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是潇洒的，边缘人是散淡的。但，潇洒是个什么模样？散淡又是个什么模样？恐怕他也说不清楚，虽然他的心里明白那应该是一副什么模样。
身处这个中秋的夜晚，看着万家团圆的电视，写着这篇我看边缘，我的眼前所浮现的竟是这么一副画面：
高楼上挂着月一轮
高楼下走着一个人
一个人牵着一条狗
一条狗牵着一个人
在高楼的暗影里
时走时停……
这是否有点边缘的味道？难说。但，边缘人在我心目里，较之稀少的中心人，或者很多的正常人，似乎是要敏感一些，多疑一些，孤僻一些，忧郁一些。平时他不引人注目，一旦行动又令人惊诧，显出那么多的自信：激情澎湃，无拘无束，汪洋恣肆。
边缘人之所以边缘，主要还是心在边缘。无论生活如何垂青，不管上天如何关爱，他的眼光总在别处。他喜欢生活在别处。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他的心总飞向别处。这别处对于中心人，或者很多正常人，当然就是边缘了，抑或就像南柯一梦？而这梦对于边缘人，便是他的最中心了。那里有无数的彩蝶翩翩。
一个词语的生长
？ 梅疾愚
一
我一直相信：我热爱的词语最终会长得像我所喜欢的模样。这是一个写散文的人说的，他叫蒋浩，除了一本《恐惧的片断》，我还没有看到他别的作品。
一个人是经常会和某个词语相遇的，并把它小心翼翼地捡拾起来，然后根植于自己的心中。也有一些词语无意间就落进了你的心灵，像一粒被风刮来的蒲公英的种籽。可无论怎样，词语一旦在你的心里落地，你的身体里就会响起轻微的，或是杂乱的脚步声——那是词语在内心里游走和生长的声音。
二
我与“写作”这个词相遇并对它产生敬畏，是在小学三年级，那是因为我读了一本小说叫《战地红缨》，在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这是一本“畅销书”。它让我知道了写作能够讲“好听”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后来我又读过《向阳院的故事》和《新来的小石柱》，都是一个少年和“敌人”斗争的故事（也不知道那些大人都做什么去了，反正都是小孩充当了主角）。当然还读过《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浩然是那个时代中国惟一的作家，在当时，红透了一片天。当年就是通过这些小说，让我感觉到了写作这个词语的“神圣”。后来才知道，在我嗷嗷待哺的时候，他们把一个干瘪的乳房塞进了我的嘴里。
直到现在，我对“文革”前和“文革”中进行写作的作家都极不信任，因为在我还未成年的时候，是他们很“气愤”地告诉我，刘少奇是一个“叛徒、汉奸、工贼”，孔子是一个“克己复礼”的“复辟者”；后来，又是他们“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刘少奇是一个伟人，孔子是一个圣人。我还亲眼看到：在“文革”来临的时候，是他们争先恐后地跪下，痛心疾首地说“我有罪！”可“文革”结束后，又是他们你争我抢地站起来，哭着喊着说“我要控诉！”他们欺骗了我，同时也让我看到了人性中最卑劣、最肮脏、最丑陋的东西。
可以想象，“写作”这个词最初扎根在我心里的时候，它长出来的是一些基因变态了的、不沐浴阳光也不通过光合作用就疯长的怪异植物，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们刈除掉，但它们的根须已经扎在我的生命里，还随时可能抽芽、疯长，我可能一生都会为此耗费精力，以防它在我生命里蔓延。想到这些真的很可怕，它成了我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也许不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一代人的不幸。
三
在读大学中文系时，为了刈除那些怪异的植物，也为了“写作”这个神圣的词语真正得到生长，我虔诚做了几十本课堂笔记，但是我却一直听不到自己内心里的声音。大学中文系的课堂更像是生物系的试验室，对文学作品像对动物一样先分出科目，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还有什么相结合等等，然后再做技术分析，如主题思想、写作特点等等，不同的是，生物试验室重视“数据”，而中文系课堂在乎“学问”，而“学问”不过是“从书本抖落进空荡荡的头骨里的灰尘”（美国作家安·比尔斯语）。所以，中文系很少出作家，只出那些所谓的文学评论家，可那些评论家面对有血有肉的具体作品也都只会用“学问”说话，却从来不会用心灵说话。他们逐渐地忘记了常识：没有经过人的心灵所说出的话，还能算是人话么？文学与心灵被隔离了，“写作”这粒种籽也同样会在人的心里长出一堆比塑料花还虚假的东西。
四
直到遇到俄罗斯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我才听到了“写作”这个词在我内心里生长的声音。在我的身体里，有时甚至会响起惊涛拍岸般的轰鸣。
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上一个世纪最优秀的女诗人，但对她的诗，我宁愿承认我没有能力做出评价。我不喜欢做那种自以为是、盖棺论定的事。正如布罗茨基在谈到阿赫玛托娃时所说：“没有一个生命是为一篇讣告而活着。”一个人用生命所写的诗，只有你也同样用生命去读，才能真正懂得那些诗的意味。
是阿赫玛托娃的生命让我颤栗。
1935年，已有二十五年诗龄的阿赫玛托娃遭遇了前苏联的大清洗，在此之前，她的第一任丈夫、著名诗人尼·古米廖夫已经被当局处死，她的生命已经经历过了一次苦难和恐惧，她也知道了一场消灭精神和肉体的运动将是多么残忍。可让她猝不及防的是，大清洗的血腥很快就弥漫进了她的生命，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和她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家尼古拉·普宁几乎同时被捕，普宁不久就死于狱中。一个诗人的生命再一次遭到摧残，上帝和苏联当局合谋在剥夺她写作的权利。
她还在写诗！诗已经成为她活下去的一种需要。布罗茨基说：“她继续写作，是因为诗歌吸收了死亡，是因为她因自己的幸存而感到内疚。”她必须用诗来完成精神上的代谢，像我们必须要用氧气活着一样。但是她的生命里再也不能绽放出爱情诗的花朵，尽管她的爱情诗曾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一件大事”（著名学者、诗人伊凡诺夫语），恐怖和与恐怖的对抗，使她的生命里生长出一首首悼亡诗，她的诗和生命一样，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
这是一个猥亵的、寡廉鲜耻的时代：
圣诞节被篝火烤得暖融融，
轿式马车从桥上赶下来，
整个送葬的城市
没有任何目的地地
顺着涅瓦河或逆着它浮动——
只是要躲开自己的坟墓。
她已经被明令不能再写诗，更谈不上能发表。而且这样的诗一旦被发现，不仅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她在狱中的儿子也会马上被处死。因为她亲眼看到，有人因为一张写有几行诗的小纸片而永远失踪。因此，她不能把这些诗笔录下来或打印出来，它们只能由她和其他几个人记在脑中，她已经不能信任自己一个人的记忆。每过一段时间，她便同某一个人会面，请他或她帮助记住某一段，这就是她这些诗的仓储方式，也是惟一的“发表”方式。
有人也许永远也不会理解，在那么一个血腥的年代，还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方式，冒着生命的危险写这样的诗呢？只有阿赫玛托娃自己知道，这些诗是她生命里长出来的，她也无法控制它们的生长，除非她把自己的肉体消灭掉——像那些政客所期待的那样。
现在也不断有人说，写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我知道，那大多是谎言，他们不过是一些精神撒娇者。只有在阿赫玛托娃身上，我才真正看到写作和一个人生命连筋带血的联系。
五
后来，我又读到福克纳。
福克纳再一次让我听到了“写作”这个词在生命里生长的声音，而且他也让我看到：写作不仅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质量。
年轻的福克纳是一个虚荣至极的“南方蛮子”，他曾想当一个空军去欧洲参加战争，可人家嫌他“矮小、羸弱”，拒绝了他。最后，他不得不编了一个英国身份，操着现学的英国口音，才勉强混进英国皇家空军。不幸的是，他在加拿大多伦多航空学院学习了五个多月飞行原理之后，还没有摸到飞机的操纵杆，战争就结束了。可他回到家后，不断地和朋友吹嘘自己曾到过欧洲，在法国的领空与敌军作战，受了伤，立了功，他还经常敲着自己的脑袋说：“看！弹片还在这里没取出来。”他还酗酒，靠酒精麻醉他那成为“英雄”的梦想。后来，他在大学里谋得了一个邮政员的职位，可他懒散，经常把信弄丢，并且工作时间就关门，带一些女人出去玩，在邮局想开除他的时候，他自己知趣地先跑掉了。这时，连他父母都对他失望了，以为他的一生就会这样混下去。
可就在这时，早已埋在心里的“写作”的种籽开始抽芽了，“他把什么都忘了，只是忙于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美国传记作家戴维·明特语）。写作，改变了他，也拯救了他。
1950年11月10日，当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纽约时，整个美国都轰动了，可他只说了一句，这“是莫大的光荣，我很感激，不过，我宁可留在家里”。他竟然不想去领奖，因为他认为除了小说，其他的已经与自己无关了。在家人、朋友和国务院特使的请求一概无效时，后来是女儿吉尔出面，要求他带自己去欧洲旅游，作为她结束高中学业的毕业礼物，他才勉强答应了这次欧洲之行，顺便领回了让全世界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
写作使福克纳由一个虚荣而懒散的人，一步步地成为文学大师；写作也升华了他的生命，使他成为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大写的人。
六
是阿赫玛托娃和福克纳让我和“写作”这个词语真正地相遇，并把它植于自己内心的深处，也是他们和其他真正伟大的作家，使“写作”这个词语在我的内心和身体里长出了人格和尊严——它终于长成了我所喜欢的模样。
一种风流吾最爱
？ 林 谷
周作人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一向怀有特殊的眷爱，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为其收藏的一块南齐古砖（砖砚）写过一篇题记：《题永明三年砖拓本》，其中有一段话颇值玩味：“大沼枕山句曰，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此意余甚喜之，古人不可见，尚得见此古物，亦大幸矣。”（见《夜读抄·苦茶庵小文》）六十年代，他在《知堂回想录》里又重复提到这两句话，足见他对此意一往情深的程度。
魏晋六朝的文学艺术的确是无比辉煌和美丽的，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陶渊明的诗，六朝的文章，北魏的佛雕……沉积厚重的历史帷幕永远掩盖不了它的光辉，而且哺育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文学艺术家，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就是我们要说的周作人。但是，我们通览周作人全部著作，却未发现他写过一篇像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的对魏晋文学研究具有开山意义的宏文巨作，他的有关魏晋六朝文学的议论显得有些零碎不成系统，但恰如太阳底下的树荫里，虽然只见光点斑斑，却往往给人一种特殊的亮感，周作人的这些只言片语，也更能使我们看出他对魏晋六朝文学的独特感悟和理解。据我粗略统计，他在历年文章中谈到魏晋六朝文学大约有八九处之多，这是颇不寻常的。
周作人较多地谈魏晋六朝文学大概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时他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开过“六朝散文”的课。1932年2月至4月间，他应沈兼士之约，在辅仁大学作了八次学术讲演，这就是后来整理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里，周作人旗帜鲜明地亮出他的文学史观。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学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他认为中国文学从来就存在着言志与载道两大流派，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由这两种对立的流派相互交替构成的。在他自绘的一幅图表上，清楚地标明位于线上的晚周、魏晋、六朝、五代、元、明末、民国都是言志派，而位于线下的两汉、唐、两宋、明、清则是载道派。那么言志文学和载道文学的兴衰起落与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周作人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断。他指出，文学的兴衰总是和政治状况的好坏相背反的，即，凡是政治统治比较稳固、思想控制比较严的时期，文学就往往缺乏生气，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与此相反，每当政治统治比较薄弱、思想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即周作人所谓的王纲解纽的时代），却会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他说春秋战国就是言志文学第一次兴起的时期，而第二次就是大放异彩的魏晋六朝了。对这一次言志文学的兴起周作人是这样评述的：“魏时三国鼎立，晋代也只有很少年岁的统一局面，因而这时候的文学又重新得到解放，所出的书籍都比较有趣一些。”这一时期的好作品有哪些呢？他列举了《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及后来清人编的《六朝文絜》。特别是《颜氏家训》，他更是赞赏备致。他说：“《颜氏家训》本不是文学书，其中的文章却写得很好，尤其是颜之推的思想，其明达不但为两汉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现代，也绝不算落伍的人物，对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没有一点固执之处。”
四十年代是周作人一生的非常时期，他身上原有的那层为许多人倾倒的光彩消失了。但是，他毕竟是个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文化人，在总署衙门里他是周督办，回到八道湾他仍然是个埋首读书、著述的苦雨斋主人。1944年7月（距周作人丢官下台刚刚一年），周作人又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大文章《我的杂学》。在这篇专门介绍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