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少，但至少自从希腊化时期，她已被很好地认识了。她代表着宝石、香料、丝绸和一个特殊的世界，*旅行者苏里曼（Suleyman）、阿布·扎义德（Abu Zayd）、伊本·科德布（Ibn Kordadbeh）、马苏迪（Mas’udi）在14世纪前已经访问和描述过。如同马可·波罗所见证的，通过这些人，欧洲确实了解了一些情况，甚至像季风或绿洲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基本信息。基督教世界没有渗透这么远；圣路易派到可汗那儿去的方济各会的修士在蒙古平原中部遇到了一些“巴黎人”和“马赛人”，这些人属于边缘未被同化者，就像在中国的小聂斯托里（Nestorian）教徒区一样，本身是东方人。在北京、广州和印度，马可波罗只见到*人和一些犹太人。再者，当他1295年返回威尼斯口述他的*时，没有人相信他。因而，亚洲仍保留一种消失的伊甸园的形象，那里可能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传说中的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中古东方国王兼祭司）统治，基督教世界希望亚洲成为从背后进攻*的同盟。人们知道到达那里的道路：从小亚细亚或地中海东部诸国出发走商旅队之路；从霍尔木兹海峡（Ormuz）或亚丁（Aden）走海路。到13世纪末，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穆斯林关卡提高了欧洲宫庭喜爱的所有产品的价格，要摆脱关卡的筘制，就必须到亚洲去。非洲是另外一种情形。汉诺（Hanno）周航记及其它古老的叙述只存在于记忆中。她是一片有黄金和奴隶的土地，但基督教王国长期以来满足于柏柏尔人、埃及人，以及马格里布与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所供应的黄金，与非洲没多少联系。显然，他们是在埃塞俄比亚寻找祭司王约翰，跟踪流传在尼罗河或圣地的关于莫桑比克、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王国以及津巴布韦、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的神秘的传说。但是渗透到穆斯林世界的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将巴马科（Bambuk）和塞内加尔，甚至埃及苏丹的科普特（Coptic）领导者们与地中海隔开，似乎完全是一种假设。就连安茹的查理都没有考虑它。
所以直到１４世纪初，地理上的好奇之心还不活跃，具体的优势也不太明显，还不足以摧毁这些独立世界的隔绝状态。但我们不应忘记亚洲的吸引力和神秘的非洲是怎样影响基督徒的潜意识的。
拯救野蛮人？
book。sina 2010年03月29日09：50 新浪读书
可以采用另一种视角。伊本· 巴图塔（Ibn Battuta）的作品在欧洲为人所知吗？1325年到1354年间不知疲倦的朝圣客穿过和描述过所有这些国家吗？是他们启发了曼德维尔的约翰（John of Mandeville，死于1372年，14世纪英国作家，著有《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内容多取材于百科全书及他人的游记，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无从确证）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吗？这个约翰没有离开过巴黎，却把亚洲描述得那么详尽，以致直到这个世纪的中期，人们仍然相信他所讲的。总之，欧洲认为这些世界充满未被救赎的灵魂。卡拉科茹姆（Karakorum，古代蒙古帝国旧都）的聂斯托里教士们，接着是像1287年来到欧洲的拉班·索玛（Rabban ？auma ）那样的东方教士，鼓励传教阶层怜悯这些灵魂。使这些异教徒皈依是传教士的责任，至少要援助东方的基督教徒。加泰罗尼亚人拉蒙·吕尔（Ramon Llull）的伟大计划就是以传教代替十字军东征。这类尝试被组织过：1291年，被留下来挑战婆罗门和蒙特卡维诺的约翰（John Montecorvino）的方济各教士——波代诺内的奥多瑞科（Odorico of Pordenone）被任命为“北京大主教”。由于“蒙古和平”，教士们直至1320年或1325年，都能够旅行到远东。他们对非洲兴趣不大：圣弗兰西斯第一个考虑这个大陆，1219年派了两个发誓献身的男修道士到马格里布。大约在1220年，一个由名叫佩德罗（Pedro）的葡萄牙人率领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在马拉喀什被逮捕，但他们可能不是去改变人的宗教信仰的。
1340年至1355年之后，通往亚洲的道路被关闭，传教工作突然结束。乌克兰的蒙古人逮捕了传教士；明朝中国紧握宗教权力；*教在德里取胜。1402年，西班牙人克拉维乔（Cl*ijo）设法到了打败了土耳其人的帖木尔那里，想弄清帖木尔的意图。他发现是一个穆斯林而不是“上帝的惩罚”在解决他的问题；同时，图卢兹的伊萨尔盖（Ysalguier of Toulouse）如何将一个皈依的黑人王子从加奥带到加隆河畔当然只是一个传奇。黑人或黄种人接受洗礼的时刻肯定还没到来。
攫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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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不排除此后皈依教徒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欧洲人首先是要控制那些来自异域的大宗的产品：糖、胡椒，尤其是欧洲人已开始感到匮乏的黄金。西班牙于1384年，葡萄牙于1385年相继停止了金币的铸造；在意大利，金银的比率攀升至1：12；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新矿平息了更北部地方的“饥荒”，但甚至这种调整对基督教王国都有不健康的影响。公共开支的增长驱使统治者走向战争之路，而战争吞噬了所有赢得的东西。即使14世纪末的贵族没有沉溺于骑士阶层的虚伪娱乐中，或者更实在地说，即使他们克制住了对新的食物的欲望——这种欲望使他们的饮食开支膨胀，使那些供应正告罄的零售商们焦急——他们仍然无法恢复远去的财富。地理的好奇、使异教徒皈依的希望、对黄金的追寻、摆脱租金危机的要求，以及可能已经存在的对自由劳动力的兴趣，所有这些都是增强人们勇气的因素。
事情总是这样，站在一个决定性事件的门口，很难区分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究竟是兴趣（如亨利王子，直至他1460年死去都对此事充满兴趣）还是热情（发现的热情在里斯本，接着在拉各斯（Lagos）的阿维兹王朝（the *iz Dynasty）涌动）促使葡萄牙在这些事务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这是一个缺乏黄金与工匠，濒临破产边缘的国家的冒险轻率的外逃，是一个慢慢培育的计划，还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另一方面，提供水手和船长的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是出于贪婪投身这种冒险，还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有经验的船员？是因为这种介于波罗的海的缓慢的高弦帆船与脆弱的地中海平底大船之间的小吨位快帆船使得他们可以对抗大洋风暴，他们才敢做这样的冒险？或者，这种新型船在1440年或1445年之后投入使用是由于起初的失败？
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伊比利亚人和意大利人是多么顽强，他们试图通过绕开途经马穆路克埃及的路线的办法，以较低的代价到达亚洲，这意味着要冒险穿越黑非洲。从北到南跨过这个大陆的征程看来很快就放弃了。如同伊本·巴图塔和伊本·卡赫坦（Ibn Khaldun）告诉我们的，黑人帝国当时处于辉煌的中世纪巅峰。努佩国（Nupé，今尼日利亚中西部尼日尔河和卡杜纳合汇合处附近地区）的贝宁艺术，以及廷巴克图或刚果艺术，都是自身成为文明霸主的证据。*的旅行者称赞其公共秩序、奢华的宫庭、马里、卡诺（Kano）、加奥等集市的富庶，哀叹*世界可怜的进步，比不上马格里布的生活水准。伊本· 巴图塔对铁制品的质量、木雕之美、玻璃或铜制品的丰富都赞叹不已。自从途经阿卡特（Agades）和乍得到阿斯旺的道路重新开放以来，这些物品连同奴隶与黄金供应着沿南北或东西轴线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意大利人不可能忽视这一点；约1320年，塔菲拉雷（Tafilalet）有了热那亚人的身影；1350年另有一个热那亚人被认为到了廷巴克图。到这个世纪末，桑海开发了一条从乍得到费赞的线路，这比真的穿过撒哈拉的危险要小。在的黎波里、突尼斯、布日伊和休达做买卖的加泰罗尼亚人、马赛人和比萨人可以劝告其统治者及其他冒险者，要到达刚果帝国，并从这儿再到莫桑比克和印度（他们认为这很近），穿过大沙漠已经不再可能。
对非洲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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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们必须扬帆航行。首先是一个驾驶问题，因为尽管来自摩洛哥海岸高空的信风把船吹向西南方向，但回漩的湾流需要特别的操纵能力和耐心。开局是不利的，1291年两个热那亚人维瓦尔第（Vivaldi）兄弟远航，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1339年，加那利群岛被勘察，作为未来大西洋的一个停靠港，但当葡萄人牙人杰姆·费瑞（Jaime Ferrer）试图在此登陆时却沉了船，这个地方以后称为里约奥罗（Rio de Oro）。确保对彼特拉克笔下的“幸运岛”——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的占领是必要的。1350年至1402年间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佛罗伦萨人和热那亚的马洛赛洛（Malocello）做了各种尝试，在那里发现了懒散而友好的农民，却没有黄金。1402年，诺曼人约翰·贝当古（John of Béthencourt）占领了加纳利群岛，并向卡斯蒂尔国王宣誓效忠，而马德拉群岛却在1423年前后被葡萄牙占领。在此之前，葡萄牙已经尝试了一次官方行动；1415年皇室的军队占领了休达，这使得他们可以控制加比，这是唯一需要的摩洛哥小麦的一个进出门户。他们考虑过占领摩洛哥吗？诸如1437年丹吉尔（Tangiers，摩洛哥北部港市）的溃败，以及1471年和1515年的新尝试使之成为可能，但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
由于有了小吨位快帆船，对湾流越来越熟悉，加纳利和亚速尔成为中继站，以及葡萄牙统治者一贯的支持，欧洲人在海上有了进展。意大利人被由巴斯克人、加利西亚人和阿尔加维（Algarve）人组成的强健的船员取代，这些人乘着快帆船向南驶去。1434年，吉尔·恩斯（Gil Eanes）快速绕过危险的波加多海角（Cape of Bojador）；1444年，丹尼斯·迪亚士（Dinis…Diaz）绕佛德角航行；1446年到了冈比亚；1460年，到了塞拉利昂；1471年，瑟罗·达·科斯塔（Soeiro da Costa）勘察了黄金海岸、象牙海岸，并穿越了赤道，这之后风向改变，引起了恐慌。从那时起，水手们通过在沿岸设置标记来测量他们的航程。1486年，迭戈·康（Diego Cao，葡萄牙航海家和探险家，发现刚果河的第一个欧洲人）启航，他不敢到大陆南端以外的地方，因而将进入印度洋的荣誉拱手让给了第二年航行到那里的巴托勒摩·迪亚士（Bartolomeo Diaz）。迪亚士给了风暴之角一个吉利的名字“好望角”。出了好望角，季风正等待着水手们。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环非洲航行，访问了莫桑比克港口索发拉（Sofala），1498年5月停泊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令他丧气的是迎接他的竟是一个讲卡斯蒂尔语的突尼斯人。
如果这只是驾船环游，一种喜好运动的远征，那么至此已经很不错了。虽然一开始的努力和尝试没有重要的结果，但其意义却要大得多。塞内加尔河湾的阿古因（Arguin）的一个贸易站每年仅能带来25公斤的黄金，而伊本·卡哈登（Ibn Khaldun）却推断每年穿过撒哈拉的黄金有一吨。沿冈比亚或几内亚河岸到金矿也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山脉阻断了道路。那些冒险者如1456年的迭戈·戈麦兹（Diego Gomez）也没带回多少黄金，此外，他们居然惊奇地在那里遇上了一个英国人！索发拉和津巴布韦的黄金当然更容易接近些，1502年瓦斯科·达·伽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贸易站，但距离很远，而且黄金的运输必须经过亚丁，因而要受制于穆斯林。但作为补偿的香料、胡椒、充斥这一时代的食谱的“天堂里的谷物”，以及开始损害欧洲人健康的第一种刺激物可乐果的贸易却是完全成功。1485年以后，费尔南多·波（Fernando Po）获得了沿几内亚湾进行这种贸易的垄断权。1505年，里斯本夺取了威尼斯的统治地位，变成了香料和药物贸易的首都。从黑人那里购买甚至抢夺胡椒只是一种不重要的现象。但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他们造访奴隶市场，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折磨非洲的奴隶贸易开始了。其实早在1444年，航海者亨利已经开始利用快帆船贩卖第一批263个男女奴隶，在拉各斯上岸，并且主持了接下来的拍卖。据推算，1480年前后，通过阿古因的贸易站卖出的奴隶在800到1 000之间。有一点很清楚：奴隶贩子不仅仅将黑奴卖到欧洲和*世界。我们只有黑人1510年到达圣多明哥（San…Domingo）和1521年到达古巴的证据，但可悲的是这一罪恶的贸易可能开始得更早。
因而，欧洲在对黑非洲征服过程中的开支从一开始就来自于他们对非洲的剥削。令人惊奇的是一开始的动机与利益无关。远征的基本目标——开发非洲，尤其是发现通向亚洲的另一条道路，初时并不明确。显然，非洲的财富——黄金、奴隶、香料、象牙、柚木——是有力的诱惑，在起初的交易之后，他们的发现马上就伴随着抢掠。在塞内加尔的贝兹桂士（Bezeguiche）、波提达拉（Portudal）、若拉（Joal），以及沿着黄金海岸的其它地方，阿西姆（Axim）、尚马（Shama）、迈因的圣乔治（Saint…George of…the…Mine）等，都建立了贸易站。这些贸易站连同快帆船的沿海贸易，在西非和欧洲之间建立了稳定贸易。这种贸易进入了新的区域，补充而不是中断了传统的跨撒哈拉贸易，它本来是能够使非洲富裕起来的，但除几个王朝和国家外，如15世纪末到16世纪的马里，我们知道这并未发生。非洲既没有真的富起来，也未得到鼓励去发展。虽然如此，她仍是一个富裕、团结、复杂而又有相当高文明的地方。欧洲的贪婪——首先是以大西洋奴隶贸易为象征——和其它一些充分的理由被用来解释非洲的停滞、后退和部分的毁灭。但是，当与文艺复兴的欧洲和其异常野蛮的动力对照时，黑非洲就展现出自身结构与生俱来的危险的弱点。技术上的落后使其与欧洲各方面的竞争都有风险。农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