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但是在1440年前的慕尼黑，这种活动已经由面包师、铁匠和制帽匠学徒举行过；1442年在巴伐里亚和罗纳河沿岸的皮货商也发起过。到1500年，在波尔多有40个这样的组织，由于前面提到的社会分化，这些结社非常容易组织，行东们不再与他们的学徒们合住，从而不再能够监督他们。一旦工人们团结起来，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组织联盟、采取行动、*和要求加薪呢？
他们肯定有充足的理由。他们被迫承担繁重的赋税，王室平民税注定更多是由农民承担（达到85％），但是其他许多的征税几乎完全落在城市上，士兵寄宿的平民税（1451年），以及维护作为城市建筑风格标志的围墙的费用（据计算，在巴黎和阿维尼翁，15到20年里为维护围墙花费了他们城市预算的一半；兰斯的这笔开支是160 000里佛尔）。在此还必须加上盐务税、城市中修建粮仓的必需费用、通行费，当然还有罚款、租金、死手捐等等。所有这些赋税在1480年至1485年大约相当于劳动者80个工作日的收入。商业从1490年至1500年以来的发展相对缓慢，更特别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法令规定，把工资降至1410年的水平，进一步加剧了普通百姓的困境。
城市的不满通过两个途径表现出来，那里有野蛮的暴动（有时是出于个人报复），还有叛乱。我们只有通过法庭记录才能获知第一种情况，这些记录表明个人暴力事实上占了所有已知案件的80％。这些通常是恶意破坏或抢劫，而不是人身攻击的案件。1455年对巴黎一位行东的谋杀导致了一次轰动。因为流浪者和乞丐有时包括在这些集团中，这种犯罪已经不能归因于其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暴动盛行在1442年至1451年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当时低地国家、莱茵兰和多瑙河地区都颇受影响；1516年至1527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时德国的大部都受到波及。除了这一最后例证（其极端的暴力可归因于其农村的背景），逝去的15、16世纪的分散的工人抗议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则显得苍白无力了。虽然稍后宗教运动的社会基础尚未形成，但“强硬”反抗的现象在城市中形成了。两种力量互相对立，既是有组织的也与它们在社会中的根本地位相一致；这不是强弱要素之间的分裂（这一点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而是两个相对立的对手之间的分裂。换句话说，中世纪给近代留下了一个劳工方面的问题。
第二章：从欧洲走向世界
走向“近代”国家 我这里使用的“近代”一词，指按照历史传统所定义的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末端这一时段。尽管这是很荒谬的，但至少有助于减少混乱。“国家”亦被赋予多重含义，法学家们在这一多面性的艰巨问题上煞费心力。就像有城市国家或部落国家，同样也有封建国家。“近代”国家通常被描绘为集权国家：所有权力，至少是实体性的权力集中于一人，或者在最坏的情形下，集中于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充分自由地使用它。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绝对”权力必须源自社会整体。它应包括传统、公共利益、全体人民的荣誉。正如奥尔良的路易（Louis d′Orléans）被刺时，让·波蒂（Jean Retit）指出的那样：谁不同意这一点那就只是一个“暴君”。他可能会像残忍者佩德罗（Pedro the Cruel）那样被杀掉，或像英格兰的理查二世（Richard Ⅱ）那样被废黜。这意味着这个统治者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行使行政职能，即使他的“臣民”（从此之后他们就被这么称呼）其实并没有被征求过意见；他是这个共和国的神圣受托人，即使他像查理六世那样是个疯子或像卡斯蒂尔的亨利六世那样被证实是个白痴。
直到15世纪初，西方还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统治者能够宣称拥有这种权力。家族世系、庞大的区域性的血统门第、来自于各阶层的代表*组织，这一切都很活跃，侵蚀着统治者的积极性、首创性。像教会和城镇这样的实体介于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事实上统治者只是偶尔才真正控制着权力的基本要素：行政、司法、货币和军事力量。然而一旦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专制王朝就出现了，形成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刚刚提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奠定了这一进程实现的基础。
组织军事力量（1） 这是一个很敏感，也不道德的信条。恰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政权无论它多么合法，其意旨都必须依靠威胁或强力才能保证得到遵守。人们是如此具有倾向性，以至于作为群体，只有强制才能使他们信服。只有教会拒绝承认这一点，尽管它也以自己的所有形式使用强力。事实上其他中世纪“国家”都依赖强制能力。到15世纪中叶，在许多军事力量相互撕杀而造成的欧洲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的末期，所有的统治者都明白了这一道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取得了成功。
法国的例子最清楚，最有持久的意义。查理五世曾经评价过“封建”制度的无能、雇佣军的不可靠、支付士兵和租用大炮的花费。尽管原则上可以依赖10万人，但实现出现的从来没有超过二、三万人。因此查理五世开始注重防御问题，采用要塞战略——由可靠的将领、在村庄受过训练的步兵和弓箭手组成的民兵把守，并且在鲁昂——“战船之园”（the clos des galées）新建造船厂。另外他还依靠老窍门。查理七世则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利用1444年与英国人在图尔（Tours）缔结的条约，将王室部队的三个支翼转化成其后的法国军队的基础。由于一些雇佣兵已经死于多次对瑞士的征伐之中，他采用大胆的一步：征募其他士兵，向他们提供报酬、食宿，并派遣可靠的力量作为这支军队的骨干。1445年，20个武装的传令兵连建立，1450年达到35个，这使国王拥有了一支约三千人的长矛轻骑军，每一支由六个人组成，其中两个骑马。1448年，每50个农民或城镇家庭出一人，组成“自由弓箭手”连。他们必须参加每周的射箭训练，并要提供1 8000到2 0000的步兵。1449年，他委任“河务局”组建一支炮兵部队，由一百五十门“飞炮”（中世纪长管轻型火炮）组成，几年后，这支部队保证他取得了对英国人的胜利。对贵族和城市民兵组织的动员令保留下来，以防有时需要他们的帮助；同样也需要一些雇佣兵队长及雇佣兵，尽管他们被认为是忠诚的，但要经过严格的评价或审查。在其它地方，要塞继续修建，战船继续下水。查理七世的成就——为路易十一所承继——备受指责。平民恼怒的是军队驻扎在他们那里，或他们必须缴纳人头税以支付士兵的食宿开支。贵族们瞧不上这些武装起来的新队伍。同时还有许多其它省份维持自己的军队。最后，自由弓箭手在几次战斗中表现不佳，而新的船舰未能成功地控制海峡。但至少直到18世纪，法国的炮兵保持欧洲第一，而步兵通过与雇佣军或职业化的火枪手的合并，在战场上表现逐步好转。
其它国家在控制公*事力量方面未能如此成功。但在英格兰，统治者在盎格鲁—撒克逊推行民兵制，即对自由人的普遍性征兵。尽管由于英国人口少，国王从未能从其有权征召的3万人中集结超过5到6千人的军队，但在步兵作战中，这支使用长矛和弓箭的军队却体现了不可估量的优势。 另一方面，向大陆运送大炮的困难使英国统治者忽视这方面的军械装备，认为这太笨拙不便。到了都铎时期，征兵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但大量的钱花费在海军力量上。英国涉足海上贸易之事已经探讨过，英国舰队的建设问题同时被提出来。尽管亨利七世在1485年颁布了《航海条例》并开启了赫尔和布里斯托尔海军船坞，但这一首创仍必须归功于爱德华四世。历史转换很奇异，竟然是路易十一的法国间接促成了英国海军力量的诞生，因为这其中很大部分的资金是依据1475年在皮基尼（Picquigny）达成的条款，由瓦卢瓦王朝支付给爱德华四世的5万英镑的年金。到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时，15艘本国人驾驶的大船已能出海。
组织军事力量（2） 伊比利亚王朝的表现更出奇地落后。那些以他们的名义对摩尔人和对海洋的征战，其实应促使他们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缓慢地但却挟带着灾难性的力量，西班牙人向他们的国王提供了一支特别的军队。由于“天主教王朝”不能像在1492年攻占格拉纳达那样付钱给雇佣军，伊莎贝拉（Isabella）和费迪南德德这两位军事事务上的专家，转而求诸于瓦卢瓦王朝式的征募。然而在西班牙这儿，并不是从村里召集自由弓箭手，国王是将有长期作战经验的贵族和乡绅视为军队的基础，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与*世界作战。所有的领主都是军人，所有的仆从都会用剑。另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土地贫瘠所逼而到军队谋生。这一切再加上严酷的气候，约束和训练着他们的躯体，使他们习惯于特别卖力，促成他们变成特殊的战争工具。1496年，国王决定每12个人中的1人义务服兵役，由冈萨沃·德·科尔多瓦（Gonzalvo de Cordoba）和冈萨罗·德·阿亚拉（Gonzalo de Ayala）对其进行严格训练。由长矛兵、带剑骑士、火枪手编成的战斗单位——科若那里亚（coronelia），以其反抗性、勇气和残酷从16世纪初开始闻名，这时期西班牙进行了征服和*之战。瑞士人销声匿迹，西班牙步兵团主导了战场，直到三十年战争。
……或者相反
欧洲其它地方则几乎没什么可比的。意大利城市里的民兵组织灰飞烟灭；16世纪武装的自治市注定比不上他们的莱尼亚诺（Legnano，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米兰省城市，1176年腓特烈一世在此被伦巴第联盟军队彻底击败）的祖先；了解其战士的弗朗西斯科·斯福扎公爵（Duke Francesco Sforza）第一个摆脱了他们。在罗马，朱利叶斯二世（Julius Ⅱ）和其他尚武的教皇更喜欢其来自德国的雇佣兵；在威尼斯，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被征召入伍。佛罗伦萨却依然故我——“非凡者”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不太关心这些问题。当查理八世的法国军队涌入意大利时，他们着急了。采用灵活巧妙的外交策略，战败一方最后能够在很少流血的条件下投降，这是顾惜其手下健康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喜爱的技巧，然而这一次不灵了。法国人炮声隆隆，凶猛冲杀。由于西班牙人也开始这么做，还是放弃为好。1512年在普拉托被击败以后，佛罗伦萨人也开始从帝国雇佣士兵。
德国实际上是一个“兵库”，传统上大量职业化士兵就是从这里征召的。如同在西班牙，贫穷驱使里特（Ritter，德语地区第二低的贵族阶层）入伍和抢劫。这里，没有美洲人可供灭绝；也没有意大利王国待征服；没有舰队供操纵；没有统治者待服务。尽管异教徒土耳其人离这不远，并正威胁着多瑙河地区，但此时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在阻止他们。盛行于德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也许只能解释为因为存在着过剩的未被雇佣的士兵。他们想服务于本地王室或邻近的统治者，这样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团帮，像弗兰茨·冯·席肯金（Franz von Sickingen）这样有名望的军官一次可集合到1 5000人，这相当于查理八世进入意大利所统率士兵的一半。与此同时，德国却没有能够组织起一只密切联合的军队的统治者。
这种混乱中的唯一例外，是瑞士山民创造的。14世纪末，他们从哈布斯堡王朝争取到了独立，因为缺少马匹便建立了步兵团，他们非比寻常的战斗力很快引起了他们的近邻的羡慕，这些邻居正在寻找充满活力而又诚实的战士。事实上，在1440年至1444年成功地捍卫了他们在阿尔萨斯和巴登的自由，紧接着又在纳沙泰尔（Neuchatel）湖畔摧毁傲慢的勃艮第军队之后，瑞士人证明重骑兵时代已经完全、真正地过去了，“战场上的王后”是步兵：二百人为一方阵，长矛林立，缓慢地行进在战场上，厚重的盔甲阻挡着灼烧的箭矢。这是马其顿方阵的再生！惟有弗兰西斯一世能打败他们，他将他的大炮对准了人而不是城墙。尽管作了改革，但1515年在马里尼亚诺（Marignano），瑞士步兵方阵仍不得不投降。然而10年后在帕维亚，情形却不一样，因为瓦卢瓦国王象平时一样心不在焉，竟然让他的骑士在自己的大炮前冲杀！17世纪已经逼近，涌入视野的是瑞士的步兵团——基本上步行，以及法国的炮兵和英国的舰队，而德意志和意大利将成为他们的战场。
接下来是钱（1） 国家需要钱来供养军队、装备船舰。铸币的数量和质量的确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这个问题却由商会掌管，并非依据国王们议定的意愿。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私人与公共利益的联合非常明显。国王像商人或者商人的人质那样行动：商人们的意愿——开矿、铸币重新估值、召开金银比率会议——都成为国王们的动议。围绕着各等级王室的圈子里，经济学思想的贫乏很突出。甚至像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这样的由商人转变而来的王公似乎也对财政事务完全失去了热情。让·博丹（Jean Bodin）超出了时代的局限。在他之前，法国国王身边没有理论家，连一个具备尼古拉斯·奥瑞斯莫（Nicholas Ore*e）那样才能的人都没有。格雷善姆（Gresham，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财务代理人，首先对“劣币逐良币”的现象进行了阐释）还没有诞生，而这样的一些顾问——像大胆查理的迪诺·拉庞迪（Dino Rapondi），路易十二的布里松内（Bri？onne）或者亨利八世的渥尔塞（Wolsey）——也不是专家，他们的经济学视野仅限于在怎样才能不杀鸡取卵这类问题上思考彷徨。
我们或许忽视了他们在掌管财富方面的努力。这里重要的是国王和统治者持续确保对所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的控制。这方面没有什么革命性变化：权力占有者很久以前就开始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