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GE的行政长官对这个选址表示了异议，他们说这个地方离斯克内克塔迪只有30英里，而GE在那儿已经建立了我们最大也是最老的一个生产工厂。我们的请求里肯定也有一些私心。我们希望能够自己单干，并且希望能够待在我们原来的地方。为了说服他们，我们争辩说我们正在制作一种高技术的产品，需要和斯克内克塔迪的GE研发中心的化学家和科学家们进行讨论，同时我们还要去我们在匹兹菲尔德的实验室，离这里大约50英里。
我们赢得了争论和资金。与此同时，鲍勃·芬霍尔特因为他富于创新的才能被提拔到总部负责战略策划。
这样总经理的职位就空缺下来，于是我准备申请这个空缺。
在塞尔扣克，和加托夫以及其他团队成员吃完晚餐后，我跟在加托夫的身后，一直来到石末饭店（Stone Ends）后面他停车的位置，我跳上了他的大众敞篷车的前座。
“为什么不让我试试鲍勃的位置？”我说道。
“你在开玩笑吧？”加托夫问道，“杰克，你对市场一点都不熟悉。而这一点对于这种新产品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不肯接受否定的回答。在又黑又冷的夜晚，我在加托夫的车上坐了一个多小时，试图说服他我的资历很适合这份工作—虽然他认为我的资历还有所欠缺。
现在轮到我游说加托夫了，我拼命地劝说他。我提醒他当初他力劝我留在GE的情形。他当晚没有给我答复，但是我们把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加托夫似乎明白了我是多么需要这份工作。
在随后的7天时间里，我给他打电话举出一些我适合这个职位的其他原因。不到一个星期，他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到他在桥港的办公室去一趟。
“你这狗娘养的，”他说道，“你说服了我给你这份工作，说干就干吧。你最好准备一下交接工作。”
当天，我作为主管聚合物产品生产的总经理回到匹兹菲尔德。
我几乎没有时间来进行庆祝。
我刚刚得到这份新的工作，新的工厂也破土动工了，这时我们发现我们的PPO产品有着严重的缺陷。在老化性实验中，我们发现超过一段时间以后，PPO产品在高温下容易变脆，因而容易裂碎。而这是我们在设计中已经考虑要防止的。这样一来，这种产品就不可能成为热水铜管的替代品—而这本来是这种产品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
我的游说使得自己一下子陷入了职业生涯可能被断送的危险中。这个时刻将永远凝固在我的记忆里。1965年一个寒冬的夜晚，我与加托夫和艾伦·海伊—这位打蝶形领结、发明PPO的GE公司的研发实验室的科学家—来到塞尔扣克的工地上。当时我们穿着外套大衣、戴着手套站在一个大坑的上方，那个坑至少有30英尺深，足够将我们三个人都埋起来。
由于这个新近发现的技术瑕疵和我们前面的这个大坑，我在GE的职业生涯仿佛马上就会一闪即逝。
“艾伦，你必须过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都会死。”我说道。
海伊转过身来，冷静地回答我说：“嘿，伙计，不要太着急。我马上就会有几种新的塑料产品。”
当时我真的有点想把他推到这个坑里去。我不知道自己卷入的是什么样的麻烦。我们的步子已经迈大了。这是一个1；000万美元的商业投资项目，而公司却好像并不真正了解这一点。现在问题变得很清楚，我们没有可供工厂生产的产品。更为严重的是，发明这个产品的科学家并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用了6个月的疯狂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段时间里，我实际上是住在实验室里的。我们尝试了所有的方法。我们往PPO中添加每一种可以防止其分裂的成分。丹·福克斯，这个说服我加入GE的科学家，领导一组匹兹菲尔德的化学家们，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即将PPO和低成本的聚苯乙烯以及一些橡胶混合起来就可以解决分裂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改变工厂的设计以加入这个混合工序，不过它确实奏效了。
这个故事终于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这种混合塑料产品叫做改性聚苯醚（Noryl），最终成为今天在全球有着10亿美元销售额的成功产品。
我们的成功靠的是一群相信我们可以做任何事的疯狂的人。我们惊恐万状，同时又满怀梦想—疯狂地尝试所有办法，就为了让塑料产品能够取得成功。我们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不过在匹兹菲尔德和塞尔扣克，我们认为自己是在一家小型的家族式的企业里工作，只不过我们的背后有一家“银行”作为后盾。
说到幸运，我在塑料产业中的全部经验就好像上帝来到我身边并说道：“杰克，现在轮到你了。抓住这个机会。”
我在这方面仍然是个新手。我还记得一个销售员第一次带卡罗琳和我去吃饭的情景。我觉得那很了不起。我是一名项目经理，从他的匹兹菲尔德实业煤矿公司购买了所有的原材料。他带我们去“弗洛斯河上的磨坊”（Mill on the Floss）—当地最好的餐馆吃饭，而且是免费的！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非常天真，但是当时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次新的体验。我非常喜欢所有那些时刻，而且我从细节中体会到很多乐趣。我过去常常乘坐双引擎的联合快帆号（Caravelle）喷气式飞机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飞往芝加哥，到印第安那州的弗农山生产历新的塑料工厂去。每一次旅行，空中小姐都会给每人分发一罐澳洲坚果和两小瓶苏格兰威士忌。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都盼望着这种款待。
有时，我几乎不敢相信别人付我钱去做这些事情。我的母亲也同样不敢相信。我1964年第一次到欧洲出差的时候，母亲曾担心GE会不会给我报销。
“你确信他们会给你报销吗？”她问道。
所有这些新的经验都是从零开始开展业务的一部分，而且其中的每一次经验都可以作为庆祝的借口。每当我们接到一份500美元的塑料球的订单，我们就会在回家的路上停下来喝啤酒庆祝。我们将每一个订单超过500美元的顾客的姓名贴到墙上，称之为“500俱乐部”。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增加了十名新的顾客到俱乐部—我们就又有理由庆祝一番了。
啤酒和比萨饼的宴会是硅谷的标准配置，不过196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同样也是塞尔扣克和匹兹菲尔德的标准配置！
每一次提升、每一次分红以及每一次加薪都是庆祝的原因。当我在1964年获得3；000美元红利的时候，我在刚买的新房子里举行了一次宴会，邀请了全体员工。我的房子在剑桥（Cambridge）大街，这是匹兹菲尔德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我给自己买了第一辆绿色庞蒂亚克（Pontiac）都市情人（LeMans）敞篷车。噢，我感觉自己就好像站在世界之巅—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事物是会发生变化的。
除了车以外，我还买了新套装。那个时候，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和别人有所区别。夏天，我会穿上哈斯派尔（Haspel）制作的棕褐色的毛葛西装，配以蓝色的领口有纽扣的衬衣，然后系上有条纹的领带。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真是有点傻。此外，我还喜欢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的“韦尔奇博士”的称呼。
一个美丽的春日，下班以后我到停车场去开我那辆崭新的敞篷车。我第一次压杠杆将车篷放下来。这时，一个液压管突然破裂，脏兮兮的黑色机油喷到了我的西服上，还毁了我那漂亮的新车前面的油漆。
我一下子给弄懵了。我这段时间一直飘飘然的，而现在身上的气味把我重新拉回了现实。这是一次很好的教训，即当你自以为是一个大人物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你清醒过来。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情将是最后一次发生。
即便如此，我们的家族企业仍在持续发展，我也一样。我们一旦建起了塞尔扣克的工厂，并开始销售改性聚苯醚，销售状况便一路攀升。在1965年到1968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发展得非常快，我在这时也获得了下一个飞跃。1968年6月初，也就是加入GE近八年后，我被提升为主管2；600万美元塑料业务的总经理。这对我来说可是件头等大事，因为32岁的我成了这家公司最年轻的总经理。
这次提升使我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经过精简的集体—每年的1月我都会受到邀请，去佛罗里达参加公司的高层管理会议，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得到自己的期权。
我终于上路了。
第四章：在雷达下飞行
生活似乎顺风满帆。只有一个遗憾。
我再也不能和我的父母共享我的成功了。
我的母亲是在1965年1月25日去世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伤心的日子。她只活了66岁，但已经被心脏病折磨了很多年。我在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母亲的心脏病第一次发作。
当我的姨妈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不安，我几乎是冲出宿舍，跑向通往塞勒姆的高速公路。这儿离我的家有110英里。我竖起拇指请求搭车的时候，感到非常焦虑，几乎受不了在路边站着等车。
在医院住了三周以后，母亲回家休养，过了一段时间，她的身体康复了。那时还没有b阻剂（beta…blockers）和分流手术（正是这些方法几年以后救了我自己的命）。三年以后，母亲的心脏病又一次复发，这一次几乎和第一次一样，不过最后总算好了。此后过了三年，母亲的心脏病第三次复发，这一次是致命的。那时她和父亲正在佛罗里达度假，我将奖金中的1；000美元给了他们，帮助他们逃避新英格兰的严冬。
这笔钱对我和母亲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当我把钱赠给她的时候，她万分骄傲。从我出生的那天起，她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区区1；000块钱的礼物使得我终于有一次回报的机会。对她来说，这钱反映了“她的产品”给她带来的快乐。她因我而骄傲。感谢上帝，我做到了这一点。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给她所有我能给予她的东西，如果她今天还健在的话。
当父亲告诉我母亲住进了罗德代尔堡（Fort Lauderdale）医院的时候，我立即从匹兹菲尔德赶到医院母亲的病房。母亲躺在床上，身形憔悴而虚弱。当天晚上她就去世了，我还记得那天坐在她身旁的时候，她要我帮她擦擦背。于是我用温水和肥皂给母亲擦洗，看得出来，她是那么高兴我能帮她擦背。此后，父亲和我回到了他们住的廉价汽车旅馆的一居室。
我们再也见不到活着的母亲了。
我沮丧至极。父亲和姨妈坐火车把母亲的遗体运回了塞勒姆，而我则开父亲的车回家。我整晚都朝着北边开，只是在北卡罗来纳高速公路旁的汽车旅馆休息了一小会儿，我在那儿待了四个小时，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我没怎么休息，非常生气。我一路上狂吼乱叫，踢车门发泄自己的不快。我觉得自己被骗了，我为上帝将母亲从我身边带走而感到愤怒、疯狂。
我回到家的时候，终于失声痛哭出来。在圣托马斯使徒教堂的守夜和举行的葬礼实际上是对母亲一生的颂扬。在塞勒姆的灵堂，我们所有的亲戚、邻居和好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朋友都来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我母亲告诉他们的关于她儿子杰克的故事。
不可避免的是，母亲不厌其烦地讲给朋友们的所有故事中都说到了她为我感到骄傲。
父亲也很难接受她的死。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且慷慨大度的人。他在自己还买不起的情况下给我买了一辆新车。他的工作和母亲无微不至的爱护使得他对我的影响要小得多。不过我还是那么爱他。现在看着他拒绝接受生活中没有母亲的现实，我真是难过。
没了母亲，父亲就像一个掉队的战士一样。记得母亲在的时候，总是严格地限制父亲，让他吃不加盐的清淡食物，因为他患有水肿病。现在父亲丝毫不注意自己的饮食；没过多久，水的潴留使得他的脸开始浮肿，而且他开始发胖了。
可以说是对饮食的不注意导致了父亲的去世。他水肿情况过于严重，以至于住进了医院。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了中止了欧洲的商业旅行赶回家。我在上医院的电梯去他病房所在楼层的时候父亲还活着，而当我冲到病床前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距离母亲的去世时间只有短短的15个月，1966年4月22日，父亲随母亲而去。他享年71岁。
我似乎跌进了痛苦的深渊。我的母亲和父亲都离我而去，我感到无比的悲哀。我很幸运自己还有妻子卡罗琳，是她使我重新振作起来。卡罗琳是一个坚强、聪明而且总是给予我支持的人。她总是告诉我，能有一个这么好的家庭是多么幸运。我们有三个健康的小孩，凯茜（Kathy）、约翰（John）和安妮（Anne）。（马克＇Mark＇是后来于1968年4月出生的。）不仅在那时，而且在以后的许多时候，她都是我坚实的支柱。
每当我担心工作上提出不同意见所造成的后果时，卡罗琳都会鼓励我努力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不要管GE中的其他人会怎么想。在每一次提升后，她和儿女们都会用一些小旗帜将家里和汽车道装饰一新。
我被提升为主管塑料业务的总经理后，于1969年接受了公司的杂志《花押字》（Monogram）的采访。当记者来到匹兹菲尔德来做我的访谈时，他称我为“韦尔奇博士”。我马上更正道：“我又不是出诊大夫，就叫我杰克吧！”
记者将这句话引到了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