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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法官 摩西？兰道博士、本雅明？哈列维博士和伊扎克？拉维博士，全都是欧洲犹太人，其中两个来自德国，几乎就在种族主义者当权的同时逃了出来 进入法庭时，艾希曼像口试候选者一样站着，似乎正抑制着胃中的抽动。法官们庄重、威严、不戴帽子，但诉讼程序却与此矛盾，开始得毫无尊贵可言，因为就在此刻，那一大群旁听的记者发现他们用来同声传译的便携收音机似乎一起罢工了，因而，对艾希曼的审判，这犹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开始于一片在塑料物件上闷声摇晃与拍打而发出的咔哒作响的不协和音。“你是阿道夫？艾希曼吗？”法庭主审官兰道博士发问，透过周围的吵闹声，我们听到回答借助麦克风和导线从那个玻璃绝缘体里传出。“是的，先生，”他说，于是审判开始了。
他坐在那儿，抿着嘴，直到主审官让他站起来，他像一个男孩在校长办公室里那样神经质地跳起身来。他是否要为起诉书上的第一项罪状（在别的事儿之外在别的事之外，原文为拉丁语。，导致数百万犹太人被杀）辩护？“在这份起诉书的意义上 无罪，”艾希曼说。他们就这样穿过起诉书上的15项罪状，经过所有那些可怕的指控：谋杀、虐待和勒索，对每一项艾希曼都用一种平板但却毫不颤抖的嗓音回答道，“在这份起诉书的意义上 无罪。”然后，当艾希曼再次坐下，戴上耳机，俯身到他的麦克风的三个话筒上，法庭似乎要说，很好。很好，那么，让历史说话吧。豪斯那立刻站起身来，开始陈述，带着一种如此热情的急迫感，带着一种如此无碍的骄傲，带着一种如此受扼却又如此无碍的骄傲，带着一种如此被逐猎却又如此逐猎的燃烧的犹太性，以至于有几秒钟，我们似乎处在某个时空之外的平面，在那儿，从古至今的犹太人的嗓音能够同时、统一地发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一道百叶窗被打开了 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透过这窗，我们这些非犹太人能够窥进犹太民族的内心；而从那窗里面 哪怕仅仅是一两个世纪 犹太人自己能够有尊严地说话。这是这次审判的意义，也许是以色列的意义，对于豪斯那博士本人来说，这必定是一个悲剧般兴奋的时刻。
他是这样开始他的陈述的：“这个法庭的以色列法官，当我站在你们面前，对阿道夫？艾希曼作出指控，我不是一个人。此刻，有600万起诉者和我站在一起 沿着这个民族走过的全部血迹斑斑的道路，自从他们成为一个民族的第一天起，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人，像希特勒的邪恶政权一样成功地制造出如此凶残的滔天罪行，而阿道夫？艾希曼就是执行该政权灭绝犹太人政策的实施者。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上，没有别的任何人，能够让人针对他写出像刚刚读过的那样一份起诉清单。”
在你生命的第55个年头，远在你所爱的人数千公里之外，落在那些恨你的人们手中，听到别人针对你说出这样一番话，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当你像艾希曼在片刻之后所听到的那样，听到自己被归入成吉思汗、阿提拉和伊凡雷帝之列，且后三者野蛮嗜血的罪行与对你的审判中所指出的“那些可憎的暴行、谋杀的恐怖比较起来，几乎苍白得无足道哉”，你会有怎样的感受？
我望着艾希曼，看他如何作出反应，半期待着想要看到他因为被列入这个令人恐惧的群体而在脸上掠过几丝变态的骄傲。但是现在，他靠在椅子上好好地坐着，手放在膝头，频繁眨眼，嘴唇微动，让我无法抑制地想起某些上了年纪的干瘪皱巴的家庭妇女，穿着印花围裙，向后靠坐在椅背罩布上，一边换假牙，一边听着邻居抱怨个不停的闲言碎语。
眼下，无论如何，起诉人从可怕的总体描述下降到残忍的特例，并继续以冰冷的翔实与精确描述纳粹德国的兴起 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一个恐怖接着一个恐怖 反犹主义对华而不实的纳粹哲学的重要性，以及集中营里那些我们熟悉但却永远令人惊愕的灭绝技术。这是艾希97曼的国家。他们说，他一直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管理者 起诉人将其描述为一个坐在办公桌后的杀人者 而这种系统性的文牍工作肯定也适合他的风格。
整个起诉过程中，他认真而专注地坐着，只是到了那天上午快结束时，几个小时、一万个词语和一种恐怖的永恒之后，这位系着围裙的老妇人才开始有点烦躁不安，在椅子上轻微地摇着身子，似乎正在渴望一杯上好的热茶。这场审判的巨大的象征意义暂时悬而未决，法庭现在转向阿道夫？艾希曼本身，对这个非同寻常的较小的生命体进行讯问 如果说还算不上是解剖的话。古老的反犹主义的阴影仍然萦绕着这间法庭，但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纳粹德国，它肯定是一切暴政中最卑鄙、最恶劣的：从今天上午这场预审中浮现出的，是纳粹主义那欺骗性的信仰中不可思议的价值混乱 它培养出一种彻底的无能，不仅无法辨别是非，而且无法辨别重要与琐碎、相关与无关紧要、凶残致命与粗俗不雅（使用希姆莱亨最爱用的一个词）。
这个上午，在被告人自己的磁带录音证词里，我们一直听到他对灭绝犹太人的技术的介绍。这些证词是以色列在几个月的审前质询里从他口中榨出的，当你从他自己口中听到这些时，令你目瞪口呆的并非其中骇人听闻的恐怖，而是明显的、彻底的茫然未觉的不协调。在这份证言的最开头，有一种模糊而混乱的暗示，指向帝国的力量，以及你可能会期待在一个战胜的民族身上看到的滚雷与辽阔 但是，在此事件中，此种特质是希特勒的帝国如此彻底地缺乏的。“我要从法国开始么？”艾希曼向讯问者发问，“那是首先从法国开始的么？它是怎么在那儿开始的，或者它是否是在荷兰开始的？ 在塞萨洛尼基发生了什么？在爱琴海？当它首次在布拉迪斯拉瓦开始时，情况是怎样的？维斯李森西什么时候到的布拉迪斯拉瓦，它在罗马尼亚是怎样的？”当我听到这个堂皇宏伟的开篇时，圣保罗、道蒂，也许还有荷马的隐约回声从心头掠过：但是片刻之后，这玩意儿的风格就整个儿坍塌了，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如此恐怖、无耻、疯狂和难以置信的叙述，以至于它只可能是从纳粹德国里面迸出来的。
尽管这份证词的不协调之处中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但最起码有一个是极其重要的：这个人的供认状中充满拘谨、伪善、奴颜婢膝的特质。我想，对此问题肯定不能妄加判断，但是无论如何至少有一点毫无疑问：艾希曼是一个手握重权的著名的纳粹分子，一个党卫军的高级官员，一个与权力核心接近到足以被委任去执行最终解决方案 “特殊处理” 可以引述另一位纳粹头目对屠杀之委婉说法的人。然而，他说起话来，像或者试图像一个被误导、被误解的普通人，似乎他被自己不理解的那些卑鄙的事件搞糊涂了，并且被那种他儿时在母亲膝头上学到的尽职尽责的服从感压倒性地支配了。
他的每一句证词蠕动着，让这整个法庭也蠕动着。在一个神秘的自我贬斥的时刻，他评论道，也许他应该在公众面前吊死自己，“为那些可怕的事情赎罪”，法庭上可能只有极少的几个人会忍得住不赞同他的意见。
一年多后，艾希曼被吊死了，但不是在公众面前。他告诉死刑的见证者，“我相信上帝，我遵从了战争的法则，忠诚于我的旗帜。我们将会再次相见”。对于遍布世界的犹太人来说，他的审判是民族复兴的一个明证。对我来说，这是二战的最后一次象征性的谢幕。
牛津1965
这个十年过去一半时，我写了本关于牛津的书。我对待这座城市和城中那所大学的态度仿佛是：综合考虑时，它们提供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当代英国的一种范例；但是，首先令我感兴趣的，确实是这所大学古老的个人主义 它正受到不断变迁的风格、价值与忠诚的威胁。
在某些方面，牛津大学是一桩巨大的怪癖，总是与时代不合拍。这激怒了那些珍视逻辑甚于独立的人们，正如工业在牛津的出现冒犯了那些喜欢城市浑然一体的人们，他们要的是完全学术或者完全商业，全黑或者纯白。
牛津切分法最臭名昭著的象征是万灵学院，高街上那所全男性的研究生院，在某些人眼中邪恶得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张伯伦绥靖政策，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则卑劣得仿佛学术资源的一种令人惊骇的浪费。理论上来说，万灵学院是一个高级研究院，但实际上学院的60多位导师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工作。真的，他们压根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儿 尽管对他们有一种温和的期待，希望他们有时在学院就餐，并在那些候着他们的床上去睡觉。万灵学院有大概40个导师是大学讲师，还有一些是教授。其他人是年轻的研究员，在一场残酷的艰难考试中赢得了他们的位置。剩下的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奖学金，只在周末才露面，从伦敦归来，满载大都市的流言蜚语，储备了十几门职业的专门知识。
在欧洲，没有哪一个事件，哪怕是最愚昧的乡村恶作剧或最无意义的安纳托利亚秘密祭神仪式，能够比这所学院的“绿头鸭仪式”更无聊 固然，这玩意儿每100年才搞一次，但在中间的日子里却会被栩栩如生地记得。据传说，15世纪修建万灵学院时，一只绿头鸭从喷泉旁一条排水管里拍打着翅膀扑将出来，从此，这只鸟就无法解释地获得了荣誉。每100年一次，研究生们会在饕餮一番后，手持棍棒和刀剑，由一位坐在轿子里的“绿头鸭王”引领，用杆子挑着一只死鸭子，四下里寻找它的影子 到午夜时分，他们无疑全都已经酩酊大醉，爬上屋顶，咆哮声越过雷德克利夫广场，火炬在夜空中摇曳，直到最后快到凌晨时返回公共休息室，和着鸭血干掉最后的饮料，然后让这只鸟再躺上一个世纪。
就我自己而言，我宁愿看到万灵学院保留其拥有特权的挑剔个性，但要在每个房间里塞满求知若渴的全职学者 所有研究生院中效能最高，同时也是最金贵的那种人。传统理论认为，虽然思想与论争在古老的橡木桌上一周接一周地传来递去，但这本身就是一种英式润滑剂，丰富了国民的生活，弥合了不同专业之间的罅隙，值得保留于其自身中，作为一个无忧无虑的、有贴身男仆伺候的古老英国的晚近的残存物。
作为一个整体的牛津大学怀抱着同样的意愿，但并不像上述想法那般陈腐守旧。这是一个仍然自行其是的大学，仍然半独立于世事变换。它试图在平等主义的时代选择一种贵族式的传统，尽管在同情的观察者看来，这通常是值得钦敬的 虽然有一丁点绝望 但对批评者而言，往往不过是傲慢自负。为夏季协商会而拜访这座城市的工团主义者，有时会向愤怒的大学搬运工建议，这整个地方都应该被爆破，让教育部长从零开始；反牛津的批评从未平息过，主旨总是针对这所大学那种过时的优越感 这种感觉就是：尽管它摆出一些开明的姿态，但所迎合的仅仅是这个国家中地位较高的那一半人，并在生活中赋予其毕业生不公平的优势。然而，大多数批评是完全搞错了方向，它们误解了这个地方的粗哑的含糊其词 实际上那仅仅是一副面具，掩饰了它的宽容及对同一性的完全不信任（尽管对于会在2001年万圣节之夜住在雷德克利夫广场附近的任何人来说，它将是令人恼怒的，到时候，那些研究生会再度跟着绿头鸭王爬上高处，在烟囱管帽之间跺脚，围着那只该死的鸭子大吵大闹）。在这个城市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分离的小世界，带有自身私有的时间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下述说法是真确的：一直被我们挑剔地检查的牛津，代表了一种几乎已经消逝的文化。尽管你可以努力将这座城市视作一个整体，但那些工厂和住宅小区仍然像是某个古老保留地上的入侵者。令牛津区别于其他城市，或区别于其他大学的一切最非凡之处，源自已然失落的英国秩序 本质上是一个贵族社会，坚定，宽容，充满业余爱好，足够自信到可以在一个僵硬的框架下拥抱一种无穷无尽的多样化。英国绅士主宰着牛津，不是以肉体形式（因为他几乎已经从舞台上消失），而是作为徘徊不去的此地的精神。
另一个英国已经出现，牛津正在适应它，学习如何与摩托工厂及车流共存，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可怜之处，新牛津将毫无疑问地与老牛津一样自满自足。但是，当你思考它如今的状况时，似乎正在看着这位特使进入一场庄严的戏剧。在英国造园师的黄金时代种下的大树如今已过盛年，不久便会倒下，英国人的岛民特性也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宽广的西方文化。很快，它将仅仅幸存于历史中，但我们来得还不太晚，牛津还矗立在那儿，让我们想起它的缺点和优点 勇敢，傲慢，慷慨，浮华，尖刻，自鸣得意，滑稽有趣。
让我骄傲的是，2001年万灵学院再一次搞“绿头鸭仪式”时，我描述这个可笑仪式的文字被引用在这所学院纪念册的封面上。然而，到这个时候，牛津的一切已经完全不是它1965年时的样子了克什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