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别人饭后茶余的吐沫星子，我只好自动离职，远远避开那些轻蔑的眼光和比刀子还要锋利的闲话。同时，我也是为了远远避开那个恶棍白国光。我恨他，可是我对他却没有办法，他是男人，是领导，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我无法跟他对抗，更无法报仇雪恨，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远远避开他，让他找不到我，无法继续纠缠我。
“离开了单位，我就没有了收入，我还有女儿，我的父亲又患了肝癌，妹妹年幼还正在读书，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来源，我只能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挣钱。我白天给人家当保姆，晚上到歌厅舞厅当陪酒，经常一天苦干十六个小时。然而，我再卖力气挣来的钱也弥补不了家里的开销。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孩子因为营养不良也患了贫血，我只好去卖自己的血换来钱买了补血药给孩子吃。这样拼了一年多，我的父亲还是去世了。我心里明白，他的病是我给气出来的。他生前很喜欢何天亮，我们出了那件事情以后，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缘由，但是我知道他对事情的经过一清二楚。他从来不提这件事，闷在心里，我女儿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她姥爷抱着她流眼泪。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开始每月积蓄一点点钱，哪怕家里再困难，哪怕每月只能存一块钱，我也要不间断地积蓄。我知道，何天亮出来以后还要过日子，还要做事情，他不能两手空空地面对这个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非常生疏的世界。再后来，我晚上在歌舞厅陪客人的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家里，母亲和妹妹都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回家的时候也经常感到邻居们在我的背后指指戳戳，我不能不挣钱，却又不能不顾家里的名声，我只好告别给我留下痛苦记忆的故乡，到外地谋生挣钱。我去过深圳，在那里给人家擦过皮鞋，当过小工；我也去过海口，在一个拱桥上推车，每推一趟能挣五毛钱，我一天最多能推十趟；在厦门我给一家公司当过公关，为了躲避老板的纠缠，干了一个月一分钱没挣到就辞职了。那段时间我自己都说不清我干了些什么，反正什么能挣钱我就干什么，只有一样我可以保证，我从来没有靠出卖肉体换钱，因为，虽然我已经跟何天亮离婚了，可是我终究还是他女儿的母亲，我不能再给他身上增加羞辱。一个女人，想靠打工正正经经地挣到一笔钱，在当今的社会上几乎是奢望。我在外地流浪，打工；打工，流浪，就这样苦熬着。我心里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等到何天亮出狱，能等到他可以养活我的女儿，至于会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也说不清，也许这只是我激励自己拼下去的一个虚幻的愿望而已。
“后来，我在深圳认识了一个朋友，她也是跟丈夫离了婚，独自出来工作挣钱的。这时候我不但每月能保证给家里寄去生活费，自己也积攒了几千块钱，那位朋友也有几千块钱，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合伙从深圳进服装贩到北方去卖。我们干得非常起劲儿，经常乘着火车背着沉重的大编织袋在南方沿海城市跟北方内地城市之间奔波，干了两三年，我们都挣了三万多块钱。这时候又在北京碰上了传销保利产品的事儿，据说搞传销能挣大钱，我们也确实看到有许多人靠传销成了大款，心头一热，想快点致富，就干起了传销。没有多久，传销被禁止了，我们辛辛苦苦几年挣的钱都被砸了进去，我的那位朋友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跳到北京护城河里自杀了。我在北京呆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家乡另谋出路。回来后不久，我就打听到何天亮要提前释放，我又喜又怕，喜的是他终于熬出来了，怕的是再见到他我将会无地自容。
“我趁他还没有出来之前，偷偷跑到过去我们的家里。房子还在，朋友一直替他看着，知道他出来还能有个窝，我放心了。可是见到那座房子破败不堪，家具也都朽坏难以使用，我就用手头仅有的钱从旧货市场上买了几样家具偷偷给他配上了。我想，无论怎样，他回来后看到家还像个样子，心里也有个安慰。”
何天亮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他从监狱出来后，家里那些陌生的家具和电视是冯美荣给置的，他的五内俱焚，眼泪终于止不住流了下来。
崔主任还在继续读那份笔录：“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何天亮在街上给人擦皮鞋，我的心情非常痛苦，这一切不都是我给造成的吗？如果不是我的失足，他作为一个优秀的钳工班长，再怎么也落不到这个地步。我想帮助他，可是却没有能力了，我积攒下来的钱都耗到了传销上。我只好到处借钱，好容易凑了五千块钱，就给他寄去了，希望他能拿这笔钱做点什么。我本身就没钱，又欠了债，只好重操旧业，到歌舞厅去坐台。真是冤家路窄，我万万想不到会在那里碰到何天亮，他当时就指责我不该干这个。我心里想，我辛辛苦苦借了钱给你，难道就是让你来逛歌厅泡小姐的吗？羞怒之下，我狠狠地骂了他，他也被朋友拉走了。过了几天，他忽然把那笔钱又送了回来，说是补偿女儿的生活费。我心里明白，他是见我在歌舞厅坐台，知道我缺钱，才把我寄给他的钱送了过来。他当然不知道那笔钱实际上是我寄给他的。我妹妹把钱给我的时候，我的心情真是无法表达，既高兴又难过，笑也笑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当着我妹妹的面我强忍着，过后我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就在我跟何天亮在大都会舞厅里面吵闹的时候，我万万想不到白国光出现了，我原来根本不知道他就是这座娱乐城的老板。见到他我万念俱灰，我恨死老天爷了，我想不通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像他那么坏的人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而我们这些善良老百姓却总是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我当时就决定离开那个娱乐城，可是他说的一句话又把我留住了，他问我：‘你男人出来了，可是随时还会进去，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他又在恐吓我，我就说，‘这次进去的恐怕该换你了。’他阴笑着对我说：‘你以为我骗你是不是？他从
我这里拿走了一把手枪，他还以为自己厉害，可是他却想不到，只要枪在他手里，我随时都可以把他送进去。’何天亮的性格我知道，为了自卫，他有可能从白国光手里抢枪的。我回想起白国光跟何天亮会面时候的对话，显然他们见过面。我无法判断白国光说的是真是假，可是我却不敢冒那个险，他确实太坏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就算何天亮并没有从他那里拿什么手枪，以他如今的势力，想嫁祸于人也非常容易。在那种情况下，我只好问他：‘你要怎么样？’他厚颜无耻地说：‘我是旧情难却，看到你如今混到这个地步心里也不落忍，我就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吧，你到总台收款，每月工资两千。’
“我知道他不怀好意，可是如果我当场拒绝了他，我说不清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加害我们，我只好同意在他那里工作。在我同意在他那里工作的同时，我也暗暗下了决心，如果他再对我心存不轨，我豁出去了，大不了鱼死网破，我也不是十年前的冯美荣了，我相信我有能力应付他的纠缠。”
崔主任合上卷宗，对审判长说：“审判长，下面的事实我还需要何天亮的证词。”
审判长宣布：“传证人何天亮。”
何天亮已经麻木了，反应迟钝，法警拍了拍他，他才怔怔地跟着法警走到了证人席上。
崔主任叫着他的名字说：“何天亮，刚才叙述的事实你今天才知道，对你的精神肯定有负面作用。本来我不应该再让你出庭作证，可是，为了搞清事实，为了还冯美荣一个公道，我不得不让你继续出庭作证。希望你能打起精神，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配合我把案子的背景搞清楚，这也是你应尽的责任。”
崔主任这一番话，让何天亮清醒了许多，他打起精神准备回答问题。
“你回到这里以后，见过几次白国光？”
何天亮在心里数了一下，回答说：“四次。”
“你能把每次见到他的经过详细地告诉法庭吗？”
何天亮说：“能。”接着就从他第一次在市府广场擦皮鞋时见到白国光讲起，一直讲到他闯进白国光的办公室拿到他经济犯罪的证据。
“我第一次到白国光办公室找他的时候，他用一把手枪威胁我。我把手枪抢了过来才发现那是一把仿真玩具枪，当时我就把这支玩具枪给没收了，这把手枪至今还在我手里。”何天亮听到白国光用他抢枪的事情要挟冯美荣，也怕法庭真的以为他私藏枪支，就专门把他抢了白国光假枪的事儿解释了一遍。
他还要继续讲后来的事情。崔主任却制止了他：“够了，足够了。谢谢你，请你下去休息吧。”
何天亮听话地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小草眼泪汪汪地握住了他的手。
崔主任说：“审判长，请允许我宣读从省检察院反贪局检察二室取得的证明。”
审判长简短地说：“可以。”
崔主任便开始宣读：“何天亮同志积极揭发检举原金城公司总经理、现大都会娱乐城董事长兼总经理白国光的经济问题，将取得的相关证据交给了我们，为此案的侦破做出了重大贡献，特此证明。省检察院反贪局第二检察室。”
他把这份证明交给法庭，请法庭认定证据的有效性，然后说：“何天亮的证词跟省检察院反贪局的证明都说明，何天亮确实为了取得白国光在担任金城公司总经理期间的经济犯罪事实，曾经闯到白国光办公室寻找证据。证据他最终拿到了，也交给了检察机关，然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请求法庭传唤证人黄粱。”
黄粱噩梦来到了庭上，站到了证人席。他先朝何天亮点点头，又朝冯美荣点点头。何天亮目光呆滞，冯美荣则根本没有看他。
“你叫黄粱吗？”
崔主任开始发问。黄粱噩梦点头承认：“对，我叫黄粱，外号叫黄粱噩梦。”
“你的职业。”
“我是大都会娱乐城的保安。”
“你的具体职责是什么？”
“负责老板的安全，其实跟保镖差不多。”
“那你跟白国光很熟了？”
“对，我跟老板很熟。”
“你认不认识何天亮？”
黄粱噩梦迟疑地看看何天亮，捉摸不透该不该承认他跟何天亮认识。
“请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认识。”
崔主任停了片刻才接着往下问：“何天亮拿走了白国光经济犯罪的证据你知不知道？”
黄粱噩梦说：“我知道他去过白国光的办公室，拿走了什么东西可不知道。”
“请你如实回答我下面的问题，在何天亮去过白国光办公室以后，白国光安排你做什么？”
这一回黄粱噩梦回答得很及时，口齿也流利，显然这个问题他已经跟崔主任说过了：“何天亮走了以后，我知道他是找老板来了，按说应该赶快到老板的办公室里看看，可是又怕老板骂我，嫌我在关键时候不顶事，就装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楼下大厅里面转悠巡查。这时候老板打电话叫我马上上去。我就到了老板办公室，老板不知道我跟何天亮认识。我去了以后，见老板非常狼狈，身上沾着灰土，脸上也蹭破了一块，脸色像死人，我的感觉总的来说就是他已经丧魂落魄了。我过去知道他跟何天亮有过节儿，当时也没多想，估计何
天亮可能来修理他了。我故意装作吃惊地问老板你怎么了？出啥事了？老板骂了一句：他妈的，王八蛋，这回老子的麻烦大了。我也弄不清他是骂我还是骂何天亮，我就问：有什么麻烦？需要我做的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说到这儿，黄粱噩梦咽了口吐沫，抻了抻脖子，对崔主任说：“我口干得很，想喝口水。”
崔主任看看审判长。审判长点点头。他就从自己的助手那儿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了黄粱噩梦。黄粱噩梦“咕嘟咕嘟”一气喝光了，用手背抹抹嘴，出了口长气才接着往下讲：“这时候白老板摸出来一沓子钱扔到我的面前，说：‘这是一万块，你去找两个人，帮我办件事情，事情办成了再给你一万。’我们老板平时挺抠门，想从他手里多拿一分钱都难，一下子给我一万块，倒把我吓着了。我问：老板你让我干什么？他说：‘何天亮家你不是知道吗？’我说：知道啊，你以前不是让我去祸害过他吗。老板说：‘你找两个人，要是有把握不找人自己干也行，把何天亮的女儿或者跟他混在一起的那个小妮子弄住，最好两个都弄住，然后给何天亮留一封信，告诉他如果不把东西还回来，就要了他女儿跟他情人的命。’
“我一听事情挺大，这明摆着是绑架，抓住要判重罪，就问老板，他拿你啥东西了？给他几个钱买回来行不行？老板说：‘能买回来我还用得着找你？这件事你能办就办，不能办明说，我另找人，有钱啥人找不着。’我一听他那意思，我要是不答应他马上就炒了我，我跟何天亮认识，总不能眼看着他吃大亏，我要是不答应白国光找了别人事情更麻烦，当时就拍了胸脯，对老板说让他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就让何天亮老老实实跪在他面前求他。老板说三天时间太长，明后天两天之内事情就得办妥。我只好先应承下来，拿了他给的钱就退出来了。
“没想到我刚刚从老板屋里出来，迎面就碰上了冯美荣。她悄没声地站在黑黢黢的走廊里，差点没把我吓死。她二话不说拉了我就走，到了楼梯拐角的地方才停下来，当时她脸色太吓人了，青灰青灰的还有些发绿。她看着我就好像要把我一口吃了似的。她问我刚才何天亮来干什么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也确实不知道。她又问我何天亮拿了白国光什么东西，为什么白国光要抓何天亮的孩子跟情人，这时候我才知道白国光跟我在屋里说的话都让她偷听去了。俗话说结婚的时候是亲人，离婚的时候是仇人，她跟何天亮离婚了，现在又跟何天亮的仇人白国光搅在一起，我当时估计她跟白国光是一气的，就不敢对她说实话。我其实只是应付白国光，哪里会帮他干那种进监狱的事儿，况且何天亮跟我关系不错，也算得上是个哥们儿，我哪能坑害他呢？我的心里正打算通知何天亮让他小心点，不行就避避风头，躲一躲，我也好给白国光交差，就说找不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