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或然性缩小到非此即彼，而且选项之一能够被已知条件成功排除时，那么选言判断就能做到百分百准确。可见周四以前不考，学生确实会事先知道考试时间。
但是如果周三放学时还没有考试，学生要做的是连续两个选言判断，而两个连续的选言判断只有或然性而没有必然性：
修正后的推论三：根据条件一，如果周四不考，就只能周五考；如果周五还不考，就只能周六考；但如果周六考的话，周五放学时我们就事先知道了周六必考——但根据条件二，我们事先不会知道考试时间，所以只能周四或周五考。
如果周二放学时还没有考试，学生要做的是连续三个选言判断，三个连续的选言判断其或然性就更大了：
修正后的推论四：根据条件一，如果周三不考，就只能周四考；如果周四还不考，就只能周五考；如果周五还不考，就只能周六考；但如果周六考的话，周五放学时我们就事先知道了周六必考——但根据条件二，我们事先不会知道考试时间，所以只能或者周三考，或者周四考，或者周五考。
如果周一放学时没有考试，学生要做的是连续四个选言判断，四个连续的选言判断简直就是搞笑：
修正后的推论五：根据条件一，如果周二不考，就只能周三考；如果周三不考，就只能周四考；如果周四还不考，就只能周五考；如果周五还不考，就只能周六考；但如果周六考的话，周五放学时我们就事先知道了周六必考——但根据条件二，我们事先不会知道考试时间，所以只能或者周二考，或者周三考，或者周四考，或者周五考。
假如这样的判断也有确定性的话，那么每个人就都可以这样对自己说：
上帝告诉我：条件一，我一定会死；条件二，到底哪天死，我事先不可能知道。
推论如下：根据条件一，如果我明天不死，就一定后天死；如果我后天不死，就一定大后天死；如果我大后天还不死，就一定大大后天死……按照“考试悖论”，不是我事先知道哪天死，就是我不会死。
结论是：既然事先知道哪天死不符合条件二，因此我不会死。
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与“考试悖论”完全同构，其中的每一项条件都与“考试悖论”完全一样：仅仅是将“一周”置换为“一生”，将“考试”置换为“死亡”，将“老师”置换为“上帝”，将“学生”置换为“我”。如果“考试悖论”能够成立，那么这个“好消息”也能够成立。可惜这个“好消息”只是一个表面看来逻辑圆满实际上暗藏逻辑陷阱的假消息，所以我认为它没有资格称为“死亡悖论”——正如“考试悖论”也并非真正的悖论。
小结一下：时间绵延是不可逆的，由星期六不会考，而逆时间而动地倒扣掉星期六，使这一天不存在，导致这个设定的周期减少一天，再从这个因逆推而人为缩短的周期，推论出其假想的最后一天（星期五）不会考，就不可能正确，无限逆推更是根本违背了时间绵延的运动方向。所以考试一定考，而且被考者事先不可能准确预知考试时间，被考者到考试那天总是感到非常突然；每个人都会死，而且事先不可能准确预知死亡时间，死的时候总是感到非常突然。任何死亡都是突然的，哪怕是癌症患者和百岁人瑞，死神降临的那一刻依然让他感到非常突然，所以西塞罗在《论老年》一文中说：“一个人哪怕再老，也认为自己至少可以再活一年。”
三、顺便探讨一下空间的本性并借题发挥一下
我还想在本文中顺便为“空间”下一个定义：可逆的可分割的无限延展。
与时间的三项性质相似，空间的三项根本性质：可逆性、可分割性、无限性，虽然都是硬约束，但前两项具有一定的柔软性和可假设性，最后一项无限性却是没有任何柔软性的硬约束。也就是说，空间的三项性质也并非并列的，等价的，而是有主次的。在空间的定义“可逆的可分割的无限延展”中，“无限延展”是主词，是空间的最根本属性，“可逆的”和“可分割的”是限制词，是空间的次根本属性。
由于空间的可逆性，每个人都可以离开A地再回到A地，像陶渊明那样高唱“归去来兮”，两个朋友可以在电话两头通话，慈母可以等待游子归来，人类可以等待宇宙飞船的回飞，哪怕用超过一代人生命的漫长时间。但丁甚至可以去天堂、地狱等虚拟空间游历一番后写下不朽的报告文学《神曲》，正如电脑时代的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打完游戏后洗洗睡觉——可见即使是虚拟空间，也具有空间的基本属性。即使过去的时光实际存在过而非像天堂、地狱那样虚拟性地存在，照样没有人能违背时间的不可逆本性回到过去——人们通过回忆回到的，只是想象中的虚拟过去。因此博尔赫斯的父亲曾经如此教导他：“我每次追想往事，实在并非在回忆它本身。我是在回忆最后一次回忆它的情景，我是在回忆我对它的最后回忆。”（《伯金采访记》）
空间的可逆性虽然是硬约束，实际上也是有限度的，类似于时间的前两项硬约束具有柔软性，因为任何空间都是时间中的空间——但却不能说任何时间都是空间中的时间。每一个具体空间的绝对惟一性，不是由其他空间来确定的（虽然这通常是可行的，但这种参照性确定是相对的，因为沧海桑田的变迁可以把帮助确定某一具体空间的其他参照性空间全部改变），而是由时间点的绝对惟一性来确定的。空间的可逆性，必须在抽去时间这一绝对维度时才有可能。如果不抽去时间这一不可逆的绝对维度，那么任何具体的空间也都成了不可逆的或曰不可重临的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为赫拉克里特的名言补充一句：一个人也不能两次踏上同一块石头。
由于空间的可分割性，动物在自己的领地上撒尿标界，人们为自家的草坪围上栏杆，国与国之间为了边界的划定而大动干戈——自从地球上有生命以来，所有的生命都因为生存时间的不可重临而只能在生存空间上穷折腾了。但空间性物体却不是无限可分割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见《庄子·天下》，疑为公孙龙提出的命题）只能在理论上正确，在实际操作上却有极限。人类对空间物质微观分割极限的科学探索目前止于“夸克”，虽然这未必是最终的极限，但可以断言必有极限。奇妙的是，由于对时间的分割是假设性的而对空间的分割是操作性的，因此不可分割的时间永远可以假设性地再除以2（这只要仰仗理论数学就行），而可分割的空间反而不能无止境地在操作上加以分割（这需要仰仗实验物理学）。
综上所述，空间是可逆的和可分割的，但可逆性必须抽去时间坐标，而可分割性必须在操作极限之内。所以空间的三项根本性质中，前两项硬约束具有柔软性，只有第三项无限性是不具有柔软性的硬约束。
把时间与空间的三项性质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时、空共有的惟一一项性质是：无限。时、空分有的两项相反性质是：时间不可分割和不可逆，空间可分割和可逆。但空间的分割虽然可以在实际中操作，却必有极限；而时间虽然不可实际分割，却可以在假设中进行没有极限的分割。而空间的可逆只有抽去时间坐标才成为可能，只有时间的不可逆是绝对中的绝对，不能加任何限制词。
时空的这种区别，导致空间成为科学的根本问题，而时间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因为空间是可以加限制词的，适合于限定范围的科学研究，所以科学是“形而下”的。而时间是不能加限制词的，适合于不限定范围的哲学，所以哲学是“形而上”的——但这也正是大部分哲学不值得信任的根本原因。“考试悖论”涉及的，正是时间这一哲学根本问题的局部领地：“可能性”（即“或然性”）与“必然性”。大部分轻言“必然性”的哲学判断都是主观的，不符合实际的，难以验证的，“历史必然性”更是如此。事实上历史没有绝对的必然性——对具体事件更是如此。历史只有“可能性”（即“或然性”），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即使很可能如此，依然可能不如此。“小概率事件”虽然不多，但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比如彩票中奖和飞机失事。彩票中奖者和空难受害者都亲身经历了小概率事件，但在小概率事件发生之前，谁也无法断言这一小概率事件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假设在古拉格群岛时代，俄罗斯人认定苏联必然有一天会启动民主化进程——“民主化进程”被视为历史的必然性，但实际上具有极大的或然性，所以每一个在古拉格群岛中苦熬的俄罗斯人不可能事先算定是在哪一天、由谁启动民主化进程，更无法知道在有生之年自己是否一定能看到这一天。这一已经成为过去完成时的“俄罗斯焦虑”，如今成了某些国家的现在进行时。
唱“高调”还是唱“低调”：这是个问题
？ 魏邦良吴小如先生是北大讲授古典文学的教授，有段时间，他曾经在好几篇文章中痛斥自己的某个儿子，其中用到了诸如“令人发指”、“倘能保持一线天良”等足以振聋发聩的字眼。有读者撰文盛赞吴小如的文章。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吴小如先生却不仅“外扬”了“家丑”，而且在不同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外扬”了“家丑”，这种壮士断臂般的勇气确实可贵，这种嫉“子”（当然是吴小如眼中的不孝之子）如仇的精神也确实可嘉。本着“奇文共赏”的原则，现将吴小如一篇题为《老年人的悲哀》的文章中关键段落摘抄如下：……说到我本人，虽说情况特殊，命运并不例外。我有子女四人，三个都不在北京。只有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由于儿媳是独生女，因此儿子婚后便“嫁”了出去。始则每周回来看望一次，继则不定期前来，遇到有事，还能召之即来……今年三月四日，老妻突然脚肿不能沾地，痛得流泪，我急以电话召儿子，盼他助我一臂之力，答以“现在我发烧，过几天再说”。次日幸好有一热心大夫肯惠临寒舍，为老伴处方治疗。我一人无法兼顾内外，只好打长途电话把在上海工作的小儿子急召来京，他用了一周时间帮我渡过难关，匆匆返沪。令人发指的是，在北京的儿子为了想发财打电话到上海找他弟弟帮忙，从而知道其弟为母病已来北京，于是把电话打到家中，只字不问父母，只同其弟谈生意。我忍无可忍，在电话中申斥他几句，从此挂断电话，杳如黄鹤。一晃一年半，俨然同父母“断交”了……〔1〕吴小如先生的一顿训斥，把儿子“训”得一年半没露面。硬的不行，吴小如只好来软的，在文章的最后，吴小如换了一种口气说：我只想对尚有父母在堂的中青年朋友（包括已同我“断交”的那个活了四十多岁的儿子）说两句心里话：一是不要只为了发财与谋利而把与生俱来的先天良知挤出了你们的躯壳，倘能保存一线天良，勿忘父母在那艰难岁月里哺育你们成长的苦心，等你们到了我这把年纪时或者能稍减自己的惶恐与惭愧；二是把你们“孝顺”你们的独生儿女的全部爱心拿出百分之一二来对待父母，那么我们这些七八十或六七十的老人就百分之百地心满意足了。〔2〕怜贫惜老之心，人皆有之。读了吴小如这篇文章，笔者对他的晚景凄凉也是十分同情。不过，吴小如文章里有几处颇堪玩味，这里不妨提示一下。“我有子女四人，三个都不在北京。只有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由于儿媳是独生女，因此儿子婚后便‘嫁’了出去。”在吴小如看来，女儿可以出嫁，儿子怎么能“嫁”出去！其实，在现代社会，儿子即使不“嫁”出去，也是要自立门户的，如此简单的道理，吴小如不是不懂，他只是心里有点不平衡——自立门户倒也罢了，倒插门，岂不让亲家拣了便宜？吴小如在这里有点吃亲家的“醋”：为什么你们的女儿不嫁到我家来，反倒让我儿子去你家倒插门？
“把你们‘孝顺’你们的独生儿女的全部爱心拿出百分之一二来对待父母，那么我们这些七八十或六七十的老人就百分之百地心满意足了。”在吴小如看来，孝顺父母，天经地义；“孝顺”儿子，成何体统？然而，在儿子看来，孝顺自己的老子理所应当，疼爱自己的儿子也是人情之常。这样浅显的道理吴小如也不可能不懂，只是儿子把“孝顺”分配得不够均匀，于是，吴小如又开始吃醋，这回，吃的是孙子的醋：为什么疼你儿子没完没了，对你老子敷衍了事？“倘能保存一线天良，勿忘父母在那艰难岁月里哺育你们成长的苦心”这句话，最堪玩味。乡下妇人对付犟儿子的法宝之一是，眼泪鼻涕双管其下，哭诉道：“老娘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成人，你现在翅膀硬了，不听老娘的话了，莫非你良心让狗给吃了不成。”和村妇的哭诉相比，吴小如这句话当然文绉绉得多，但基本意思大致相同。
其实，儿子要不要记住“父母在那艰难岁月里哺育你们成长的苦心”？不记住这份“苦心”，就是没有“保存一线天良”？这个问题，大可商榷。胡适博士在长子胡祖望出生时，曾写了一首题为《我的儿子》的诗。他的这首诗，宣扬的恰恰是“非孝”，现在读这首诗，仿佛北大校长胡适故意和北大教授吴小如“抬杠”。在这首诗中，胡适写道：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3〕此诗一出，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有赞同叫好的，也有反对漫骂的。于是，胡适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