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问题。
在本章中，我们集中于日本政府的日程安排，而企业部门的必要改革是第六章的主要内容。
日本政策制定者的优先顺序
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放弃那些曾让全国引以为豪的方法，采用过去证明非常成功而且适合今天竞争现实的方法。公共政策曾在日本战后的成功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实际效果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样显著。日本还不得不提防一些尚未显露的深层弱点。
1999年2月，经济战略顾问委员会—一个由小渊惠三首相设立的、旨在将日本转向健康且充满活力的竞争社会的民间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建议包括，建立更精简更高效的政府，给地方以更大的自主权，开展旨在建立更公平、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税收改革，以及以增强雇员的创造力为目的的教育改革。
尽管这些制度改革是正确方向下的举措，但是仅凭这些措施本身，仍远远难以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日本想进入竞争的下一阶段，那么日本的竞争方式、商业环境、日本公司和国民的思维方式就必须改变。
保持现有的得力措施
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明确并保持在过去起作用的实践措施。基础教育中的高标准、鼓励储蓄和投资的政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大量经济信息的搜集和传播，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改造，都增强了日本的生产力。这些措施应该保持。①在这点上，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值得慎重考虑。巨额政府预算赤字以及对银行贷款的巨额政府担保，威胁着日本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性。支持需求和向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融资等方面的努力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尽管日本实际上处于过度管制而且必须极大地加快管制改革的速度，但是也不能简单认为一切管制都很糟糕。毕竟，能源应用、安全、质量、噪音控制方面的高标准曾经对创新和生产力提高起到过鼓励作用。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严格的管理标准是大有裨益的，而且日本应该坚持加强甚至提高这种标准。在不必要的领域内施行的管制措施以及管制过程中的繁琐程序才是问题所在，并不是高标准。
日本也曾从刺激对新产品的早期需求的管制选择中获益。这些政策有利于本地需求的成熟和竞争力的提高。同样，及时寻求产品的统一标准也是十分有益的，这一措施刺激了工业增长，同时鼓励供应商的发展。所有这些措施都应继续下去，甚至扩展到新的领域。
新经济政策日程
然而有些重要的政策倾向需要进行变革。尽管宏观经济政策改进方面还有提高的空间，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微观经济。
相信日本有参与竞争的能力
我们已经表明，提倡竞争时日本经济繁荣，反之则不然。日本失败的最大教训是政府本应废除其盛行的反竞争的政策。日本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反思的是他们对待反托拉斯政策、卡特尔、银团、政府指导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对于竞争的管制障碍。加强竞争并不只是削弱管制，还应该成为管制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这句话的含义可以通过以下例子来了解，即私有化的同时必须开放市场、引进竞争，而不只是从公共垄断变为私人垄断。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2）
反对竞争的观念在日本的政策理念中根深蒂固。有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认为，无约束的竞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这种竞争存在着损害工人、损害小型公司、贬低公司资产价值的风险。但我们的证据证明这种观点是过时的。当今的日本公司完全具备竞争能力。而且，政府保护公司免受竞争的努力已经失败，不仅伤害了消费者，也伤害了公司自身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产业。除非日本参与竞争，否则就无法在现代全球经济中获得繁荣昌盛所必需的生产力增长和创新。
同样，担心“自由竞争”的日本国民必须逐渐理解以下思想：比起一部分日本人以他人利益为代价而富裕起来的扭曲的市场环境，竞争是一种更为公平的机制。竞争也是提高长期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是降低高额生活费用的惟一途径。日本国民必须学会如何看出政府扭曲竞争和自身的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通过解除对精力充沛且高效率的人民的束缚以及解除政府强加在竞争上的壁垒，日本可以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
为了解除竞争束缚，日本政府政策要做的事涉及到很多方面。反托拉斯法应加强，而且应该设立有效的惩罚措施。日本以前并没有反托拉斯法，它的实施应该逐步进行。这要求FTC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自主权。另外，关于合法卡特尔的争论已过时，必须对相关的法律措施进行改革。重新审视其他的难以计数的法律、规章、审批要求，目标是减少目前存在的细微的竞争壁垒。通过过渡期援助解救陷入困境的公司和产业，以鼓励工人和资本流向更有生产力的使用方向。原有的定位错误的政策必须转向改进日本所有产业的商业环境。
现在，已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进步迹象。1997年，许多允许合法卡特尔存在的行业性法律被废除，剩下的卡特尔法律也在考察中并意欲废除。另外，通产省1999年6月颁布了题为《21世纪展望》的纲要，纲要中阐述了创建新的商业领域、放松管制、提高规章制度的透明度以及支持创新的重要性。
问题是如何做？通产省仍在寻找使竞争失败风险最小的方法。比如，1999年8月生效的工业复兴特别法案，允许获得政府重组计划许可的公司对损失进行7年的回溯性递延，而原先的年限是5年。这一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钢铁厂商，但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该法案会通过类似卡特尔协议的方式来实施。日本政策制定者脑海中惧怕竞争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加以改变。
认识到开放贸易会使日本公司更有竞争性并更加昌盛，而非相反情况
对进口和国外投资的限制实际上使得许多本欲保护的产业变为跛足者。贸易限制不只会通过高价格或低质量损害消费者，几乎可肯定贸易限制的结果将是：在竞争面前，受保护的企业必然不够灵活且不具备足够的创新能力。贸易和投资壁垒还提高了日本厂商所依赖的投入品成本，损害了日本生产商的利益，阻碍了他们的竞争能力的成长。
在我们的案例研究中，高投入成本和低效率对日本的本土供应商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比如巧克力生产商在巧克力豆、糖和烘干机成本上就面临着巨大的劣势；而化工产品制造商不得不使用受高度保护的国内石油提炼厂所生产的昂贵的原料。同样，对国外投资的限制也会损害竞争力，因为它延迟了日本厂商同本可以在日本设厂经营的高效率的国际供应商的接触，制约了日本厂商的大规模发展。最后，贸易限制还会通过减少理念、技术和竞争意识方面的交流而降低经济创新比率。在全球化的经济中，限制贸易和投资会对国内厂商产生既无法理解又无法预料的负面的反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竞争性产业范围狭窄，以及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就没有新的出口工业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政府曾经只寄希望于农业部门成为开放的市场，以证明贸易开放会使日本公司更繁荣。育种业是日本农业中少数几个没被高度保护和管制的部门之一。Sakata种子公司拥有三色紫罗兰种子70％的世界市场份额以及美国椰菜种子80％的市场份额。与受保护企业不同的是，Sakata很早就涉足海外市场。该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受到世界关注，是因为它在美国举行的国际花卉展览中获得了奖项。通过不断升级它的产品组合，Sakata逐步进军水果和蔬菜种子市场。现在Sakata有60％的种子在海外生产，并且出口到130个国家。事实上，Sakata是惟一一家拥有国际竞争力的日本农业公司。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3）
保护程度削弱的产业已经显现出进步的迹象。以移动电话为例，在1994年以前，日本居民甚至不允许拥有移动电话，他们只能从NTT公司租借。政府的政策使得国内市场对质量和产品精细程度的感觉变得迟钝。日本政府只允许使用两种移动电话规格，一种依据摩托罗拉的技术，而另一种依据NTT的技术只适用日本，这个政策有效地阻止了国外厂商的进入。但结果使日本制造的移动电话只是次等品，并且价格昂贵。
在美国和欧洲企业与政府的巨大压力下，日本政府从1994年起开放市场，于是日本成为世界移动电话的主导市场。日本1。26亿人口拥有5000万移动电话，日本现在的移动电话集中程度已经超过美国。
日本制造的移动电话已赶上欧洲产品的水平，虽然欧洲制造商是该产业的标准制定者。在顾客要求和竞争压力下，移动电话已可用做买卖股票、预定火车票飞机票、银行转账、收发短信息和简单图画的工具。在2001年，日本公司将采用第三代移动技术，该技术承诺提供更好的语音质量以及传输数据和视频的能力。京扇堂株式会社（Kyocera）已经采用了该技术的早期版本。这个例子生动地表明：在强大压力和顾客要求的促动下，在没有贸易保护和其他扭曲的环境中，日本公司可以获得成功。
现在是日本有足够信心引入自由贸易的时候了。这样做会使许多产业减少成本投入，鼓励创新，增强竞争力。在40年前，自给自足也许就可以了，但是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变化已使这样的想法过时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先进的经济环境中，努力成长的公司已无法墨守成规。统计数据也再次说明了贸易和国外投资的开放与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
许多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巨额贸易顺差实际上是惊人的劣势所在，因为这一状况是限制本可以大大增强日本经济生产力的国外竞争而引起的。具有讽刺性的是，贸易保护正在促使日本公司向海外迁移，既可以更有效地获得原材料又可以对付日本保护主义所引起的贸易摩擦。
引入自由贸易意味着应清除直接和间接的贸易和投资壁垒，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允许日本顾客在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之间进行公平选择的体制。比如在有关扁型玻璃杯的贸易争端中，许多措施将限制进口玻璃杯的使用（比如每个日本厂商都要使用惟一的经销商）作为抵抗国外厂商的隐形进入壁垒。加强反托拉斯的强制措施将会帮助分销系统向有竞争力的国外公司开放，反过来也会培养日本公司的竞争力。电子商务的出现正使日本消费者愈加关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价格差异，并创造了同国外销售商直接打交道的机会。这会加速市场开放进程。
建立世界级的大学体制
在发达的工业经济中，大学体制已成为竞争力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大学在国家创新体制中的作用已超出它所进行的研究本身。首先，大学里的研究是开放的，而且比公司的R&D机构和政府实验室进行的研究传播得更加迅速。其次，大学里的研究对于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很有价值。再次，大学里的研究可以孵化新企业。以1980年到1997年间为例，三所美国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促生了245家创业公司。最后，大学是一国基础科研能力和私人企业间的重要纽带。波特在1999年对全国创新能力的研究中指出，大学里进行的全国性研究比例对全国创新成果有重要影响。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的产业缺乏竞争性的根源常会被追溯到日本大学。值得肯定的是，日本的基础教育体制是处于高水平的，这也是其优势所在。然而，我们也赞同现在需要对日本大学进行重大的改革。
仅仅以机械性记忆为基础的教育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日本必须更注重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衡量学生的技能，并针对学生的特长因人施教，而且要脱离教育省设定的统一课程。
由于基础教育中显露的弱点越来越多，很多大学，比如东京大学，不得不让新生补修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比如，在最近一次对新生进行的大规模调查中，超过10％的文科生不能进行含有分数的简单计算。想进入大学的学生必须在所有基础学科中都表现出竞争实力，而不能只局限于与专业相关的科目。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4）
日本的高等教育体制离期望还有一定距离。不仅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日本大学也没能在诸如计算机软件和生物技术之类的重要领域内培养出足够的学生。1996年，日本生物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是1 875人，而美国是62 081人。1996年，日本的研究生数目是每1 000人中有1。3个，而美国在1994年就有7。7个，法国在1995年就有3。5个。同期日本研究生对本科生的比例是6。9％，而美国是16。4％，英国21。3％，法国17。7％。
专业人才的持久性短缺已经阻碍了很多重要产业的生产力增长，这在第二章中已经有所描述。眼前的例子就有律师行业。日本常被作为因诉讼比美国少而受益的例子，但是在复杂经济中，律师是不可缺少的。律师短缺正阻碍日本商业贸易的发展速度，而且精通技术领域的日本律师更是严重匮乏。
如果日本国民无法在各个学科领域获得深入的专业化技能，日本的生产力和创新力将不会获得提高。日本公司的培训项目很有益，但只涉及大公司所雇用的少部分员工。而且公司培训无法取代一流大学的教育。另外，公司培训倾向于制造通才，而现代知识经济需要更多的专才。即使是知名的日本公司，其培养人力资源的方法也需要变更。
高难度的入学考试使得日本最好的大学难进易出。很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