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美国人认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只是在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分寸和尺度把握上存在分歧，即是优先促进个人主义还是优先推动政治和社会平等上的分歧，以及在分寸上和手段上的区别。他们实行的并不是放任不管的自由企业制度，而是半调控或混合型的自由企业制度，把资本主义与修正了的福利国家结合在一起。它赋予每个人几乎公平的机会，这对于自由政府的生存是必需的。尽管他们有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政府规章条例，诸如反托拉斯法、职业安全条例、环境标准、最低工资标准等。但他们知道，可以向往政治平等，但那是一种不可能彻底实现的理想，这类矛盾将长期伴随着他们的政治生活。他们的现实政治始终以民主和妥协的方式达成某种谅解，解决冲突，而这是必要的妥协。需要说明一点的是，美国之所以能实现一种妥协的政治，在于他们拥有完善的限权、分权和制衡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情。
可以这样说，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保守派以个人主义和竞争为特征的价值观念，更适合管理社会、保障个人自由；而自由派主张实际上是对保守派主张的一种修正或调节，是探索进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但我们绝不能忽视保守派的基本顾虑，虽然自由派主张发挥政府作用，追求的政治与社会的平等价值观，从保障个人自由这个目的上讲，与保守派的目标是相一致的。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对立源于保守派对人性的顾虑，或者说源于保守派对由人控制的政府可能摧毁自由主义制度的顾虑。如阿克顿所警告的，“就因这个微小的漏洞，每个人的自由都迟早会消失”。
注释：
〔1〕旨在克服过去对少数民族和妇女歧视造成的影响而采取的补助行动。最早涉及就业问题，现已扩大到上大学、签订合同和其他领域。
俄国知识阶层谈
？ 朱建刚
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期。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俄国思想界开始对知识阶层及其历史作用进行反思。1909年推出的《路标》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对其政治倾向争执不一，但其历史意义却是不容置疑的。此后，俄国学者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和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分别推出了《俄国知识阶层史》（1906～1911）和《俄国社会思想史》（1911年）。前者事实上是一本文学论著。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作为俄国文学批评中文化学派的代表，侧重考察社会变动和各种社会心理类型更替的过程。在开篇之初，作者就指出，由于俄国思想界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贫乏而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种“恰达耶夫情绪”，该书任务就是分析这一情绪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其复兴、在各时期的激化以及最终的消失。后者则在分析“何为知识阶层”之后，提出市侩习气和个人主义是俄国知识阶层史的主要内容，知识阶层反对前者而捍卫后者，由此构成了百年俄国思想史。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时期，当局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极少提及知识分子话题。勃列日涅夫甚至声称苏联已经不存在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苏联解体前后，知识分子作为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再一次受到关注，出版了大量论文专著，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出版的许多经典论著如《路标》、《来自深处》等也多次再版，在俄国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在西方，随着二战后苏联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西方对俄国问题、俄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也随之加强。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柏林以其《俄国思想家》一书享誉斯拉夫研究界。此书重点关注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俄国知识分子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揭示出诸如别林斯基、赫尔岑等知识分子代表在探索俄国解放之路中的种种困惑及痛苦，基本上突破了西方以夏皮罗等人为首的苏俄思想史研究框架，在西方斯拉夫学研究方面具有拨乱反正之功。爱德华·希尔斯的学生、芝加哥大学的纳希尔尼（Vladimir
C。Nahirny）在他的毕业论文《俄国知识阶层：从痛苦到沉寂》（1983年出同名专著）一文中则紧紧抓住“意识形态化”这根线，详细论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阶层自诞生到衰落的过程，其副标题“从痛苦到沉寂”也很生动地揭示出知识阶层的荣辱兴衰。随着苏联解体，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与命运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无论在俄国还是西方以及中国，都日益成为一个谈论或研究的热点。
（一）
列宁在《纪念赫尔岑》（1912年）一文中把十九世纪俄国革命主导力量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贵族地主、平民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虽然从概念上说，知识阶层并不等于革命主力，但在整个十九世纪主要的革命动力无疑是知识阶层，因此列宁的阶段划分值得借鉴。如果说普希金等人作为俄国知识分子雏形的话，那么纵观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虽然有研究者认为知识阶层出现于彼得改革之后，即以拉季舍夫为代表。但笔者以为，普希金之前所谓的“知识分子”只是一些受过西化教育的贵族子弟，尚未完全摆脱宫廷的控制（如拉季舍夫、茹科夫斯基都曾是宫中侍臣），与其称为“知识分子”，不如称为“文化人”更为合适。作为改革后社会分化而出现的文化精英，他们虽然读着狄德罗、伏尔泰等人关于自由、民权之类的著作，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摆脱不了原有的奴性心理。很多人不仅在实际生活中离不开宫廷的扶持，甚至在心理上也是以“沙皇仆人”自居。如冯维津就曾哀求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所有的作家都授予官职，“以使我们在徒然为俄国的缪斯服务之际，能为陛下效忠终身”。杰尔查文时刻不忘提醒自己及他人，他是“女皇陛下的私人作者”〔1〕。受“开明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影响，他们有机会接受西欧的先进思想，尤以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启蒙哲学为最。但这种对国外新思想的探讨和文学创作，在他们看来只是接近宫廷、捞取一官半职的终南捷径，或者在贵族沙龙里招摇过市的手段，与表达人民痛苦、传达民众心声相去甚远。他们对各种启蒙思想的接受往往流于抽象的概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们盲目自大的精英意识。沉醉于歌功颂德中的文化精英们极少有人想到去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人民苦难，更遑论做到与沙皇政府势不两立，而这些恰恰是构成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要素。他们与后来知识分子的相似之处，更多的在于他们所受的西式教育，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中间地位，即居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但知识阶层必备的批判立场和独立精神的缺乏，构成了他们与后来者的根本区别。偶有犯上者如拉季舍夫之辈，其独立性格亦如火花突闪，不成其为固定之个性，更遑论有薪火相继之人。正如纳希尔尼在《俄国知识阶层》一书里所说的：“这样的批评家作为个别不满之声很容易被逮捕，如对诺维科夫和拉季舍夫，或威胁，如对卡普尼斯特和冯维津，或简单地拒绝授予官职或荣誉而予以消灭。他们太过于依赖朝廷显贵的恩泽了，他们总与后者共享其不定的好运，他们太过于软弱，没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理想。除极少数例外，如知名的卡普尼斯特和拉季舍夫，其余人都表现出一种恭顺仆人的特点，深陷于国家体制之中，并意识到自己完全属于他们。”〔2〕一言以蔽之，这批人更多地强调其精英意识，强调与民众之异，与上层之同，他们属于这个体制之内，要求的也是在这个体制内的改革以求更好地维持这一体制的运行。他们不曾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沙皇专制并与之决裂。人民在他们看来是陌生的，是一个极为疏远的群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米·波克罗夫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拉季舍夫根本没有想到人民……”〔3〕
1812年卫国战争对于俄国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不仅促进了俄国思想界的繁荣，而且推动了以普希金为首的俄国民族文学的兴起。之所以把普希金等人看做知识阶层之原型，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已经能看见后来构成俄国知识阶层的某些特性：譬如对现状的不满、对人民的同情。但也应承认，作为最早的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在很多方面尚不成熟。就政治层面而言，他们对专制的认识是肤浅的，缺乏一种深层次的思考。以普希金为例，他之所以对现实不满，不是因为看到了专制对俄国历史发展的阻碍，看到了人民在专制下的苦难，而是因为专制妨碍了他出版作品的自由，限制了他作为一个享受生活乐趣的人的自由。这种表面性的不满反映到文学中，就使作品中的讽刺批评不仅是“偶然出现的”，而且“粗略而草率”，缺乏一种批判的力度。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到这一点时指出：“不管《奥涅金》中的讽刺闪光，不管《智慧的痛苦》中的辉煌的抨击，批判的因素在果戈理之前，在我们文学中，还是只起次要的作用。”〔4〕人民的概念在他而言是模糊的、抽象的。终其一生，除了那个善于讲故事的奶妈之外，普希金似乎没有和其他下层人打过交道。高尔基说：“他是一个贵族，有着以旧家世族自豪的贵族阶级之偏见。”〔5〕他笔下的阿乐哥、奥涅金等人物无不先混迹于上层社会沙龙，上流社会的无聊令其厌烦，继而想到乡村寻找新刺激，在他们看来，乡村只是他们另一个取乐的舞台。正如冈察洛夫评论的：“他们一方面鄙视生活的空虚，鄙视无聊的贵族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向它屈服，既不愿与之抗争，也不愿与之决裂。”〔6〕这同样是作家本人的真实写照。徘徊于专制和个人自由之间，却很少想到现实中的人民，这是普希金的悲哀，也是早期知识分子的某种缺陷。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之交的文化精英注重对法国启蒙哲学的吸收借鉴，并常以此为茶余饭后之谈资，缺乏深入研究。而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知识分子在对国外哲学的吸收与借鉴上则有所突破。首先他们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黑格尔哲学在俄国大行其道之时，文人如别林斯基者皆沉湎于此，别林斯基甚至为此还陷入了“与现实妥协”的精神危机时期。其次，他们对外来思想不再单纯地接受，而是加以批判地认识，并试图将之改造成改变俄国现实的思想武器。譬如，俄国知识界对于黑格尔的接受大致有两种倾向。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步”〔7〕，人类将在不断进步之中达到终极目的。对此，激进派认为需要经过革命来达到，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保守者则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下无为而治或稍加改良也能实现这种“世界精神”。另外还有极少数人如晚年的赫尔岑、屠格涅夫等则对这种终极目标表示怀疑。正是在这种对西方思想的不断认识和挑战之中，出现了别林斯基等一些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人物，从而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俄国知识阶层。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独立性还不止于此。与前人相比，别林斯基们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虽不无窘迫之时，但大多能以著文或家庭遗产为生，而不必依赖国家俸禄和权贵赏赐。别林斯基等人出身大多为平民，家庭的苦难和自食其力的艰辛，使其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下层劳动人民，思想探索上也更为激进大胆。相对于那些出身底层的年轻人来说，别林斯基较之普希金等人显然更容易接近。平民知识分子作家费·米·列谢特尼科夫曾很生动对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差别做了比较：“莱蒙托夫和普希金是山珍海味，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却是精神上的成长所必不可少的食粮……”〔8〕莫斯科大学在十九世纪初的繁荣也为思想自由大开方便之门，培育出大批思想独立、个性迥异的新青年。出身贵胄之家者如赫尔岑、奥加廖夫等人亦因身处此种相对宽松之环境而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之影响，最终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枪声之后确立推翻专制、救民于水火的终身使命。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渗透下，俄国知识分子以批判的姿态看待现行沙皇体制，而不必一味地歌功颂德，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声音。别林斯基、赫尔岑由于各自经历不同，见解迥异，虽为终身挚友，但彼此对于推翻专制的态度却无疑暗示着以后知识分子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分野。可以大致地说，别林斯基之前（甚至之后）的一些文人还是停留在贵族沙龙里，侧重于文化启蒙，自由平等对其中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种美好的理想。尽管他们激烈地抨击农奴制，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9〕。而像别林斯基这些四十年代人则已经把眼光投到下层人民的痛苦境遇上，并着手以西欧的各种理论来解决俄国的实际问题。虽然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奋斗的途径，无所成就，但他们不断反思、不断探索的精神仍然可歌可泣，充分体现了知识阶层的对真理、对民众的无限热爱之心。文学作品中罗亭与奥涅金、毕巧林之根本分别就在于这里。这是知识阶层自身的成熟，也是文学塑造人物的发展。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可以被视为知识阶层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1855年俄国与英、法、土三国之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在历经多时的坚持后终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失陷而告失败。举国震惊，尼古拉一世为此焦虑不堪，于三月份去世（民间有传言说是服毒自杀）。尼古拉一世是一位以精神压迫而著称的专制君主，被别尔嘉耶夫称之为“普鲁士警察的典型”。他的死对于俄国各阶层而言显然是一次精神上的解放。克鲁泡特金回忆说：“在圣彼得堡知识阶级的人居然在街中拥抱，互相传达这个消息。每个人都觉得战争快要终止了，在‘暴君’治下盛行的可怕的情形也快要消灭了。”〔10〕远在伦敦的赫尔岑在《关于北极星的发行声明》中说道：“《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