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公司，其培养人力资源的方法也需要变更。
高难度的入学考试使得日本最好的大学难进易出。很多学生将大学时光看作是四年假期，或者说是“偿债”。由于公司依赖的是自身的培训，而且在雇用时也不关心成绩，所以，学生们几乎没有什么学习的动力。如果日本公司更加强调将大学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培养机制的一个部分，而且加强同大学的联系以确保大学输送所需技能的人才，这些公司将从中受益。
日本大学面临的问题来源于严格的管制和政府机构无微不至的管理。举例来说，像东京大学这样的知名大学绝大多数都是国立的，教授不许加入公司的董事会或是与公司合作。最近，学院派经济学家中的一位带头人辞去了其全职地位，因为国家人力资源管理局不允许他进入索尼公司的董事会；即使大渊首相进行了个人的干预，仍未改变这一决定。然而，大学和公司之间开展广泛联系应受到鼓励，而不是加以打击。
当然，部分问题也源于大学本身。它们已习惯于一个高度管制的体制，而且对学生压力极小。大学里大部分课程采用大课制；而在这些课的课堂上，学生通常忙于窃窃私语。因为几乎没有学生评估制度，教授们也不对课程内容进行反思。因此，日本大学一直改变缓慢并且拒绝设立新的系别和专业。日本需要一个将向大学教育提供基金同其效果评估联系起来的制度，同样必需的是，通过支持新学校和扩建已有的成功学校而在大学间引入更大的竞争。
如前文所述，大学研究是国家基础研究体系的基石，是创新的基本。然而由于资金和参与研究机构有限，日本大学在很多重要领域内缺少好的研究项目。他们集中于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科学研究。由于教员的提拔依据的是资历和相关背景，所以在新领域内进行创新研究的动力非常微小。本世纪，日本在科学领域内获得5次诺贝尔奖，而美国获得180次，德国60次，丹麦和奥地利这样的小国家也各获得9次。
日本研究力量的核心主要在公司内部，其次是政府实验室。日本历史上，私人企业禁止向大学研究项目投资。直到1998年，教育省才废除了禁止学术机构接受企业基金的限令。
由于缺乏生气勃勃的大学体制，日本尽量通过干预和津贴来进行弥补。日本对单个公司授予R&D津贴的做法扭曲了市场，而且政府援助的企业R&D项目很麻烦并鼓励战略上的趋同性。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描述的，合作R&D不是最优选择，而且一直以来对日本的竞争力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合作R&D的使用应当是有选择性的，而且限于远离商业化并且不威胁竞争的研究项目。项目的组织应便于参与者之间的知识交流。
1999年9月，日本教育省宣布了一项涉及99个国立大学和学院的彻底改革。教育省计划将这些学校重新划分为独立管理机构，以人为地实现10年内削减25％的中央政府雇员的目标。然而，独立管理地位不会给大学的运作带来更独立的自由。比如，教育省计划对大学校长进行指派，而目前大学校长是由内部选举产生的。涉及到大学项目调整的官方程序依然是死板的。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5）
目前的政策争议缺乏任何关于大学应该如何运作的政策性框架。教育省认为使大学“独立”可以对应美国的私立制度，但是又可以保持对教育系统的严格的监管控制。
日本向大学研究项目提供的基金应有实质性增长。1996年，日本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7％投入到大学研究和教育中，这远低于美国1。1％和德国1。5％的投入。研究基金应该由独立的、有声望的人来分配，就像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和国家健康机构的做法。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正逐渐显现。尽管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国立大学教授仍然不可以在私人公司的董事会工作，但是，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国立大学教授可以使用在大学或国家研究中心开发的技术创办风险投资公司。1999年4月，国立大学奈良科学技术机构的一个教授在横滨设立了一家生物技术风险投资公司，并担任了该公司的董事长。东京大学工业科学机构的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为太阳能电池生产硅片的风险投资公司，大阪大学的教授已经同一所私立大学组成团队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以设计系统晶片。
教育省已经允许先行者在日本开办职业化研究学院。第一家开办的是一桥大学的国际企业战略研究院，这是一个提供MBA和金融工程师项目的商学院。一桥的全日制MBA项目全部以英文授课，并且从世界各地招生。教育省希望商学院、法学院和其他针对有几年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的职业化学院的建立会在大学和企业之间培育起到更加积极的交互作用。
使古老、低效的国内部门现代化
具有讽刺性的是，日本教导世界如何实现经营效率化，但是其在本国经济的大部分方面却没有努力实现高效率。日本的很多失败可以归结为市场支离破碎、低效率以及某些国内部门中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零售、批发、后勤、金融服务、健康医疗、能源、公路运输、电信、建筑、房地产以及农业等部门的问题。经过精心设计，几年来，日本的政府政策造就了两个日本，一个由有很高生产力的出口工业组成，另一个则主要包括“国内”部门。国内部门的低效性是由大量的提升成本、限制竞争、反对合并的规章政策造成的。
以零售部门为例，由于种种对竞争的限制，该部门显得非常支离破碎。尽管过去几年中，大规模零售商店法案的要求在逐渐放松，但仍然十分繁琐。开办一家超过1 000平方米（10 760平方英尺）的商店需要经过县级政府的实际批准，以保证对当地店主的影响最小化。大型零售商平均需签署150份文件，才能获得销售诸如肉、豆腐、电器、干洗服务等日用项目的许可。
日本的建筑业是另一个市场高度支离破碎、低效、缺乏竞争性国内产业的例子，该产业以其招标操纵、产业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行贿受贿、排斥国外竞争的强力保护而著称。由于公共工程支出是该产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部的政客和官僚们通过签发公共工程协议而行使巨大的权力。通常，公共工程项目开始招标时，建筑部就已预先确定少数几家公司参与投标。特定投标者聚在一起商量该谁“赢得”这份竞争性投标，然后分别设定自己的标底以确保足够的利润空间，这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也称为谈合。
两个日本产生背后的基本原理以及对竞争缺乏的容忍性看上去很合理：低效率的日本提供稳定、就业、自给自足以及小家庭商业的隐性退休机制，而高效率的日本将带动经济的其他方面。举例来说，1999年建筑业雇用了680万人（大约是全部劳动力10％）并为缺乏其他工业的农村提供就业机会。低效率日本的成本则通过所有物品的高价格而由日本消费者承担。实际上，正如第一章的数据所表明的那样，这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极其深远。
然而，政策制定者还是没有能够预见到这种方法的两个毁灭性后果。首先，国内产业会影响出口产业。低效率的日本不仅使得生活成本提高，而且还使得经营成本上升，因此，削弱了日本出口产业的竞争力。以建筑成本为例，据估计，日本的建筑成本起码比美国高出1/3。
低生产力的国内部门带来的第二个恶果更加难以察觉，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一后果可能更加重要。此恶果即：低效率的日本妨碍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的形成。日本国内部门的生产力极为低下，结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因此，通过它们进行销售（例如袋装消费品和食品的制造商）或向它们销售商品的日本企业必须调整其经营惯例以满足市场需求，而这些调整后的惯例在国际市场上是行不通的。由于日本的环境如此特殊，这些企业实际上不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样的后果使得日本几乎完全没有新兴的出口产业。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6）
再来看一下日本保护小商店和已有商场不受新形式竞争的政策是如何造成相反效果的。由于商场的市场力量和主导地位，日本的时装公司变得非常善于在商场内经营服装专卖店。它们的产品销路是有保证的，因此无需发展设计能力和品牌营销能力，而仅仅满足于进行国外品牌的特许经营。类似的，因为代销商极为分散，日本的巧克力生产商的营销重点放在各种广告噱头和针对儿童的多样化产品，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潜力很小。这些产业以及其他国内产业中的日本公司根本没有机会在国内学到一流的营销策略。
另外，日本服务业市场的普遍扭曲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服务行业都缺乏竞争，劳动者的生产力也极其低下。在民航业、电信业、银行零售业、杂货业、零售业和餐馆业，日本与美国的生产力差距高达40％。日本的百货店、专营零售店和银行还保留着大量人员；在西方，这些人员早已由自助销售或自助技术所取代。此外，这些日本产业也提供在其他国家早已不见踪迹的个人服务。
在当今的经济中，日本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已经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的整体表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服务业是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国际间服务的交易也在日益增加。然而，在这个重要的竞争领域，日本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外。
近来，出现了一些发展的迹象，但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电信业，高额的进入成本已经阻碍了因特网的应用。由于市话市场上缺乏竞争，所以日本电话电报（NTT）没有降低其过高的线路费用的动力。最后，邮政省不得不要求日本电话电报对国内用户按月收取固定的电话费用。1999年11月起，日本电话电报开始在仅限于东京和大阪的地区内试行每月收费8 000日元，并宣布将来月收费将减至4 000日元。但即使是4 000日元也高于美国的水平。这个例子说明，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仍在直接干预企业的行为，而不是促进竞争。
至于石油零售业，日本政府只是到了1997年才允许自助式加油站的存在。从传统来看，日本大约6万家左右的加油站雇用了大量的员工来提供全面服务，包括扔垃圾、倒烟灰缸、在顾客离开时帮助指挥交通等。自助式加油站使得日本顾客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愿意支付的服务层次，也将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而在建筑业中，公共事业的竞标制度成为了80年代后期日美贸易争论的主题之一，特别是围绕关西机场项目的争论。从那时起，一些公用事业的建造开始向外国企业开放。但是，建筑业的安逸状况大都未受影响。
为了治理好存在长期问题、生产力低下的国内部门，日本必须放开竞争，取消一切准入限制，改变那些与健康和安全无直接关系的公司经营准则。政府也应尝试着通过颁布新的条例或准则以进行重组，但这些尝试终将失败。
向国外竞争者开放国内部门，将极大地促进重组的进程。RUs玩具公司在1991年进入日本，对国内的玩具零售业造成了冲击。它使得顾客可以选择是在一家小型的、近邻的、家庭经营的便利店购物，还是光顾一家价格更低、选择余地更大、无装饰的较大的商店。
提高运输和分配体系的效率可以降低日本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也可以降低日本居民的生活费用。另一方面，运输和分销体系的合理化也将促进贸易的发展，因为较高的后勤成本和批发商叠加的层层利润会使进口商品处于不利地位。
如果日本政府愿意解决国内部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日本的生活成本必然可以降低，经营成本必然也可以减少，商品和服务的国内需求必然可以扩大，许多新的出口企业必然可以出现。所有的失业都将是暂时的，以长期来看，新的就业机会必然会不断创造出来。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7）
建立公司责任的诚信制度
战后的日本公司主要是对政府部门和银行负责。政府官员，而不是选举出来的政客，是日本实际上的政策制定者。如我们所知，官方指导和监管是公司治理体系的核心。银行不仅是主要的贷款人，而且是交叉持股体系的中心。但银行并不实施逐日监管，也不介入企业的日常经营，除非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交叉持股的所有制形式更注重稳定，而不是公司责任。大多数公司股票的持有期很长，而且极少交易。事实上也不存在被收购的风险。因此，外部股东的影响力很小，甚至根本没有影响。公司的董事会完全由内部股东组成。日本的会计准则经常变动，使得公司在报告收入时有很大的灵活性。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很有限。
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鼓励长期投资，有时这是一个优势。但它经常导致过度投资、对生产力重视不够和无限制地继续那些无利可图的产品和企业。在国内竞争激烈、客户需求成熟的产业，公司治理结构不成问题。然而其他产业并非如此，责任感的缺乏造成日本的失利，并且使这一问题长期存在。
近年来，原本就不多的公司责任也在慢慢消失。官方的威信和影响力受到流言和抵制监管的削弱。同时，银行对那些借款水平不高的企业也失去控制。近来，银行自己也被坏账问题所困绕。
日本需要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以促使企业对所使用的资源负责。如果没有有效运用资本和获取足够利润的压力，日本公司将不可能解决竞争力低下的问题。
日本必须在公司决策和财务报告方面引入更多的透明度，建立可以使董事会更加独立的制度，并给股东更多的权利。重组公司治理结构的工具有很多，包括公司法、证券监管机构颁布的董事会规则和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