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港口开进那些加莱海峡的忧郁风景时，我所进入的世界不仅与我自己的世界分离且不同，而且完全确信它对其他所有人的优越性，它邀请你接受它，要不就离开它。
到处都是这个年轻的新法国在以英式法语迎接你，这种由广告人和赶潮流的小年轻使用的混合语言被学究们大加鄙薄，是这次在法国碰到的最令我闹心的事儿。英式法语无所不在 有凉台的平房、热狗、儿童游戏房（Play Cottage）、园艺中心、巧克力夹心雪糕、远西炸鸡块。当我咕哝抱怨时，人们说我拘谨僵化，但是任何在威尔士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语言才真正是民族性的实质，每一次向外国的习语妥协，每一次采纳诱人的外国用语，都是对民族身份的削弱。我厌恶任何英式法语的症候，当我漫步于距离歌剧院、卢浮宫和玛德莲教堂几乎只有一箭之隔的和平路，我觉得自己抵达了它最泛滥的地方，我看到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橱窗广告上写着，有栋房子距离“Paris France”只有25英里。
尤其是在法国巴黎，我格外觉得自己感受到精神的驯服。尽管法国人是年轻的，但却看不出他们拥有强大的勇气。以切尔西或加利福尼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相当镇静。我思念巴黎那传奇的火花。不管我的车开得有多糟糕，几乎都没人冲我猛按喇叭。左岸咖啡馆那些亡命徒俯身在课本里。这座都城似乎被一种奇特的绅士般的宽容感攫住 那感觉甚至像是懒散迟钝，当倾斜的雨水凶猛地泼向杜伊勒里宫，没穿外套的巴黎女子吃完可怜的减肥午餐后，顶着夏日的风，深深地弓着腰，在人群中顽强地挤出一条道儿走回办公室去。
不知为何，这座城市似乎被消过音。也许是因为分区限制，它把对新伦敦来说如此本质的露天市场的卖弄夸耀给赶到巴黎市中心之外去了。跟同一天的《泰晤士报》比起来，《世界报》显得异常平衡而拘谨，我白费了一通力气，没在上面找到胡乱涂写的抗议标语或者星期天的示威活动。就连巴黎的警察也变了，尽管他们在巴黎保安局隐蔽的地牢里可能凶神恶煞，但在表面上却和蔼得令人不安 当他们在河边仁慈地摆弄警棍，或者亲切地弯腰帮助虚弱的老妇人时，脸上流露出友善安详的神情。而像我这样的人总是习惯性地把巴黎警察想像成拂晓时分穿着皮夹克、弓着背坐在防暴卡车里的人，对我们来说，这个温和的新形象不啻是一次令人泄气
的打击。它给巴黎带来一种不成熟的满足感，仿佛经过战争和叛乱，经过苦涩与压抑，它最终习惯了接受，并将狂怒、炫丽和创造力留给了别人。这仅仅是本能 一种形而上的道听途说。我只能记录下这个国家给我的一种贫瘠不育的感觉，颇像是一道喷洒过杀虫剂的风景的死寂感。对我来说，法国像往常一样友善，似乎依旧是一座宏伟的文明堡垒。但它没有点燃我的激情。我感觉不到振奋的刺痛，试图解释这种战栗的缺乏时，我主要将其归因于光荣的消退。这不是法国人的错。仅仅是法国式的庄严风格过时了。拿破仑的黑色石棺多么浮夸而宏伟，墓地高高的拱顶周围鸽子没头没脑地拍打翅膀，前厅里躺着拿破仑手下的法军元帅们，虽然失败，但却傲慢！凡尔赛宫的巨大多么没品位，一条条走廊紧相连，一幅接一幅战争画面互相融混，镀金，丑陋的镜子，过分充裕富足如今显得比暴发户还要不雅！那个老法国的尺度出了错，在一个将用后即弃标榜为美德的时代，这些法国遗产 汗牛充栋的画作与无穷无尽的繁文缛节 的巨大荣光如同名誉扫地的价值的荒芜遗迹，不仅令人同情，而且粗俗平庸。
它们仍然是法国爱国主义的真实表达：随着民族光荣感的衰落（它肯定会衰落的），法国就这样变得越来越不法国。我不能拥有它的全部。结束游览回到波洛格内时，我对自己说，这趟气垫船之旅毕竟不会如此绝对。法国的一些奇异性已然消失，法国人正在变得 别管那是好还是坏 有一点儿更像其他人。“如今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在巴黎时另一个朋友曾对我精辟地评论道，我觉得他说这话是想要安慰我，因为他不知道我的民族统一主义倾向。仍然有一种奇特的反常复苏了我的精神：当气垫船带着它习惯性的起伏、翻涌和轰隆声抵达另一边的海岸，张开大嘴放下我们，而我驱车进入多佛喝下午茶，天啊，当我想起法国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孤立的国度，它的习惯多么怪异，它的口味多么与世隔绝，它的公共习俗多么滑稽，它那些坚韧的撒克逊面孔（他们快活地呷着用茶包泡出的茶，正在讨论是否要来一份蛋白杏仁小甜饼或一片人造奶酪）多么自鸣得意！
香港：终结
1997年6月，英国结束它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在150年后将它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将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这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终结，我受伦敦《旗帜晚报》之邀对交接仪式进行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写新闻报道。
昨天晚上，在香港，英国人的告别典礼上，当《天佑女王》被奏响的那一刹那，天上突然下起雨来，我们全都被淋湿。这不碍事儿。占卜者会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但是英国人忍受着痛苦。雨继续下，看台变成了伞的海洋，雨水顺着我们的脖子流下去，但士兵仍在勇敢地齐步走，风笛手如怨如诉，歌手放声高歌，查尔斯王子穿着海军上将的白色制服发表演讲，雨水当头淋下也毫不畏缩。
告别仪式是娱乐业和军事训练的混合，不出意料地包含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音乐，《夏日最后的玫瑰》《苏格兰勇士》，一些埃尔加的作品，还有《我会与你再见》。作为一个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共和派，我想我已经摆脱了这些甜腻腻的玩意儿，但在逐渐聚拢的暮色与持续不断的雨水中，当英国国旗随着“主赐此日，转瞬已经过”那古老而庄严的旋律从高高的旗杆上缓缓落下，我不能否认，我的心啊，被一种返祖性的强力推动。不得不承认 没人像英国人做得那样好。金灿灿的荣耀非凡的军乐队队长引导昨晚的阅兵式，没有谁能像他一样骄傲地昂首阔步。那个孤独的风笛手以其表演结束了典礼，没有人能够演奏得像他那样悲哀。若不是我的脸正被雨水冲刷，我会不得不擦拭眼泪。
对我来说，整个晚上最好最华丽的部分仍然是大乐队齐奏贝多芬那高贵的《欢乐颂》。我怀疑，他们是否都知道正在演奏的是欧盟盟歌，但无论如何我都将其视为一个解放的姿态。最终摆脱历史上帝国传统的重负，今天的英国人必须向其令人惊讶的历史命运的下一个成就进发 与欧洲的其余部分达成和解。
对英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英国离开香港代表了一个终结和一个新的开始。当英国国旗落下，达官贵人们起身，沿着港口水滨前往会议中心，中国人即将在那儿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宣示主权。但我却嘎吱嘎吱地穿街过巷，走回港口对面的海边宾馆。我挣扎着穿过被霓虹灯招牌映亮的极度兴奋的人群，他们吵闹，大笑，快活，湿漉漉，普遍好心情，此时，由英国出钱的价值325 000英镑的焰火在天上轰响。回到我的客房卧室，拉开窗帘，海港展现在我面前，它的中心是巨大的玻璃幕墙的会议中心，来自半个世界的外交官与达官贵人正在结束一场宴会，向英女王和中国国家主席祝酒，准备到午夜时分正式宣布英国对香港统治的终结。
这座城市是一台巨大的电视机，城中每个屏幕都在播放那一场景。我时不时地看看自己房间里的电视，那是一种令人迷惑的经历。这会儿，我们看到“不列颠尼亚号”游艇，正等着仪式一结束就接查尔斯王子离开。这会儿，我们看到参加宴会者举起香槟酒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接连闪现 邓小平的遗孀，印尼外交部长，哥伦比亚总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撒切尔夫人，理查德？布兰森，泰德？希思，阿根廷外交部长，彭定康，查尔斯王子，等等等等。
镜头切换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他们正乘坐大巴和卡车穿过边界向香港开来。军队，外交官，香槟 香港的全部生活都在这儿，在32个频道上闪烁。但在深夜来临前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喝红酒，听瓦格纳的唱片，从窗口向外眺望。这座奇妙的城市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下面的街道上人流如织。无与伦比的天际线闪耀着火树银花。天空阴云密布，被城市的灯火映得通红，港口里到处都有警用船只的灯光在闪烁，让水上交通远离会议中心。下面的香港人实际上在想些什么？他们的心里和表面上是一样的快乐么？在英国人说“再见”和中国人接手之间的这最后几分钟，我们是否应该充满怀疑？
当我想到这一点时，在我看来，英国人留下的香港既不像这个地方可能达到的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从经济上来说，重新统一其实可能是一剂强心针。就社会事务而言，这片土地是自由的，并且基本上是公平的。
于是，我想到 打住吧！已经非常接近午夜了，《纽伦堡的名歌手》里汉斯？萨克斯正在唱他的最后一段胜利咏叹调 帝国雾中逝，神圣艺术存！港口对面，会议中心现在像是一个反应堆，不是在熊熊燃烧，而是炽热发亮。在电视屏幕上，更多发言，更多乐队，更多跺脚踏步的仪仗队，直到午夜的钟声响起，我们看到英国国旗在香港最后一次落下，而中国国旗第一次升起。
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响，还有一阵巨大的欢呼声，下面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处漫游。我看到外面的夜色中，“不列颠尼亚号”游艇、它的导弹护卫舰“查塔姆号”，以及皇家海军香港舰队的最后三艘小战舰，立刻悄悄起航，离开码头区，缓缓驶向大海，毕竟还带着某种荣光地从摩天大楼下面滑过。
英国人走了。
那天晚上离别时的庄严景象不仅代表了我的最后一次新闻报道，我这一辈子职业的结束，也代表了我自己这半个世纪的终结。
它也代表了为这本书提供材料的连续不断的环球漫游的终结。我享受这些旅游441中的几乎每一分钟 因为工作而独自出行，伸出我所有的触角，除了手头的工作什么也不想，对我而言，这是生活中最大的快乐之一。但对别的人来说，并非总是如此。参观爱尔兰海的马恩岛时，我坐在一家咖啡馆的桌子上写一篇关于它的随笔，旁边有一片波光粼粼的海湾，面前有一盘对虾，半品脱吉尼斯啤酒，还有一本我刚刚买来的有关马恩民间传说的书。这简直是在天堂啊！没多久，就有一位女士递来一本小册子。哦，谢谢，我说，这写的是什么？“它仅仅是要向你保证，亲爱的，”她平缓地说道，“上帝总是和孤独者同在 ”就这样，我的半个世纪到了尽头。它将我从遥远的家乡带往生活中更大的部分，踏上“历史的蜗牛留下的闪闪发亮的道路”（穆齐尔语），因此，也许唯一合适的是，它的结语应该关注世界上我自己那个微不足道的角落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儿。
2001年夏天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早晨，在75岁生日前没多久，我去林恩半岛上一个小村子里参加政治集会。这个半岛位于威尔士左上角，是一个威尔士特性的著名堡垒。几百个人聚集于此，表达他们的沮丧不安，因为英格兰移民涌入导致威尔士文化和语言被削弱。
这不是一种新的焦虑。1 000年来，威尔士爱国者们始终对英格兰人的入侵充满愤恨，有时是激烈的愤怒。然而，对我来说，这次集会表达了某种更加深远的东西。与会者不是好开飞车、挤满村里的会堂或者聚集在外面听扩音器里演讲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清醒自制的、有礼貌的威尔士农村人，各种年纪都有，他们觉得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处于致命的转折点。他们悲哀而严肃地倾听，我感到他们本能地知道，威胁他们传统的，不仅是潮涌般的英格兰退休者和二套房购买者，更是他们背后隐现的无穷大的格格不入的影响：巨大的、尚未成熟的、几乎无法想像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均质化的力量，正在压迫他们，并开始让他们丧失自我。在我看来，远远地发生在欧洲边缘的这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它所关心的是世界从未听说过的一种语言和文化，它以骚动不安的预兆而非任何激烈行动作为标志，它是一种正让21世纪的新世界蒙上阴影的模糊的不适感的症状。在这50年里，在我的世界里，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老天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恐怖、悲惨和痛苦，从冷战到艾滋病 什么时候没有？ 但就整体而言，它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正直的时代，一个拥有某种承诺的时代。实际上，在20世纪我正当盛年时，当我漫游这个星球时，我总是爱幻想，某种第四世界正在形成，那是一个超越了边界的民族，一场大离散和一个正派人的共济会，它的价值观有一天将会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林恩半岛上那些村民肯定是这样一个善意的民族的潜在成员，但是，在2001年7月那个潮湿的早晨，他们似乎并不打算继承这个星球。相反，他们急切的争论和对绝望的宣告让我感到，在这个新世纪的开始，我自己曾有过的那种充满希望的时代思潮已然衰退，精神亦是如此。因此，不久以后我最后一次出发环游世界，寻找接下来的时代思潮。我几乎是立刻就在俄罗斯的彼得堡遇见了一位前苏联红军的空军上校，他孤身一人，住在一栋明显已被废弃并且相当破败的廉价公寓里，他的房间里床没铺，碗没洗，感觉很不舒服。在我看来，他像是一个笨拙的挣扎者。他告诉我，20世纪失落的苏联帝国曾经是他生命的支柱。他曾经经过一番努力往上爬，从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到红军空军那滑稽的软塌塌的帽子与巨大的肩章，接着他又突然走了下坡路，从对自己作为国家主人并且拥有特权的绝对确信中跌落到这个荒凉庭院之上的没铺好的床上。他忍不住疑惑这一切全都是咋啦。
我马上意识到，他是一个原型。到处都有人有和他类似的不安，有同样迷失方向的被背叛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