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在文章中自称他在上海“受党的委托，我成了上海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也是叫人难以相信的说法。按他这个说法，他在上海“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位应该是相当高的了——堂堂大上海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当然应该比重庆市的《挺进报》负责人陈然地位更高，令人奇怪的是，他所说的“党”（能够领导上海市地下学联的党组织，起码应是上海市委一级吧）怎么会“委托”他这样一个当时不但不是共产党员（他直到1952年才由刘德彬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连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都不是的人担任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重庆解放初，我们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有四位同事是原复旦、同济和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有的原是地下党员，有的原是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成员。在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发生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山被害事件，1948年1月29日上海发生“一·二九”学潮后，特务打算继续抓人。中共地下组织就把他们通过地下交通线先后于6月、8月、9月转移到了大别山根据地。他们当时在“第二条战线”中的地位应该不如“上海市地下学联油印快报总编辑”高。奇怪的是，当时地下党组织怎么会把更需要转移的杨“总编辑”忘了？
历史不容戏说，不容编造。作为退休干部（不是离休干部）的杨益言，在向孙子辈聊天讲故事时，不妨有些夸张、虚构，但在以“亲历亲闻者”身份为广大读者“专写”文章时，就还是老实一点才好。
对一个“最刺激人”问题的探索
？ 叶石健
《新民晚报》“文娱聚焦”版最近先后发表三篇文章，介绍金文明、余秋雨两位的一场笔墨官司，其中提到“有一个最刺激人的问题，即宋代林和靖有没有妻子小孩”。问题虽小，但确实聚讼千年，至今争论不休。笔者对这个问题也下过一番功夫，积累了一些资料，敢斗胆地说，是到了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笔者的简单结论是：林和靖（968～1028）（名逋，字君复，卒后赐谥和靖先生）“不娶、无子、立嗣、有后”。
“不娶，无子”见于两则史料，一则是《宋史·隐逸上林逋本传》：“逋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颇介洁自喜。英宗时为侍御史。”另一则是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先生少时多病，不娶无子。诸孙大年能掇拾所为诗，请余为序。”梅序作于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宋史》始修于元顺帝至正三年，成于至正五年（1343～1345），材料显然取自前者。因此关键是梅序是否可信。梅序作于林逋去世二十五年之后，林大年此时特意请梅作序，决非偶然，因为梅氏与林家三代均有交往，对林家情况熟悉，加之梅氏本人是北宋著名诗人，因此可以说，梅氏是为林集作序的最佳人选。
首先，林逋生前，梅尧臣便特意去拜访过他，梅序中说：“余因适会稽还，访於雪中。”序中详细地描写了这次访问的细节，两人谈道论文，十分投契，林氏让梅氏欣赏了自己的诗作。两人还有诗唱和＊，这次访问给梅氏留下强烈印象，以致多年之后，他还写下《对雪忆往岁钱塘西湖访林逋》三首七绝〔1〕。
其次，梅尧臣和林大年交往也很密切，梅氏诗集中留有《送林大年殿丞登第倅和州》《送林大年寺丞宰蒙城先归馀杭逋之侄孙》〔2〕两首，诗中说：“和靖先生负美才，族孙今似汉庭枚。”“殁来十五载，独见诸孙贤。”都是从林逋写到大年，对大年有较高的评价。从中还可了解到林大年的部分仕履。
由此可见，梅氏所写，均为实录，即使小有出入，林大年在采用时也会予以纠正。所说林逋“不娶，无子”是确凿的，无可怀疑。梅氏还细心地指出林逋“不娶，无子”的原因：“少时多病”，合情合理，可以堵住多少悠悠之口。也许有人会问，只是“少时”多病，长大了，病治好了，不是还可以结婚吗？笔者发现，他身体衰弱多病的情况，在他诗中屡有反映。现从《全宋诗》第二册中摘录一些，以见一斑：
“久贫惭嗜酒，多病负穷经。”〔3〕
“不辞齿发多衰病，所喜林泉有隐居。”〔4〕
“画共药材悬屋壁，琴兼茶具入船扉。”〔5〕
“志壮任存题柱事，病多争向倚门亲。”〔6〕
“衰羸自顾空多感，不是临池苦学人。”〔7〕
从他“多病”“多衰病”的反复感叹中，可见他远不止是“少时”，且“终身”受“多病”的困扰。
有人对林逋是否终身不娶总有些怀疑，不妨读读宋祁《伤和靖先生君复二首》中一联：“姬姜生不娶，封禅死无书。”虽是借用典故，但说明林逋终身未娶，却是雄辩的。
《宋史》和梅《序》都非僻书，但为什么总有人对林逋“不娶，无子”难以接受，甚至认为无法接受呢？因为南宋出了个林洪“自称为和靖七世孙”以后，他们便陷入两难的困境：要末承认林逋“不娶，无子”，那林洪就是假的；要末承认林洪是真的，那林逋就一定是有妻有子。
这是一个两难悖论的怪圈，历史上无力突破这个怪圈的大有人在。属于前一类的，有宋元之际的韦居安和陈世崇。
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载：“泉南林洪，字龙发，号可山，肄业杭泮，粗有诗名。理宗朝上书言事，自称为和靖七世孙，冒杭贯取乡荐。……时有无名子作诗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只留一鹤一童儿。可山认作孤山种，正是瓜皮搭李皮。’盖俗云以强认亲族者为瓜皮搭李树云。”
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三也说：“林可山称和靖七世孙，不知和靖不娶，已见梅圣俞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盖非鹤种并龙种，定是瓜皮搭李皮。’”
两人一个腔调，话说得够损。尤其是陈世崇，更不应该。其父陈郁（字仲文，号藏一）和林洪是朋友，他有一首《题林可山为倪龙辅所作梅村图后》：“当年一句月黄昏，香到梅边七世孙。应爱君诗似和靖，为君依样画西村。”〔8〕
陈郁清清楚楚知道林洪为和靖七世孙，对这点不仅没有加以讥讽，而且表示歆羡。陈世崇对之却一无所知，竟然对父执如此不恭，实在太不应该。
历史上届于后一类的，我特意挑选一位著名学者，清人杭世骏。这位先生非常喜欢挑前人著作中的毛病，他著有《订讹类编》共八卷，全书分义讹、事讹、字讹、句讹等十七类，“事讹”中有一则即为“林和靖有妻子”。且看他是如何论证的（引用全文，一字未删）：
林和靖有妻有子，《宋史》谓其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非也。杨升菴云：“林洪著《山家清供》，其中言：先人和靖先生云云，”即和靖先生之子也。盖丧偶後不再娶耳。
这位杭先生胆子也真够大的，他用杨慎著作中引用林洪一句话，便轻率地否定《宋史》，也不问林洪是南宋人还是北宋人，就直接接到林逋名下，成了林逋的儿子，可见他对历史上“和靖七世孙”之说也一无所知，还想当然地肯定林逋是“丧偶后不再娶”。如此“订讹”，真是越订越讹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找到林逋弟子为他立嗣的资料。笔者从《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一册第331页）上查到：“王时敏，上饶人，林逋弟子。逋卒，时敏为立后。”原来林逋虽然生前不娶，无子，但他死后还是有人关心他，为他立有后嗣的。可惜它没有说明，为林逋所立的“后”是谁？笔者以为，既有可能是林宥（以兄子为己子），更有可能便是林大年（以兄孙为己孙）。不管是谁，反正都丝毫不影响“林逋有后”的实质，因此大可不必深究。
中国长时间通行宗法制度，对传宗接代十分重视，宋代更是变本加厉。不要说死后，就是生前，只要有危及生命的些许可能，首先想到的便是为自己“立后”。岳珂《桯史》卷四“乾道受书礼”一则中，便有范成大因被派往使金，“为不还计”，乃“区处家事”，为自己“立后”的记载。可是林逋生前虽“不娶，无子”，死后总是会有人为之“立后”的。只要认识到这一点（这点并不难认识），对这个所谓的“最刺激人”的问题，千年来为之聚讼纷纭，纠缠不休的矛盾，便能很好理解并很简单地予以解决，完全用不着大惊小怪。因此，对我的结论：林和靖“不娶，无子，立嗣，有后”，难道还会有任何疑问吗？
＊《全宋诗》第105卷收有林逋《和梅圣俞雪中同虚白上人来访》五律一首，梅氏当时也应写有《雪中同虚白上人访林处士》五律一首。但梅诗今已佚。
注释：
〔1〕〔2〕〔3〕〔4〕〔5〕〔6〕〔7〕《全宋诗》第248、260、254、105、106、107、107、108卷。
〔8〕《永乐大典》卷2812。
自相矛盾的金庸先生
？ 李廷华
国内一些媒体评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最近揭晓，金庸先生排名第二，位居鲁迅之后，钱锺书之前。金庸先生对此事是相当热情的，虽然他谦称“我的小说不是多么重要，它还是一种娱乐性很强的消遣读物，是不能和胡适和陈独秀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1〕。前言尚未落音，后语便自相矛盾：金庸先生也选了自己心里的十大偶像：鲁迅、胡适、陈独秀、巴金、蔡元培、王国维、梅兰芳、齐白石、钱学森、马寅初，这十人里面的梅兰芳和齐白石不是以“娱乐”为业吗？看来这“世纪十大偶像”之事在金庸先生心里真正是“舒窈纠兮”乃至“劳心悄兮”，他一口气又报出了“只论个人喜爱”的十人：鲁迅、吴清源、梁漱溟、巴金、齐白石、沈从文、钱穆、裘盛戎、王国维、
朱光潜，这里面的吴清源和裘盛戎不又是“娱乐”人物？金庸先生那一番谦词可以照单收回了。其实，“娱乐性人物”对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至大，如果评选“五百年以来中国第一文化偶像”，也许曹雪芹当选的可能性最大。曹雪芹不是“娱乐性人物”么？只是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仅娱乐了后人，在其生前是连举家食粥也难乎为继。成为“残酷之对照”的是，今天的“十大偶像”中健在的金庸先生还正在为投资、为版权、为开茶馆奔忙，还在收获不投资的广告的价值。如果“十大偶像”都活着，那就热闹了。即使陈独秀和胡适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团结起来向前看，鲁迅却绝不会买梅兰芳的账。鲁迅喜欢的是“社戏”而非“国剧”。
“性相近，习相远”，这是最没有办法勉强的事。说来说去，这“偶像”评选，得大欢喜的只是金庸先生一人，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
今天的世界确实是被金庸先生占尽风光，他也就乐得见人便打躬作揖，凑趣于“娱”而“乐”之世界。他还大度能容，又引荐几位，以便“乘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侠气氤氲，足可让偶像崇拜者荡气回肠。不过，“名与位不可轻许人”，该计较的地方他是一丝不让的。他对传媒说：“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这句话被《南方周末》作了大标题）他还具体地表示：“我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这些大学教授也谈过天，觉得自己和他们差得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2〕他居然追悔自己当年不该写小说，不该办报纸，闹到今天“觉得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并进一步说：“因为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3〕这样的言语，就无法用“自谦”来形容了。如同一个中了七合彩的暴发户，对着满地的钞票自言自语：“卖烤地瓜多实在啊。”金庸先生向往学问，还具体地说明他心目中的学问家就是“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这样的学问家，哪里用得着跑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去投拜，“十大偶像”里排在他身后的不就有一位钱锺书吗？可是，他推出的
“十大偶像”名单，有两套之多，偏偏就没有这钱锺书。“愧列王后，耻居骆前”，三代之下的好名者，发展到金庸先生，蔑以加矣。这也可以提醒我们，金庸先生的说话，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锱铢必较。既然他这样崇尚学问，也就不妨拿“学问”的态度探讨其“谈话”。所谓“学问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吧？
金庸先生说：“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不重视读者的感受，不注重故事，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文学。我个人觉得思想和意义是不适合用文学来表现，应该用散文或者论文来表现的。”〔4〕和金庸先生这样的大作家辩论文学是否可以表现思想和意义，确实近乎荒诞。历史上有不表现思想和意义的文学，没人敢说“这不是文学”；也有表现思想和意义的文学，金庸先生就敢说“这不是文学”。文可以不载道，没有人可以“抓壮丁”、“拉郎配”似的逼文载道；文也可以载道，金庸先生却敢说“我从来是反对‘文以载道’”。金庸先生的说话，看似小心翼翼，看似轻言细语，看似没有一点狂妄，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规律不放在眼里。此狂非彼狂也。
金庸先生进一步说：“
文学应该是审美的，有美的观点，并不是真或善。”〔5〕可是，他立即又批评张艺谋说：“《英雄》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识，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所以我不喜欢。”〔6〕不久之前，张艺谋面对批评，就曾经辩白说，他的《英雄》就是表现美的，什么真，什么善，不是他的电影可以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