价较高。
经理阶层是一个经济资源占优势的阶层，所以它对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住房等因素评价较高，而对权力评价较低。经理本身也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希望这个职业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它对职业的评价达到20。2％。
私营企业主是从本身的特点进行评价的。与经理阶层一样，私营企业主也是一个占有较多经济资源的阶层，是一个希望政府呵护和社会承认的职业，它对金钱财富的评价很高，所占比例为85。8％，对职业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它有钱但无权，对权力的渴望，使该阶层对权力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所占比例达72。1％；它有钱但自身的素质遭人们非议较多，所以该阶层格外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对道德修养的评价也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所占比例达27。9％。
具有文化资源优势的专业技术人员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所占比例达38。9％；它对权力较蔑视，对权力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低的；它对消费水平、住房等因素较为看淡。
办事人员阶层的评价较为全面和平衡。在金钱财富、社会地位、权力和教育水平4个名列前列的因素中，所占比例不像其他阶层那样悬殊较大。这一特点在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职业、消费水平和道德修养的评价中仍然如此。
社会地位的社会评价（3）
个体户阶层对教育水平的评价只比国家及社会管理者较高；与私营企业主一样，该阶层也希望自己的职业能得到社会的重视，所以对职业评价之高仅逊于私营企业主；很多个体户是靠租别人的房子生活和经营的，所以他们对住房因素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
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评价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社会地位的评价较高，所占比例为67。3％，仅次于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表明该阶层对提高自己地位的渴望；二是对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的综合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
工人阶层的评价突出两点：一是对金钱财富的评价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所占比例为91％，这可能与该阶层经济地位下降幅度较大有关；二是工人阶级是一支素质较过硬和文化程度较高的队伍，因此，该阶层对道德修养和教育水平的评价较高。
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对金钱财富评价较高，在所有阶层中各列第二；另外，该阶层认为在调查表外还有其他重要因素。
七 收入角度的社会评价
收入1000元以下的人对金钱财富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低的，与8001元以上的人对金钱财富的评价也很低相映成趣；对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评价较接近，不像其他收入段那样拉开了档次；对住房的评价较高，仅次于8001元以上收入段的评价。
1001元～2000元收入段的人对教育水平的评较高，仅次于3001元～4000元收入段的评价；对生活方式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高的。
2001元～3000元收入段的人特别看重金钱财富和社会地位，对前者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高的，对后者评价之高仅次于3001元～4000元收入段；特别看轻教育水平，对该因素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低的。
3001元～4000收入段的评价是“三高”，即对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和道德修养的评价最高，所占比例分别高达73。6％、32。9％和25。7％。
4001元～5000元收入段的人对金钱财富的评价较高，仅次于2001元～3000元收入段；对职业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高的，所占比例高达39。9％；对教育水平的评价也不高。
5001元～8000元收入段对消费水平和道德修养的评价较高，8001元以上收入段对金钱的评价较低，仅高于1000元以下收入段的评价；对社会地位的评价是所有收入段中最低的，所占比例只有41。9％；对职业、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住房和道德修养的评价较高，而且对这些因素几乎是等量齐观。
第四章 深圳的社会流动
社会各阶层流动鸟瞰（1）
在社会流动研究中， 其中一种类型区分是将流动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代际流动研究父代与子代在两个时点上社会地位变动的情况， 而代内流动是研究个人一生中多个时点上社会地位变动的情况。在实际研究中，多数的代内流动研究将代内流动简化为两点间流动的问题， 即讨论个人最初的社会地位与目前的社会地位间的地位变动。无论哪一种研究，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是通过研究来评价一个社会是高度流动还是低度流动、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是否达到了机会均等。
根据本课题的抽样调查数据，我们采用的是代内流动表的研究方法，即比较个人的最初职业的阶层地位与当前职业的阶层地位的变化情况，以考察个人在社会流动中的升降位置变化。
在抽样调查的1291个样本中，各个阶层的分布情况为商业服务人员为276个，占22。62％，比例最高，这与深圳的阶层分布情况一致，其次为办事人员241个，占 19。74％，最少的阶层为国家及社会管理层，只有10人，占样本的0。81％。
一、多出少进的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从流动表分析来看，位于最顶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一个多出少进的阶层。最初职业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目前只有10。77％人员的职业仍然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其余的主要流入到私营业主和办事人员（均为31。53％）、专业技术人员（10。77）、经理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各为5。38％）以及待业失业半失业阶层，这与下海经商潮流和机关事业单位几次重大机构改革密切相关。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渠道比较固定，最初为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的十分之二的人员仍然从事本职，十分之六来自办事人员（59。42％），另外十分之二的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原来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民（均为10。15％），说明办事人员上升为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的机会最多。
二、多进少出的经理人员阶层
经理人员阶层在社会阶层中仅次于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在当今社会是一个居于优势地位的阶层，而且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兴阶层，其流动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从流动表可以看出，经理阶层是一个多进少出的阶层，最初职业为经理人员的，绝大部分约四分之三（73。03％）的人员目前的职业还是经理，这从侧面说明在深圳经理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人们流入到该阶层后不想再流入到其他阶层，或者进入到经理阶层是人们的奋斗目标。进入到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区，这一价值取向更为明确，初始职业为经理的有88。89％目前仍然担任经理职务。经理人员的去向较为明确，最初作经理的人员有22。37％和4。61％分别流入到了个体户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而80年代以后，流出的11。11％全部流入到专业技术人员行列。
经理阶层的流入渠道比国家及社会管理者要广泛得多，从表 67看出，最初职业为经理的只有约十分之一（9。80％）的人员还在担任经理，其余的十分之九分别依次来自于专业技术人员（36。36％）、办事人员（22。77％）、工人（14。65％）、商业服务业劳动者（9。71％）、农民（5。47％）、国家及社会管理者（0。62％）和私营业主（0。62％）等阶层，吸纳的阶层比较广泛。经理阶层尽管作为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兴阶层，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它对较低阶层没有明显的排斥性，它为低层的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以及农民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也为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流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去向当然，它作为一个新生阶层，其成员没有比较一致的标准，经济改革大潮遍及城镇和乡村，各种体制下产生的企业管理人员如国际跨国集团的高层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都可以划归到经理阶层，阶层成员之间的职业背景、教育程度、管理模式、生活方式、经济收入、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差距。但是随着该阶层的日趋成熟，其成员的标准将会日渐统一。
改革开放以后的经理阶层的流入情况大体相同，只是各行业进入的比例稍有不同罢了，也是最初职业为经理的约十分之一（11。86％）仍然是经理，其他的分别来自于专业技术人员（34。11％）、办事人员（27。33％）、工人（13。35％）、商业服务业劳动者（10。38％）、国家及社会管理者（1。48％）和私营业主（1。48％），这一结果最大的不同就是农民被排斥在经理阶层之外，这是流动表中农民比例减少的结果。80年代以后的流动表中职业为农民的仅有2％还不到，人数才6人。但也许正如前所述，经理阶层选择成员的标准越来越严格，对较低阶层的排斥性增强。
三、流动比较单一的私营企业主阶层
社会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