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阶层的流出率分别为26。97％和11。11％，流入率为90。20％和88。14％，流入率分别是流出率的3。34倍和7。93倍，远远超过均数1，说明该行业流入多过流出，人员在急剧增长，是被人们看好的职业之一，而且这种趋势在80年以后更是明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该阶层呈蓬勃发展之势，尤其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聘请职业经理人担负经营功能，可以预料，职业经理人的岗位正在逐渐“增量”，他们享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因而处于上流社会。
私营业主的流出率均为50。00％，而流入率分别是98。33％和94。44％，流入率与流出率之比为1。97和1。89，说明该阶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这一阶层最重要的特性是体制外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劳动，拥有经济资源，在社会上占有经济优势地位，在市场经济中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因此也是一个增长的阶层。
个体户阶层的流出率在九大阶层中最低，分别是16。25％和10。50％，而流入率73。13％则是流出率的4。50倍，说明该行业较为定型，是一个封闭的行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种：一类是由于体制的壁垒，使该阶层很难进入体制内，因此难以成为办事人员和国家及社会管理者；二是由于经济资源的制约，又难以成长为私营业主；三是由于缺乏专业技术或先进的管理经验，无法跻身体制内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经历阶层。但是个体户也是目前迅速成长的阶层，是膨胀最快的行业，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
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流入与流出的趋势正好与以上各个阶层相反，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入率分别为25。67％和24。36％，流出率是55。27％和48。51％，二者之比各为0。46、0。50，说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处于萎缩状态，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该阶层要求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其他阶层人员进入该阶层设置了一道门槛；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该阶层主要掌握的是文化资源，其所占有的优势不及占有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阶层，因此该阶层的人员更愿意凭借自身在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向占有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阶层发展。产业工人阶层也是呈现萎缩趋势，流入率为52。04％和40。09％，流出率为88。63％、77。97％，二者之比分别是0。59和0。51。该阶层表现出来的减少趋势与工业企业的改革密切相关，工业企业从1996年开始实施转变增长方式、减员增效以及抓大放小的改革，这种改革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形成技术对劳动的代替，限制了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的增长，造成一部分产业工人下岗，形成产业工人阶层的萎缩。办事人员的流入率44。06％、40。55％与流出率55。85％、50。59％之比分别为0。79和0。80，在两个时间段上的流入流出的没有明显的波动，表现出该阶层的稳定性，办事人员阶层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入率与流出率比例比较接近，说明该阶层相对而言没有受到特别的回避。
总体而言，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的流入率与流出率之比都小于1，但是由于流动的原因不一，不能就此推断出三个行业都是不受人们重视的职业。例如办事人员属于白领，对下层人员自然具有吸引力，但是由于选拔机制的限制（如学历要求），加入较难；专业技术人员的门槛较高，对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而言难以加入。
各阶层的流动性及其互动性（2）
2、流动性显著变化的阶层
以上各阶层的流入与流出的动态趋势在总的时间段上和80年以后的时段上表现是一致的，而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和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流动方向则为相反。
在总流动率表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率（79。71％）和流出率（89。23％）都很高，说明该阶层的流动性最强，流入率与流出率之比为0。89，流出略高于流入，但是二者没有太大的差别，类似的有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其流入率为57。64％，流出率为46。62％，二者之比为1。24，流入稍高于流出，总体处于平衡。在80年以后的流动率表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出率高达68。90％，而流入率为0。00，这可能是90年代初期的下海经商潮流所造成，也与国家机构人事制度改革严进宽出有关。80年以后从业的商业服务人员的流入率为48。02％，流出率为54。79％，二者之比为0。88，说明该产业的从业人员相对总的时间段是减少的，因为中国工业化目前还处于中期阶段，这使得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居高不下，再加上城市化的水平较低，因而第三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限制了其就业吸纳力的充分发挥。但是可以看到，第三产业的重要性正在日益体现出来，随着第一、第二产业的式微，产业化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在深圳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它的流出率达到100％，而流入率则为0。00，那就是农民阶层。从外地到深圳的农民不可能获得土地重操旧业，而是流动到工人、各个服务行业劳动者等阶层，深圳本地的农民经过城市化过程流入到其他阶层，都是流出到原来农民阶层以外的各个行业，因此产生流入率为0。00的结果。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则是只有流进没有流出的特殊阶层。
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性 （1）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拓展，产业结构不断向更高层次演变，因此客观上创造了新的社会岗位，同时也创造了社会流动的需要，只有通过社会流动，新的社会岗位才会有人去充实，才能实现劳动力和人才的合理配置，达到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一般而言，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对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前途充满希望，坚信可以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体现个人更高的价值。同时，由于社会的变革，产业机构的变化，再加之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社会流动机制可能使一部分人员无法胜任原来的岗位而被新人所替代，流入到低于原来职业的阶层。因此，通过考察每个阶层的流动去向的机会强度，可以了解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关系。
1、互动性一致的阶层
从阶层关系流出表（表 73、表 74）中可以看出，每个阶层与其他阶层的亲疏关系。比较总流出表（表 73）和80年以后流出表（表 74），各个阶层的流向呈现出一致性，但是流向的强度在个别阶层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私营业主和个体户阶层在总时间段和80年代以后的阶层流出表中显示的流向及其强度有惊人的相似：私营业主主要流向本阶层（10。18与12。66）和经理阶层（3。77与3。38），强度高于平均强度1。00；个体户除少量流出到失业待业阶层（1。49和1。11），主要还是保留在本阶层（8。50和13。15）。这种现象说明私营业主和个体户这两个阶层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流动的渠道比较狭窄，而且几乎限于体制之外。
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流向虽然较广，但其分布的阶层及其强度在总表和分表中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商业服务人员流出到私营业主的强度（1。11）在80年以后略高于总表（0。82）和平均水平1。00。
2、 互动性变异的阶层
以下各阶层在流出的广度和强度上在各个表上都有一些差异：从总时间段上的流动性（表 73）看，国家及社会管理人员流向渠道颇广，其中有本阶层（13。32）、经理（0。41）、私营业主（6。42）、专业技术人员（0。85）、办事人员（1。60）以及商业服务业（0。24）。而80年代后的流出表（表 74）显示，流向本阶层的强度竟然高达70。85，流向其他阶层的有经理（1。05）、专业技术人员（0。91）、办事人员（1。36），相对而言只是极小部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在经历下海经商的浪潮后，人们还是愿意留在掌握着较多组织资源的、位于社会金字塔尖的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人们向下流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严重影响了这一阶层的素质构成、工作效率和整体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社会阶层成员的不满。另外有从该阶层流出到待业失业人群的（0。71），虽然0。71是一个微量比例，但是它说明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在后来的机构改革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的正常进入、晋升与退出等社会流动机制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比起原来“只进不出”是一大进步。
经理阶层在流出的广度上在表 73和表 74上略有差别，前者流出的渠道有本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户，而后者则只有前面两个渠道。表7 表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是两个流出渠道最广的阶层，几乎流出到所有的阶层，包括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在表 74中虽然流出到各阶层的强度变化不大，但是都没有流出到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
农民阶层的流出分布在总表和分表中表现出不同时代特征，在总流出分布表中，农民均有流出到其他九个阶层，只是各自的强度不同而已，流出强度超过平均水平1。00的从高到低的阶层依次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1。86）、待业失业者（1。51）、办事人员（1。47）、商业服务人员（1。20）、经理（1。00），流出到低于平均水平1。00的阶层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0。47）、私营业主（0。31）、个体户（0。30）、工人（0。29），在农民所流出的阶层中国家及社会管理者是强度最高的阶层，这与中国的几次流动政策有关，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进入到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主要是军队专业干部、城乡积极分子，以及50年代中期农民的子女获得更多教育机会，根据国家的制度安排，加入了国家干部行列，而在深圳建设初期，大部分建设者来自军队，他们中很多人就地转业加入到政府机关，成为国家干部及社会管理者，以上因素综合造成农民流出到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比例较高的现实。但是80年代以后初始职业成为农民阶层的人员的流向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流出的渠道只限于办事人员（1。39）、商业服务人员（2。22）、工人（2。23）和待业失业人员（1。45），虽然总体是向上流动，但都属于中下阶层，在上层社会中根本没有农民阶层出身成员的踪影，这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相去甚远，这是由于在60年代以后，国家实施了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民想向非农转移、向城镇流动和迁移，即使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虽然在1989年第一次出现 “民工潮”以后，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随着农民进城打工，城乡二元体制并没有被突破，反而随着农民进城而被带到城里。
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性 （2）
待业失业人群是一个非常封闭的阶层，他们只有流进而没有流出，当人们失去原来的工作后进入失业状态就很难再重新找到工作。
第五章 深圳各阶层拥有的社会资源
经济资源（1）
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经济资源的差异是阶层分化的基础，也是阶层分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根据调查数据，对个体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和对收入、财产的社会态度进行分析，以反映深圳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层。
一、个体收入情况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自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出的一大特点是，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由此产生的个体收入分化问题成了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深圳的个体收入情况怎样？是不是出现了分化？下面就此作一简要评述。
1、从阶层角度看收入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不仅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来判断，也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来判断。”（1）在任何一个国家，巨富与贫穷毕竟都只是少数，在经济较发达的深圳，其社会结构也是最接近“橄榄型”的，城市的中间阶层远比其他城市要壮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深圳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工人和待业、失业、半失业者等九大社会阶层中，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所占比重均较高。而职业稳定、收入稳定、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都比较稳定的中间阶层的成熟，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
下表中，深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样本为12人，占样本总数的1。2％。样本分布比较简单。月平均收入在1001…2000元为1人，仅占该阶层的84％；而占该阶层比重最高的为月平均收入在3001…4000元之间共8人，占63。3％。月平均收入在4001…5000元之间的有3人，占25。3％。据统计，2003年深圳全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061元（1），深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月平均收入与这一指标接近。
经理阶层为153人，占样本总数的14。7％。其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2人，仅占该阶层的13％；收入在1001…2000元之间有14人，占90％；平均月收入在2001…3000元之间为21人，占13。7％；月收入在3001…4000元之间43人，占28。4％，这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状况相同；月收入在4001…5000元之间为24人，占15。4％；月收入为5001…8000元之间的有23人，占14。8％；月收入8001以上有27人，占17。4％。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比较，经理人员阶层的收入较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
私营企业主阶层51人，占样本总数的4。9％。其中平均月收入在1001…2000元之间为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