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泥坑，并遭狂风暴雨的鞭笞；第四层是贪婪的挥霍之徒，相互撕打，漫骂不休；第五层是脾气暴躁之徒，他们赤身裸体，在污泥里撕打；以下三层挤塞着一切犯迫害罪的暴君、损人利已者、贪官污吏、伪君子、狡诈贪婪的教皇和背信弃义、背叛祖国、卖身求荣之辈，其中包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
炼狱具有赎罪的性质，犯有轻微过失者在此忏悔、修炼。此界亦分九层，除了山脚之门和山顶上的“地下乐园”之外，其余七层住着犯有七大罪恶（傲慢、嫉妒、仇怨、怠惰、贪食、贪色、贪财）的灵魂，在此忍受净火的烧炼，然后逐级升向山顶的“地上乐园”。维吉尔将但丁引到此处以后，就隐形了。智慧完成了它在下界的引导。进入天堂不能依靠智慧，而要靠信仰，这时，见雅特里齐显形了，引导但丁神游天堂。天堂分为九重，善灵依据德行分在不同的天体之中，贤明的君主，十字军战士、苦行僧、神学家、殉道者和基督的门徒，其中包括享利七世。但丁在此实现了与贝雅特里齐在天堂的相逢。
游完九重天后，贝雅特里齐把但丁交给了圣伯纳特，由他指引但丁谒见上帝，自己归于幸福的攻瑰之中。此时，但丁已经大彻大悟，见到“最后真理”。梦游也就到此结束。
《神曲》是两个时代交替的作品。新世纪的人文微光已显露，而中世纪的神学幽灵仍在徘徊。恩格斯曾评价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最初的一位待人，”不无道理。先来看看但丁的两位引路人，诗人维吉尔与贝雅特里齐，他们分别是智慧与德行的化身。但丁在《地狱篇》第一章中称维吉尔这位具有“异教精神”的古代诗人是他的文学偶象、灵感源泉：
你是我的老师，我的典范，我从你那儿学得了高贵的诗风，因此使我薄有文名。
异教的智慧成了老师。当然，维吉尔不仅是作为一个诗人进入但丁的视野的，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象征智慧。然而，理性或智慧毕竟低于信仰，这是但丁的一个信念，也是中世纪神学的一个观念。贝雅特里齐在 《新生》中与其说是爱情的偶像，勿宁说是对于爱情的一种否定。她是信仰的化身。
《神曲》的地狱一界，竟有这么一层，为爱情而死的人在这里受难。但丁以此表现他对世俗情爱的否定，他所希望的爱情是非世俗的神性的爱情。这是禁欲主义的一种升华形式，而非真正的情爱。
《神曲》讲述的是灵魂经由理性达到信仰的一个精神历程。它的大量象征、梦幻的手法的运用使它带有“神学著作”的印象，难怪同时代的人会在他的墓碑上刻下“神学家”一衔。可是，它的异教精神也很明显，而异教精神不正是他之后的那个时代的总体精神吗？但丁是一位站在光与影之间的人物，一位站在两个时代之间的诗人，他的作品刻有两个时代妥协的痕迹。而当时代的一切物象消遁以后，当迷惑过但丁那个时代的一切理论阴影失去意义以后，但丁的诗更多地被当作“文学”而被阅读，我们由此可以深入十四世纪的一颗伟大的心灵。“在人世中，我是死了，但在永恒的世界，我没有死。”
在他之后的一位大艺术家兼诗人米开朗基罗怀着对但丁的崇拜之情绘制了但丁像，并写道：“真希望我就是他！若上天容我选择，我愿意放弃人世间最幸福的境遇，换取苦难的流放。”这位旷世之才、西斯廷教堂壁画的作者的赞辞，一位大艺术家对另一位大艺术家的礼赞，可以作为但丁的墓文。
三、彼特拉克
但丁是个世俗之人，佛罗伦萨的诗人，政治流亡者，然而却显露出一种浓郁的神学倾向。这一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教士，却在世俗精神中获得了某种惊人的力量。这位在二十二岁上便进入了阿维农宗教界并当上了教士的人，便是被后世人尊为“诗圣”的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isco Petrach）。
1304年7月20日，彼特拉克降生在其父的流亡地阿雷佐。彼特拉克一族本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属于白党。当时黑党依靠教皇及法国军队的支持，夺取了佛罗伦萨的政权。老彼特拉克遭到了流放。与他同时被流放的还有诗人但丁。彼特拉克八岁的时候，随父侨居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这个城市对他整个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阿维农城是教皇驻跸所在地。他的父亲老彼特拉克在教廷供职。这位曾在故乡佛罗伦萨享有盛名的老公证人，一心希望儿子承继自己的事业。孝顺的儿子尽管对刻板的法律条文深感厌倦，却仍遵从父愿，前往法国的蒙特彼利大学以及随后意大利的波伦大学学习法律。可想而知，对于一位生性豪放不羁、喜欢探奇览胜、而情感又特别细腻的青年来说，这种日复一日的法科学生的生活，多么索然寡味！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二十二岁时，彼得拉克的父亲去逝。一旦父亲殷切的目光从自己身上撤走，他就不再感到一种情感的压力。同年，他回到了阿维农城，进了宗教圈子，成了一名教士，同时，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当时阿维农城的风气除了宗教气息以外，还有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阿维农城地处普罗旺斯地区，这个地区曾是骑士们吟唱“破晓歌”的诗歌故乡。精力旺盛的彼特拉克醉心于这些温柔委婉的抒情诗以及被但丁称为“温柔的新体”的那种诗体。不过，他在自己的诗作中开始剔除这些诗体的某种好用象征、梦幻的晦涩文风，这种文风显出神学的精神特征，即对“直呈的物质性”的否定。
就在年轻的彼特拉克醉心于文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使他终生萦怀的事，对于这个当时教龄仅有一年的年轻教士而言，这桩情事与其说是的温柔的新体常有的不结果实的爱情的又一实例，不如说是一种巨大的灵感，正好成就了一个才华初显的诗人。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彼特拉克走进阿维农城的一座教堂，不意邂逅一位名叫劳拉的少妇，这位年方二十的骑士之妻，以其端庄的仪态，妩媚的神态，使彼特拉克坠入了情网。
这种情怀本该使他写出但丁 《新生》那样的诗作，因为但丁的诗灵正是得自与贝雅特里齐的邂逅，这与彼特拉克的故事多么相近！然而，有一道光，在这两位诗人之间划出了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正是两个时代的界限。但丁常常被人列入中世纪神学家的原因，以及彼特拉克被人誉为“第一个近代人”的全部原因，也正在此。“我是凡人，只要凡人的幸福。”这是彼特拉克的话，里面透出一种世俗情爱的呼声，这和但丁时代神化爱恋对象的倾向有了多么巨大的不同！而这之间，仅仅隔了四十多年。在但丁的梦幻中，有血有肉的佛罗伦萨少女贝雅特里齐升上了天堂，成了上帝的使者，圣的化身，头上罩着光环；作为跨进天堂之门的代价，但丁把她的肉身留在了门外，她成了一个理性之爱的躯壳。当她牵引但丁神游天堂的时候，她的手指一定是冰凉的。
可是劳拉却是一个世俗的女子。这里也有某种升华，然而不是但丁笔下精神 （宗教）对于物质（世俗）的否定的那种神学升华，而是美学的升华。劳拉这位骑士之妻并不像在《歌集》里那般温柔，正像妻子一样；她是冷淡的，也许并不怎么漂亮。可是，现实的劳拉往往只是一颗火星，一旦点燃诗人心中如潮的情感，并且诗人随即赋予这种情潮以艺术的形式后，她便变得不怎么重要了。不管真实的劳拉是否冷淡，是否漂亮，她在《歌集》里已获得了一种文字的永恒。
这是一种爱情哲学，具体而言，是艺术家的爱情哲学。特雷·伊格尔顿曾调皮地说：“当诗人告诉我们他的爱人像一朵红玫瑰时，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追问他是否真有一个爱人，她由于某种微妙的原因在他看来就像一朵玫瑰；因为他是把这一陈述放在诗中的。”有趣的是，当彼特拉克的爱情诗传开后，不少读者也对劳拉顿生爱恋之心，不辞劳苦，远道而来，到阿维农以求目见一下这位绝代佳人的风采，可是最后总是失望而归。1348年，黑死病席卷欧洲大陆。死人相枕。劳拉也在其中。这场恐怖的瘟疫日后成了彼特拉克的好友薄伽丘的小说的背景。
劳拉的死对彼特拉克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的悲痛情怀流于笔端，遂成
《歌集》的一些篇章。
《歌集》分为《圣母劳拉之生》和《圣母劳拉之死》两部分。劳拉名前冠以“圣母”一词，并不具有多少宗教意味。“我同时爱她的肉体和灵魂。”彼特拉克这样喊道。他步出了但丁的禁欲主义的阴影，歌咏自然的情爱。不过，他并没有走向极端，走向近代爱情的肉欲之乐，这种肉体享乐精神要到薄伽丘的作品里才能找到。
这样说吧，彼特拉克处在一个光与影交替的时代，他的诗风正是两种精神对立然后妥协的结果。爱情令他震颤令他喜悦，可是，又被蒙上一层罪感的阴影，这是原罪在他心底的投影：
我既害怕又希望，我既燃烧又在冰窟中冻僵。
在另一首诗里，又有这样的句子：
黛安娜为了讨好情人，曾让他有这样的机会，使他望见：
她在冰冷的水中露体赤身，可是山上粗犷的姑娘更叫我喜欢，她在那里浣洗一条美丽的面纱，它盖住一头金发，不让微风吹散，因而当此刻天际有红霞出现，我不禁浑身为爱情而震颤。
彼特拉克并不象但丁那样，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伤感中，经历心灵的磨炼，达到神学意义上的升华。彼特拉克的恋情自始至终都是地上的，世俗的。爱情令他震颤；爱而不得，令他哭泣：
我那爱挑衅的心上人儿，我千百次恳求你别闪动美丽的眼睛。
我已把心奉献给你，可你毫不动情……
这种痛彻肺腑的爱情使得：
每天我死亡一千次，美丽而又冷酷，这是劳拉的形象：
满脑子甜蜜的幻想，使我与别人全部疏远，因而我独自浪迹天涯，经常神思恍惚，忘乎所以，寻找我避而不该见的她。
我见她如此娇美而凶狠地走过，我的灵魂战栗，而不敢飞向她。
她，发出阵阵的叹息，象在保卫自己，她是爱情之敌，也是我的冤家。
爱情成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它是一味可口的毒药，畅饮它的痴情人永远不肯放下手中的杯子，除非死神降临。彼特拉克的爱情，就和但丁的一样，是单相思的恋情。这隐蔽的没有得到倾诉——爱情要求的就是倾诉——的单恋，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强烈得多，可怕得多，它既可以拯救人，又可以毁灭人。正是这种甜蜜的伤感在彼特拉克心头蒙上了一层罪感。原罪的观念本是基督教强化的一个压抑性观念，它经由教堂、圣经以及使徒们的著述，更重要的，经由口耳相传的传统，渐渐成了一种荣格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情形就好象我们在做任何事时，总是感到有一种不见形迹、内在于我们的心灵的强大的力量——源于集体心理的深处——在监视着我们，使我们得到的欢愉总在罪感的阴影压迫下变得荡然无存，最后仅残留下一种重负。
彼特拉克有时甚至感到自己追求诗人的桂冠以及凡俗的爱情的欢乐，都是“一种罪行”，这个品尝着单恋之痛苦的不幸灵魂，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仿佛找到了楷模。在喜悦与羞愧的光与影中徘徊的彼特拉克，感到那个压抑的时代对于个体的笼罩。因不被理解而产生的狐独感几乎使他寄情于山川，因为，那儿，山峦、海滩、树林、河流，才是他的知音；
我跨着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在荒漠的田野踽踽独行，沉思默想，凡是人类足迹印上沙子的地方，我总十分注意，尽量避而不去。
如今我相信，无论山峦或海滩，河流或树林，都知道我的生活和气质；
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自然以一个慰藉者的意象进入彼特拉克的脑际。当然，它不仅是一个慰藉者，更多的时候，它是灵感的源泉。这和爱情提供的病态的灵感不同，这是一种健康的灵感，也和爱情一样，同是一种世俗的灵感。宗教否定自然，否定大地，它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一个渺远的高处。教堂正是通向这个高处的地上的台阶。人们不应走出教堂，教堂的墙壁正是隔开天堂与大地的一道厚墙。
彼特拉克陶醉于大自然的美中。这显示了他的自然神论的异教倾向。据说1336年4月的一天下午，春光明媚，彼特拉克携友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温都克斯山巅，他一面眺望展现在脚下的美丽景色，一面欣然翻开终日随身携带的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都的名著，书中的绝句“有人不顾路途遥遥赶往观赏巍峨的群峰、潋滟的海浪、长长的河道、浩瀚的大海和不断运转中的星球，然而他却不懂得自爱”映入他的眼中。彼特拉克触景生情，感叹不己。这样，宗教的劝诫性的教诲与大自然的热情的启示在温都克斯山巅上奇迹般地相遇了。彼特拉克终生都未能调和内心这一深刻的冲突，正象他的恋情一样，冰与火是在同一颗心里发挥各自的力量的，这是那个时代的隐痛。
尽管如此，彼特拉克的笔下仍流泻出自然的灿烂的形象：
我象往常一样在悲思中写作，鸟儿的轻诉和树叶的低语
在我耳边缭绕，一条小河，傍依着两岸鲜花
在和风细浪中畅怀欢笑。
若把彼特拉克视作最初的一个人文主义者，那他不仅发现了“人”，而且发现了“自然”。——众所周知，后面那种发现是由几个世纪以后的浪漫派们臻于完美的。
《歌集》使彼特拉克诗名不朽，也使“彼特拉克诗体”成为新诗的最初一种形式。不过，《歌集》并不是最初给他带来盛誉的作品。他是因另一部作品、一部叙事史诗而获得“桂冠诗人”的殊荣的。
这部名叫 《阿非利加》的史诗的创作时间约在1338年到1392年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