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又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大文章《我的杂学》。在这篇专门介绍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渊源的文章里，他回顾了自己从童年开始的读书生涯，说他是经过自己的揣摩才确定了一条读书准则的，那就是，凡是所谓正宗正统的，有道学家气和八股气的文章，他都不喜欢。他说近日曾拿出《古文观止》来看，“明显的感觉唐以后文之不行”，只有读了前六卷的周秦文以及汉文，才觉得“总是华实兼具，态度也安详沉着，没有那种奔竞躁进气”。在谈到他所喜爱的作品时，又一如既往地提到了陶渊明的诗、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以及《六朝文絜》里那些“质雅可诵”的散文。周作人郑重地告诉人们，他之所以提出唐以前这些著作，只是表明个人的一种偏好，那就是“大抵于文字之外看重所表现的气象与性情，自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后，便没有这种文字”。
1944年11月他又写了一篇很有趣的小品文《萤火》，对文中所讲的那段读书体会恐怕不少人会有同感。他说，他读书往往是看久了会产生厌倦，一是感到单调，千年前后的人所说的话没有多大的不同，第二个感觉就是气闷，因为有时候会感到后人似乎比前人还要糊涂一点。于是他得到一个结论是：“从前看过的书，后来还想拿出来看，大概只有《诗经》（其中也以《国风》为主）、《陶渊明集》和《颜氏家训》而已。”
1945年1月（此时距周作人12月6日因汉奸罪被捕还有十个月多），周作人写了一篇对了解他晚期文学思想颇为重要的文章《文学史的教训》。周作人在这篇文章里，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古希腊文学的异同与得失。他说，中国散文本来起始得很早，也产生过像《庄子》、《史记》、《左传》及《汉书》等等可与古希腊文学比美的好作品，但是由于中国的作者一向态度老成，又常受到统治思想的约束，文人们纷纷向宫廷一边靠去，因此，尽管后来的文章也很发达，但使人看了觉得喜欢的实在不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僵化的正统思想将文学的新生命扼杀了，周作人认为这是很值得警惕的教训。那么，以后中国文学就没有一点好的么？那也不是。周作人指出：“汉魏六朝的文字我所喜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虽然也可以绮丽优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释老，虽然不必归心哪一宗，如陶渊明、颜之推等都是好的。”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作人对魏晋六朝文学及其代表人物这样推崇和钟情，其原因何在呢？我觉得这原因大概要从思想和审美趣味两方面去找，而主导原因则在思想。我国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讲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对探讨周作人思想方面的原因颇有启发。他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感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的（见《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先生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魏晋时代政治是混乱和黑暗的，因此社会上充满痛苦，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文人；二是魏晋以来儒教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人们（主要是士大夫和艺人）的精神世界获得了大自由、大解放，从而促进了一个伟大文艺时代的到来。作为现代中国自由派文学最大代表的周作人，正是从这个既充满黑暗痛苦，又充满自由气息的时代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他的思想、个性以及风度的形成统统与魏晋六朝文学的熏陶和滋养分不开。他常爱说他自己像明末人，我看，从他的某些思想气质来考察，说他也有点像魏晋人，不也是可以的么？
除了思想上的趋同之外，艺术趣味的相通，也是周作人亲近魏晋六朝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界有种现象每每让人叹为神奇，当我们爬山越岭时，有时会惊喜地发现在岩石的缝隙里居然钻出一棵青翠的小树或是一丛烂漫的山花来，它们虽然长得曲曲弯弯，貌似纤弱，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并以其少见的冷艳之美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觉得用这种自然现象来比喻魏晋六朝文学倒是十分贴切的。众所周知，魏晋时代政治环境极其恐怖，文人动辄得咎，命如薄纸，不少有才华、敢直言的文人都惨遭杀害，孔融、嵇康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文人不得不采取回避政治的态度，玄读老庄，纵情山水，日夜以饮酒、服药（五石散）来麻醉自己，其实他们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于是赋诗作文便用一种隐蔽的手法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和悲愤，作品从而有了一种感人至深的凄冷之美，阮籍的《咏怀诗》是这样，陶渊明的许多诗文更是这样。陶渊明在五十七岁时写过一首诗《述酒》，词意非常隐晦，题目是谈酒，却无一字涉及酒，讲的尽是些鸟鸣秋草、旧朝烟云，全然不着现实，但骨子里却是直指当道，对刘裕篡晋谋杀零陵王（即为刘裕所废的末代皇帝晋恭帝）的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述酒》就是谈当时政治的，“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由此看来，既不敢面对现实，又不能忘怀于现实，隐密曲折地表达他们的忧伤和愤懑，便成了魏晋文学的一个十分动人的艺术特色。周作人从五四落潮，特别是1927年白色恐怖弥漫全国以后，他的散文也开始进入低迷状态，许多作品为一种平和静穆、委婉低回、苦闷淡出的气氛所笼罩，十分明显，周作人散文的这一基本特色正是与魏晋文学一脉相承的。不过令人惋惜的是，魏晋文学的一个重要遗产——文人风骨，周作人却学得并不太好。例如，他一生仰慕陶渊明，并且也曾当过一阵子的“隐逸”文人，却又不能贯彻始终，在一个最该隐退的时期，却偏偏要“老而为吏”，最终落了个可悲的下场。正如鲁迅早就指出的：“他（指陶渊明）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更多地关注一下颜之推，因为这位南北朝的大人物从思想到文章给予周作人的影响实在不容忽视。这位颜公的经历颇不简单。他生活在战争不断、易代频繁的南北朝后期，最早在梁朝为官，梁亡后，先后到了北齐和北周，最后死于隋。他的《颜氏家训》就完稿于入隋之后。
周作人对颜之推和《颜氏家训》可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收在《夜读抄》里的一篇读书记《颜氏家训》集中反映了他的观点，激赏之情跃然纸上。周作人开篇第一句就是：“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颜之推的文章的确写得漂亮，《颜氏家训》一反常规，全书几乎全用散体写出，其间偶以骈句点缀，文字显得十分活泼质朴，内容既有明达训见，又多人情世态，给当时形式主义泛滥、以浮艳空谈为美的文坛带来一股清风。从周作人散文的平和冲淡、雍容大度和理性通达等等特色上，都不难看出他对颜氏文字意境的追求。但是，周作人欣赏颜之推的绝不单纯是词章文字，他从颜之推身上承受的东西要比这些深刻得多，这正是周作人上面那段话的要害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观其书（指《颜氏家训》）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周作人在引述了这段话后说：“所谓世故人情也还说得对，因为这书好处大半就在这里。”他接着指出，大家都知道六朝是个乱世，颜之推由梁入北齐，再入北周，正如《观我生赋》所自道：“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随后，周作人一段最要紧的话脱口而出：颜之推“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检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这些话说得实在透彻不过，为我们透视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后期的）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周作人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动荡时代，他为了避祸求安，从反帝反封建的战斗行列分离出来，一头扎进安谧清冷的苦雨斋读书写作，他那寂寞苦涩的心境正好从颜之推的思想和人生感受中找到安慰和寄托，而颜之推身处乱世的经验，更为他顺时应变、出仕伪朝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活脱脱的榜样。当他不顾一切迈出这一步，受到来自左翼阵营和爱国传统观念的谴责和批判时，也正是从颜之推那里得到抵御这一切压力的精神力量的。陈思和先生曾就周作人附逆问题提出一个新见解，即：“思想上的超越气节与性格上的实利主义，我觉得是周作人下水的重要原因构成”，“否定礼教与气节，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特征”（见《关于周作人的传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颜之推三亡其国，四朝为官，支撑他的不正是这种超越气节的功利主义么？看来，周作人学陶渊明不像，但从这位颜公身上却学到不少东西，于是一条很长很长、若明若暗的线把颜之推和周作人联系到一起，这是旷世的感应，也是历史的必然，是无可奈何的。
“走出黑暗时代”的第一场大戏
——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
？ 赵 维
1968年1月9日，坐了八年政治冷板凳的尼克松在他五十五岁生日晚会上宣布，他已决定参加总统竞选。
竞选机器尚未运转，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总管霍尔德曼在一份备忘录中说：“对于政治竞选活动来说，就其竞选技术和战略而言，走出黑暗时代，进入人们肉眼之外可以看到的新的华丽世界的时刻已经到来。”〔1〕理论，顶着那颗聪明的脑袋又一次跚跚来迟。实际上，“走出黑暗时代”在八年前就开始了，尼克松就是第一场大戏的主角之一。
生动的剧情
电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作为新的传播媒介出现在美国。1939年4月30日晚，富兰克林·罗斯福向全国约一千名拥有电视机的观众发表电视演说，这是电视进入美国政治生活的开端。但是，二战期间电视进入家庭的速度放缓，这决定了它作为大众传媒的“妾身未明”。1951年，美国有了一百五十万台电视，第二年猛增了十倍，但是人们从电视上看到的“新的华丽世界”也只限于肥皂剧。电视的身份还是“娱乐媒介”。电视为传统新闻媒介——广播、报刊所不齿，认为它只能转播街头“踢蹋舞”，电视传播新闻尤其是政治新闻，在那个时代听起来好像是笑谈。电视的时来运转，染指于政治新闻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闻秘书哈格蒂。虽然当过《纽约时报》的政治记者，但哈格蒂却和美国新闻界的大多数人不一样，对电视进入新闻领域有一颗平常心。在竞选期间，他曾替艾森豪威尔策划一场电视演讲，结果艾森豪威尔被大雨淋成落汤鸡，效果不佳。1954年，电视网找到哈格蒂，谦卑得如同今天上门推销办公品的小贩，说能不能让他们也出席采访总统的记者招待会。开明的哈格蒂尽管上次受挫，还是决定试一试，不过这次他谨慎了。他自己扮演总统，由电视记者扮演白宫其他记者，进行了一次彩排。艾森豪威尔审查了彩排的录像样片，很满意，于是决定再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允许电视记者采访。这一决定使文字记者暴跳如雷，美国几大通讯社和大报都提出抗议，说哈格蒂把神圣的总统记者招待会变成了一场杂耍。艾森豪威尔的前任杜鲁门曾指着总统办公室对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尼克松说：“这里上演的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大戏，可记者们不用买票就看到了。”〔2〕电视记者进入白宫，也使全国千百万观众不用买票，就看到大戏了。
研究美国总统竞选的学者西奥多·怀特说：“电视是政治进程，电视是政治的比赛场地。”〔3〕这就是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进行公开电视辩论之前，电视作为一种新兴传媒介入美国政治生活的程度。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政治大戏，但在1960年以前都是“巡回演出”，总统竞选人面对的是广场上的公众，是会场里的群众。1960年9月26日，在芝加哥，美国历史上总统竞选辩论第一次置于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前，走进千家万户的客厅，打破了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纲领和表演风采需要文字记者转述，然后受众再将媒介提供的抽象的信息符号转译成形象符号的接受模式。电视在传统的受众中分化出了一个新的族类——观众。观众与“读者”和“听众”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得到的是形象性信息，竞选者的一切都真实可睹。
那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台工作室，有人问尼克松要不要化一下妆。尼克松说不用。这是政治公众人物“走出黑暗时代”遇到的第一个新问题，接受传统媒体采访，哪里会有化妆一说？但电视这个怪物要求的是“上镜”，尼克松过一会儿就领教了这个“上镜”的厉害。肯尼迪也说不需要化妆。这两个竞选人都怕第二天的报纸出现“尼克松化妆”而“肯尼迪拒绝化妆”这样的标题，对自己的公众形象产生影响。本来美国人认为总统竞选就是政治做秀，化妆会更增加人们的这种看法。
但是，比尼克松小四岁的肯尼迪精力充沛，经常在海滩进行日光浴，皮肤“总是奇迹般地接受阳光的照射”。白种人喜欢日光浴，阳光照射后的棕色是他们最喜爱的肤色，而且这种肤色最上镜，在画面上饱满而光亮。没有电视化妆经验的人大概很难知道这一点。不过，当尼克松的电视顾问罗杰斯听到肯尼迪正在用一种“男用棕色膏”做日常护肤时，马上意识到不化妆不行，他赶紧安排了一名助手给尼克松化妆。但没有其他化妆品，只好用刮脸软膏对付。用这种软膏会有出汗的危险，但不化妆，罗杰斯知道，尼克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