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有赞同叫好的，也有反对漫骂的。于是，胡适又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儿子》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又申述了诗中关于“父母于子无恩”的看法：“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的给了他一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福，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一再强调，做父母的，对于子女绝不可居功，绝不可示恩，千万不可把自己看做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而是要彻底解放孩子。同时，胡适也不赞同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4〕。
胡适的看法，吴小如不会苟同。不过，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儿子即使有孝心，恐怕也很难有时间有能力尽孝，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也。关于这一点，老北大教授周作人说得极为透彻。周作人在年过半百之后，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而周密地谈论过“孝”：“以余观之，现代的儿子对于我们殊可不必尽孝，何也，盖生活艰难，儿子们第一要维持其生活于出学校之后，上有对于国家的义务，下有对于子女的责任，如要衣食饱暖，成为一个贤父良夫好公民，已大须努力，或已力有不及，若更欲采衣弄雏，鼎烹进食，势非贻误公务亏空公款不可，一朝捉将官里去，岂非饮鸩止渴，为之老太爷老太太者亦有何快乐耶。”〔5〕吴小如的话，合情；周作人的话，在理。在我看来，两人惟一的区别是——吴小如站在“老子”的立场，大发感慨，字字动之以情；而周作人则站在“儿子”的立场，细述苦衷，句句晓之以理。如果吴小如愿意像周作人这样站在晚辈的立场看问题，他是不是还有“激情”一而再再二三写那些“训子”的文章呢？中国有句古话曰“养儿防老”，我想，吴小如肯定会赞同这种说法。不过，中国同样有句古话曰“养儿还债”。《笑林》里一则笑话说的就是这回事——有人见友急忙奔走，问何事匆忙，答云，二十年前欠下一笔债，即日须偿。再问何债，曰，实是小女明日出嫁。此是笑话，却非戏语。其实，不管吴小如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养儿还债”的情况比“养儿防老”要普遍得多。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长辈，如果像胡适那样“要彻底解放孩子”，像周作人那样要儿子“对于我们殊可不必尽孝”，而中国现阶段又缺少一些像美国那样让人放心的养老院，那么，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确实是一桩让人头疼的事。看来，不依赖晚辈也不成，不过，让晚辈成为传统的“孝子”，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所以，像吴小如那样想要儿子“召之即来”，不来，就“忍无可忍，在电话中申斥他几句”恐怕不行了，退而求次，只要晚辈能像看望老友那样“常回家看看”父母，父母理应心满意足。还是借周作人的话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我想五伦中以朋友之义为最高，母子男女的关系所以由本能而进于伦理者，岂不以此故乎。有富人父子不和，子甚倔强，父乃语之曰，他事即不论，尔我共处二十余年，亦是老朋友了，何必再闹意气。此事虽然滑稽，此语却很有意思。我便希望儿子们对于父母以最老的老朋友相处耳，不必再长跪请老太太加餐或受训诫，但相见怡怡，不至于疾言厉色，便已大佳。这本不是石破天惊的什么新发明，世上有些国土也就是这样做着，不过，中国不承认，因为他是喜唱高调的。凡唱高调的亦并不能行低调，那是一定的道理。〔6〕吴小如就是“喜唱高调”而“不能行低调”——一顿申斥，让儿子一年半没露面。
写到这里，这篇文章本可结束。但碰巧，笔者前不久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放的一期节目《父子协定》，谈的就是父子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也是十分迫切的。
这份《亲子双向自立协议》，是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老年问题的专家郝麦收在自己的三口之家里进行的一项现代亲子关系实验。六年前，父亲郝麦收与刚满二十岁的郝丁签下了一份《亲子双向自立协议》，协议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儿子郝丁承担的责任，第一条是他自力承担受高等教育的经费，第二条自力谋业、自己创业，第三条是自力结婚成家，第四条是自己培育子女；父亲郝麦收承担的是第二部分，第一条是养老费和医疗费自我储蓄，第二条是日常生活和患病生活的自我料理，第三条是精神文化生活的自我丰富。
在父亲的执意要求下，儿子郝丁赌气在协议上签了名，但当时的他觉得不能理解，甚至对父亲“非常仇视”，后来也有过轻生的念头：“遗书都写好了。”父亲的态度一直很坚决，儿子也渐渐冷静下来，开始找工作。其间郝丁“不止做过打字员，然后还在酒厂酿过酒，还卖过包子，包包子、卖包子”。“感触最深的是酿酒，我们大家看过电影《红高粱》，工人们，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那时候是冬天，外面是零下十几度，屋里的酒要发酵的话，它必须要达到零上四十多度才能够发酵。在屋里我就只穿着背心，可到外面零下十几度，我穿着军大衣。因为晚上一晚上都不能睡觉的，温度不能降下来，到凌晨七点它那个酒必须要出来，一晚上都不能睡觉，只有我一个人和一条狼狗陪着我。没有任何抱怨，很自豪，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在睡觉。体验到一种别人体验不到的一种乐趣，我在体验这些，最真实的。”
终于“三年前，郝丁以优异的成绩和良好谈吐在数百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天津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的职员”。现在，郝丁对父亲当初的良苦用心已开始理解，他说：“我一点点读懂父亲。如果说按照我以前二十多年前的那种，二十年前那样惯性下去的话，我觉得不会形成我这样一步一步对社会的认知，一步步对自己的认知。”
儿子郝丁已完成两项自立责任，而即将退休的郝麦收现在也在积极准备自己的养老事宜，并继续宣传自己的家庭关系主张。对于传统的家庭观念，郝麦收不以为然，他说：“谈到家庭，谈到父子关系，我们少的是理性，我可以说我们现在考虑亲子关系的时候，一考虑就是‘情’，没有感到亲子关系这里面更多的是‘理’，更重要的是‘理’。传统的家庭观念，过去是双向依赖的制度，问题是现在走不动了，走不了了。那么微观社会呢，它成为一个小结构家庭——四二一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结构都不能维系这种双向依赖的制度，不是说我们要这样做而是非这样做不可了。”
其实，吴小如写那些“训子”的文章，考虑的都是“情”，对“理”的一面鲜有提及。其文章可商榷之处即在此。节目的最后，儿子郝丁说：“我父亲对于我这种教育模式，我尝到了甜头。那并不见得说大家去效仿它，至于我今后怎么去对我的子女，我觉得可能不见得会去像我父亲跟我签一份协议那样，可能不会采取很极端的这种手段。但是我会从小去培养他一种自理、自立那种能力，更早地去塑造他那种独立的人格。”另外，郝丁还强调“不会放弃赡养责任”。
吴小如因为“喜唱高调”——要儿子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务必做到“召之即来”，结果儿子“不能行低调”——不仅召之不来，甚至打算“断交”；而郝麦收唱的是“低调”——“儿子”自谋生路，“老子”自己养老，结果儿子郝丁却愿意唱“高调”——自立之路要走，养老重担也要挑。
这种反差，十分耐人寻味。
注释：〔1〕〔2〕引自吴小如著：《书廊信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65页。
〔3〕〔4〕转引自沈卫威著：《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333页。
〔5〕〔6〕周作人著：《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6页。
是“见到的”还是编造的
——评杨益言《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
？ 孙 曙
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2003年5月号《中华儿女》发表了《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一文，拜读之后，发现杨先生在对一些重要历史事实的陈述上，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从重庆解放时起就亲身参加过对“中美合作所”有关历史情况的调查，十分清楚杨益言当年被关押过的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中美合作所，他所谓“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并非历史上存在过的中美合作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前，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第二处（政保处）六位处、科长，已随野战部队进城，于12月5日进驻了市区老街三十四号“慈居”（原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三十四号附二号（原国民党联合侦防处办事处，简称侦防处）、老街三十二号（原保密局西南特区）。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第六（公安）支队一大队二中队（政保处）营、连、排干部进驻这些地方。我当时被分配在内勤科任见习科员（排级）。内勤科的职责是汇集、管理敌特档案、情报、线索，汇编敌特组织人头资料。20日左右，内勤科长黎强派我们三人去磁器口原军统局乡下办事处拉办公用品，这时我第一次到了那个曾经设立过“中美合作所”的地方。1950年10月，我被调到政保处国外间谍侦察科任内勤，科内开展了对中美合作所等间谍机构组织、人头情况的调查。1954年和1958年，重庆公安机关又组织力量，专门对外国间谍机关及其掩护、控制机构开展了系统的敌情、社情调查，整理成组织资料和人头名册。从1990年开始，我又参加了重庆公安、国家安全反特务间谍斗争史、重庆公安志的编撰工作（到2002年完稿），再次从历史角度了解了中美合作所的有关资料。
中美合作所出现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政府先后与苏联、英国、美国进行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军事情报合作。
中苏情报合作。1938年7月，中、苏成立特种情报所，俗称中苏合作所、中苏情报所。首任所长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副所长由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和苏方瓦西列夫将军担任，任务是对日军进行电讯侦测和情报派遣。中方参与人员主要是军统特务，最多时达二百六十八人，俄方人员三十二人。下设情报搜集、情报研究、电讯侦测、人事总务四个科（到重庆后将情报搜集和电讯侦测合并为一科），另在重庆南岸放牛坪设立特种电讯总台，负责测向、破密。在兰州七里河设立电讯支台，辅助总台侦收边远地区日台电讯。在重庆城内遗爱祠11号（即石房子）设无线电通讯总台（后来成了保密局重庆支台），负责与派往各地的情报组（分台）和兰州支台的通讯联络。在重庆市商会内开办了谍报人员训练班，学员从军统临澧训练班挑选，从社会上招收及私人介绍，有五六十人。毕业后派往沦陷区建组设台。1943年3月，中苏情报所结束。
中英情报合作。1942年1月11日，英国派驻华大使馆一秘凯瑟克和军统别动军司令周伟龙洽谈组建中英情报合作所，所址在重庆市郊沙坪坝红槽房。另在沙坪坝小龙坎周家桥（别动军司令部）驻地办一个训练班，对军统武装忠义救国军下级军官进行敌后作战战术和爆破技术等训练，但因双方矛盾纠纷，这个情报合作被蒋介石下令撤销。4月29日，英方人员撤到印度。另外，同年3月，缅甸国防部国防局局员、英国间谍鲁宾逊，国防局顾问、军统特务李汉元，到重庆与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洽谈。徐同意以国民党海外部名义，派中统特务骆剑雄率六名特务、两名报务员，携电台两部，去缅甸腊戍。4月25日，日军占领腊戍，中统情报人员罗大年遭日军杀害，其余特务分两批逃回。这次合作就此告终。
1943年5月，李汉元代表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秘安献今代表英国经济作战部（管辖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情报，总部设印度墨鲁）负责人麦根基少将，经商谈签订情报合作协定。7月25日协定生效，军统局从军统南洋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中挑选缅甸归国华侨青年三十二人，军统重庆电讯训练班报务员八人，共四十人，送往印度受训后，派往缅甸开展对日情报工作。1943年冬，军统局又从军统南洋训练班第二期学员中挑选越南归国华侨青年和军统重庆电讯训练班报务员共七十多人，分两批去印度受训，后派往越南开展对日情报工作。日本投降后协定终止。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或中美所。1943年7月1日在重庆磁器口钟家山成立，范围包括梅园、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五灵观等地。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任副主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又先后派了魏金生、康诺陶任第二副主任；正副参谋长、主任秘书、组长，由中美双方人员分别担任；下设人事、情报、作战、通讯、气象、侦译、研究分析、心理作战、行动、交通运输和总务、会计、医务等组，秘书、翻译两室。作战组在安徽歙县、临泉，浙江瑞安，江西修水，湖南南岳，河南临汝，绥远陕坝，福建华安、建瓯，贵州息烽，广西南宁，广东梅县开办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共训练、装备军统特务武装五万多人，另在昆明、贵阳、福建建阳设中美合作所办事处。
1943年12月，为加强共同对日作战，美国派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来华，与中方签订合作补充条款，主要是美国帮助军统训练特种警察和供给特工器材。年底，联邦调查局派詹森中校率各类器材专家三十多人，携测谎侦察器、强光审讯器来华。1944年10月，在五灵观（今西南政法大学处）开办了中美所特警班（又称中美所第九训练班），在现烈士墓地址修建了特警班礼堂，美方总教官为联邦调查局庄士敦上校，训练期一年，共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