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及长期酗酒吸毒的兄长勃兰威尔暴君式的毁坏，艾米莉的个人生活几乎无幸福可言，但她毕竟在短暂的有生之年完成了这部不朽杰作，这是英国文学的幸运，也是后世读者们的幸运。单就作品数量多寡与技术运用的高下衡量，十九与二十这两个相邻的世纪好像无法相提并论，不过假如将今天每时每刻都在大量制造的小说（以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同一个多世纪前艾米莉时代留下的小说（以手工打造的方式）略加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伴随前者技术精细、花样百出而生的是情感冷漠、心胸褊窄与精神的萎顿——这源自科技与物质主义背景下现代人类的文明病（具体为文学的职业化与商业化），或许这才是杀死文学创作的真正的绝症。
毛姆曾这样谈到《呼啸山庄》给他留下的印象：
（这部作品）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寂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
在漫步浏览欧洲自文艺复兴以降出现的一大批经典文学艺术作品时，人们的确常常油然生出身临大江峻岭的浩瀚深邃之感。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社会演进，尤其是宇宙万物在科学的名义下祛魅以后，人类已经退化为一种无所依傍的物理性存在。在当今犬儒主义、物质主义、反道德主义竞相鼓噪的背景上，反映在文艺创作领域内便是大量庸常化、平面化、弱智化、快餐化作品的粗制滥造——一种以市场消费为惟一衡量标准的克隆式书写。概言之，现代职业文人创造力的日趋贫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人类精神文化的天空曾经被几代天才人物辉煌的光焰照亮，无奈孕生上述作品的年代正愈来愈远地离我们而去。在现代人类（包括文人）的眼里，所谓古典或经典的文艺作品更像是一批史前期孑遗下来的古生物骨骸，其间呈示的那些宏大开阔、惊心动魄的社会生活场景，亢昂激奋、幽微曲折的情感历程，百态千姿、生动可感的人物歌哭，以及纤毫毕现、蔚为大观的风俗写真，虽然庞杂混沌真切丰富，却可敬不可亲、可仰望不可摩抚，它们只不过是前人企图以虚拟时空的建构抵抗遗忘、阻遏时间之流的一种无望的努力而已——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刚刚述及的艾米莉的《呼啸山庄》。
爱是难的
爱 是 难 的
？ 丁 辉
毫无疑问，爱与美在现代中国命途多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两个字眼是和“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等表示贬义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竟会长时间地排拒爱与美，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能算是罕见的奇观。
中国上个世纪的思想先锋鲁迅有一篇著名的小说《伤逝》，涓生与子君对爱情的理想主义理解在现实的铜墙铁壁面前终于“难掩其苍白与虚无”。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鲁迅据此发出浩叹：“生存，爱才有所附丽。”在鲁迅看来，爱是生存的“皮”上可有可无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在服膺于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想到，这样的让爱受制于生存、受制于吃饭问题，难道不同时是对爱的价值的贬损？上个世纪初鲁迅的这声浩叹和世纪末女作家池莉“不谈爱情”的宣言遥相呼应，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主流阐释爱情的现实主义思路。
其实，对爱与美的排拒在汉语思想的语境下是毫不足怪的。老黑格尔两百多年前便在《历史哲学》中说过：“凡属精神的东西，一概离中国人很远。”我想，即使是那些出于狭隘的民族情感向黑格尔频挥老拳的新儒家，可能私心里也不得不佩服老黑的睿智与卓识。无可否认，汉语思想确有黑格尔指出的否定精神价值的倾向，这种倾向说得好听一点，叫实用理性。说得难听一点，便是“吃饭哲学”。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精神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到用有用与无用来评判爱与美的程度，是啊，爱与美能当包子吃吗？似乎只有爱与美当着中国人的面变出一块银元来让他们看看，他们才会接受似的。”话说得尖刻难听了些，但提出的问题我至今依然坚信决非毫无针对性。
先哲说：美是难的。
其实，爱也是难的。现实生活中否定爱情的因素确实很多，柴米油盐，一地鸡毛。但恰恰是因为这些否定爱的因素的存在，爱对于人类就是一种召唤，召唤人类用自己的智慧、信念、意志去证明爱的存在。弗洛姆写道：“爱绝非是一种任何人都可轻易体会的情感，人必须竭尽全力促成其完善的人格，形成创造性的心理倾向，否则他追求爱的种种努力注定要付之东流，不具备本真的谦卑、勇气、信仰与自律者，不可能获得爱的满足。”张爱玲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而人的精神的高贵处即在不能让这些世间不如意湮灭了智慧和信念，唯其不完满，那才更是需要智慧和信念的时候。爱是召唤，也是考验，在这样的考验面前退却是容易的；在人世的千疮百孔面前，依然守持对爱的坚定信念却很难。鲁迅“生存，爱才有所附丽”的浩叹和池莉的“不谈爱情”的宣言，不恰恰证明了中国精神的贫弱？
爱原本即与苦难相伴相生，“最强烈的爱都根源于绝望，最深沉的痛苦都根源于爱”。贵州作家何士光在他写成于1994年的小说《草青青》中那段关于爱情的沉思永远激荡着我的心魂，何士光写道：“爱情从来不只是允诺轻柔和快乐，也不允诺每一个人到头来都一样，都终成眷属、白头偕老，爱情更本质的使命是吸引善良的人们相互靠近，彼此用一种更健全的情怀来看待人和人的日子。”在我理解，这种健全的情怀即是对苦难的虔敬，在苦难的水深火热中依然守持对爱的坚定信念与希望，从而构筑人性尊严的骨骼。
爱作为自由意志，是人的尊严的凸显，它拒绝“世间法”的宰制与规约，任何欲以此世的、有时甚至是人为虚构的“世间法则”规约爱的行为必然是一种精神暴力，是对人的精神的侮辱。作家王安忆这样解释相对于《简爱》，《呼啸山庄》更给她以心灵的震撼的原因，在王安忆看来，简·爱的爱情在正常人的经验范围之内，是用此世的经验规约、限制爱情的结果：“你（罗切斯特）是主人，我是家庭教师；你那么有钱，我没钱，所以我不能爱你，等你将来没钱了，老婆也死了，我才可以爱你。”由过往的苦难培育出的病态的自尊让简·爱不敢面对爱的自由意志。《呼啸山庄》则不同，“它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已经变成与我们人类对峙的力量”，任何此世的关于爱的规则与经验在爱情的伟大力量面前，都那么无力、软弱，“终于是死亡的结局，但由于不死的爱情，你的肉体虽然消灭，你的灵魂却汇入永恒”。无疑，《呼啸山庄》在中国的影响是无法跟《简爱》相比的，这也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中国实用理性精神的牵绊下，爱情一直未能从现实利害的规约下超拔出来，爱情一直未能作为自由意志翱翔于人间的苦难之上，从而成为人类的不死的理想的精魂，把千疮百孔的我们生活的世界“置于永恒的光芒之下”。
汉语中有两个副词可以借用来表达勃朗特姐妹对爱情的不同理解。在夏绿蒂（《简爱》的作者）那里是“既然如此”——既然如此，我的爱便不能违背我的平等原则，我的良心原则，否则，我宁愿不爱；在艾米莉那里是“尽管如此”——尽管如此，然而我爱。我被抛入深渊，我承受着重负，我的爱遭到了凌辱，然而我爱，在困境和悲苦中依然说出对爱的含泪的肯定。
简·爱的爱情表白还让我想到了鲁迅的另一句名言：“贾府的焦大是不会去爱林妹妹的。”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给爱情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重重壁垒。焦大不会去爱林妹妹，所以小二黑就只能去爱同一营垒的小翠，王贵也只能去爱李香香，阶级意志扼杀了爱的自由意志，“阶级站队”变成了对爱的囚困。
保尔沿着革命的康庄大道掉头不顾，可由谁来擦去冬妮亚脸上伤心的泪水？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坐在电视机前重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体验过往岁月的理想主义激情，又有多少人想到了这一层？
爱是难的，难就难在它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难就难在当我们有了一千个理由否定爱的时候，依然要以一千零一个理由说出对爱的含泪的肯定。
对“第二性”问题的若干再认识
——从“朱安现象”说起
？ 雷池月
不是对文学十分关心，或者对鲁迅很感兴趣的人，一般不会知道他原配夫人朱安这个名字。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习惯，根本没有人去触及有关朱安的话题，因而即使是学文学的学生，恐怕也不见得能就这个名字说出个所以然来。最近十几年，鲁迅研究向着立体、纵深的方向扩展，朱安这个人物自然免不了慢慢浮出水面，对相关的历史情节，涉及鲁迅方面的，或表示理解，或稍有微词，或诸多指责，反映虽然不一，但说到朱安的命运，则大概很少人能不为之感到沉重和压抑。对朱安寄予同情，是很自然的事，谁无姐妹？谁愿意让自己的姐妹像朱安一样悲惨地终老一生？大仲马说：“希望和等待是生命的真谛。”可是，对朱安们来说，既没有希望，也无须等待，生命的意义只是苟活，而且这苟活的质量，到后来差到了衣食不继的程度——还有比这更可怜的生存状态么？
一
我说“朱安们”，是因为有着类似朱安命运的女人，千百年来，实在是多不胜数。而且，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到处流传着这类故事，使它竟然成为公众认同的一种生活逻辑（规律）。何以如此？恐怕只有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中才能找到原因。
封建的农耕社会通常具有一种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它在政治权利结构方面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每每上千年一贯始终，各安其位。最典型的是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天皇以下，贵族的地位和权利除了遇到特殊的原因，也始终不变，而平民如果不以军功等原因增补为贵族，那么一代接一代，命运更不会有变化。欧洲的情况差别也不大，比如英国，虽然有王朝的更迭，但那不过是贵族内部统治权的调整，并不带来全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建构。又如十九世纪初才完全解体的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可以由七位一直扩大到最多三十六位，但始终都是日耳曼的封建领主，只是根据势力的变化把圈子划大了一些而已。中国却不然，虽然也有君权天授的说法，但由于历史上宗教观念的淡薄（现实功利的思考绝对压倒彼岸的终极关怀），中国人的“天”历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像其他神权至上的国家不仅有被人格化的造物主，而且造物主在人间还有他自己的代表。在西方，只有拿破仑不需要上帝的代表为他加冕（他亲手把皇冠扣在自己头上），而在中国，任何皇帝都不会接受其他人代表上天来授予他统治的权力。把政权置于神权之上，这当然免去了受制于人的麻烦，但却会造成对权力来源的疑问和藐视，所以，没落的贵族时时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末路的乡民间或会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自励。于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部中国史，记满了无数次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有人把这叫做“洗牌”。“洗牌”有大有小，“打江山、夺天下”是大，“杀人放火受招安”、建军功、应科举等是小，总之机会靠人去把握。处在如此的国情，稍具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无不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或求学，或从军，或投靠显达乡党，或结交无良匪类，目的是一个：希望在未来或大或小的一次“洗牌”中能碰上好运气。这些人的大量出走，在家中便抛下了无数的“糟糠之妻”独守空帷，其中运气特好的，日后或者能讨个皇封诰赠，大多数则都是在长年以泪洗面的艰难窘迫中终老一生。
二十世纪是一个“大洗牌”的时代。由于东西方接轨速度的加快，东方国家（当然包括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任何一个方面都被卷入了一场学习、模仿、改造的大动荡，这一过程提供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洗牌”机会。各色各样的“有志之士”纷纷出动，其规模可谓盛况空前。日本明治时代的风云人物西乡隆盛少年离家出去闯世界时，留给他父母这样一首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诗固然比较粗陋，但却写出了一班急着要去参加“大洗牌”的青少年的一腔豪情，因此，这首诗上世纪初在中国颇有影响，哪怕一个刚刚高小毕业的学生，往往也能背诵如流，而且，其中不少人还应声而起，胆气十足地走向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当然，“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颠沛流离中，内外战争中，死于非命的不知几许，而抓了一手好“牌”做了赢家的，或许也有十之一二吧！
中国过去有早婚的传统习惯，这些走出去的孩子虽然大多不到二十岁的年纪，一般却已奉父母之命取了妻室，但包办的婚姻又兼之相处日少，谈不上什么感情基础，而参与“洗牌”，常常吉凶莫测，因此往往一去便无消息，纵有消息，也是平安家书而已。留在家中的妻子，其命运大致和从1906年到1919年的朱安相去不远，或者有些方面比朱安更加不如：朱安终身都保留着妻子的名分，不像后来的许多人被逼着离了婚；朱安从1919年到1926年的七年时间里，总算和鲁迅共同生活在一起，虽然据说是完全分居，但名义上却仍旧是名正言顺的“大太太”，而且朱安还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