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势力仍不罢休。他们掘开诗人的坟墓，毁坏墓碑，然而他们毁灭不了这种精神，它已脱穴而去，象一道光，并很快照亮了欧洲的各个角落。这是这个时代最为顽强的精神。
五世俗政治：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留给后世的形象也许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甚至，在辞典中，“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释义也是“欺骗”以及“无赖”。他的为人诟病，其一是因为他的著作的独特的见解，其二是因为他的时代的一般精神倾向。
在他的名著《君主论》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样一种政治理想：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强化国家政权，君主不但要有狮子的雄威，而且要有狐狸的狡黠；如有必要，君主甚至可以丢弃灵魂，背叛自己的信仰。总而言之：不择手段。狮子的爪，狐狸的脑。——这便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的两个方面。而这两种动物恰能咬中人性中的两个最脆弱的部分：渴望自己的自由以及渴望他人的诚实。
他说这话的时候，意大利正在宗教的动荡中以及政权的纷争中梦想着一个独立而且统一的国家形式，而他的此番忠言，显然是向某些在他看来具有一统国家的雄才大略的君主献计。如果我们有理由把民族国家的形式看作历史的进步——这至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逻辑——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把马基雅维利看作历史正义的逆子。恰恰是当时的教会——它已腐化而为历史的逆子——在马雅维利这个名字上抹了黑。马基雅维利之见罪于教会，纯粹是因为他把未来的希望寄子世俗的权力而非神圣的教权；有时，他甚至走得更远，把教权视作俗权在统一国家过程中的障碍，指责基督教麻醉了人们的灵魂。
只有把马基雅维利这个常被从历史中抽取出来的现象——他象一只被钉在硬纸板上的蝴蝶标本，早已干枯——还原于历史的丰富性中，我们才能找到比“马基雅维利”这个辞条名字更多的意义。个人成了一面镜子，从中映出时代的印记。而时代的大镜面，也将时代的光束洒在个体的存在上面。
尼科罗·马基雅维利 （Niccolo Machiavelli）于 1469年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是一个早慧的孩子，自小知识渊博，才华出众。年届而立，他开始了政治生涯，供职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司法部，任文书职。这个职位使他获得了很多机会，有幸接触各国的政界首脑，亲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在这个职位上留停了十四年，直到梅迪契家族卷土重来。他不仅被免去公职，翌年又因涉嫌一起反梅迪契阴谋案被捕入狱，受尽酷刑的折磨。学剑不成，并未挫尽他的锐气；他去学书，接连写成了使他垂名史册的几部著作：《罗马史论》、《君主论》及《战术论》。
在这些著作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了这么一种国家模式：政治应独立于精神生活并区别于道德观念；君主政权的职责在于强化国家；宗教信仰不是巩固政权的工具，而应成为一种道德标准。他的《罗马史论》甚至还找到了这种国家模式的一个
范例——瑞士。接着，在《君主论》中，他又深化了对“君主”的研究，以期在意大利找到能实现这种模式的当权者。为了帮助“被选”的君主实现这种国家模式，这位自荐的“太傅”又以《战术论》作为教材。
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是在就理想的政治模式进行研究，具有空想的性质，只对后来的时代才有借用的价值。因为当罗马教廷及其世俗的仆人仍将宗教——已成“问题”的宗教——压在世俗政治过于脆弱的脖子上时，或者，当宗教往往就是政治时，这种“分立”的国家模式只是一个梦境。罗马教廷从不希望看到“国家”这种单个的怪物，而只希望看到“世界”（宗教下的总体性）这样一个总体。源自德国的宗教改革旨在将“国家”从“世界”中脱离开来，因而罗马教廷随即掀起了反宗教改革的运动。
马基雅维利其人其书正是处在这样的社会变动中，而且，他的观点仿佛是在为“国家”的权力辩护，这样，教会当然把他当作路德一样的叛教者而口诛笔伐了。
马基雅维利并不甘心单在纸上施展一番雄才大略。他后期的一些致友人的书信透露了这种怀才不遇的情绪。此后，他一直被政治舞台冷落，甚至被梅迪契家族再一次逐出了佛罗伦萨。旧日的僭主再度登基，也未能使他重返舞台。1527年的七月，五十八岁的马基雅维利在贫困与忧悒中弃世。也许他的早逝正是历史给予他的唯一的恩宠。因为在他死后不久，反宗教改革的狂潮骤起，宗教狂人的残忍最终只能落在他的名字上。他逃离了宗教的反动必然会带给他的种种迫害，而留给后世几本见解卓越的政治著作。十九世纪这个民族复兴的世纪是不会不承认自己的部分灵感来自这位先驱的。
六、拉伯雷
拉伯雷自己说过：
1532年，市场上的书贩出售一本小册子，叫做《高大硕伟的巨人卡冈都亚及其子庞大固埃大事记》，这种小册子十分畅销，两个月的销售量比九年之中卖出的《圣经》还要多。
尽管可以肯定 《巨人传》（即《高大硕伟的巨人卡冈都亚及其子庞大固埃大事记》）创下了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图书出版事业的记录，可是拉伯雷上面那段话的最后一句，却有些水分，正和这位天性幽默的墨东教士对自己的家世信口胡诌的那些话一样，都是语言的一次盛筵。是啊，谈到自己的作品的销量的时候，这位对宗教不怎么尊敬的教士也不忘把 《圣经》捎上一句。难怪那时的宗教狂热分子差一点让他上了火刑柱。不要忘了：这是十六世纪，在法国，凡是具有自由思想而又不甘沉默的人都要被送上“火焰法庭”。1546年，著名的出版家埃缔延·多勒 （Etienne Dolet）就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
不过，《巨人传》确实给拉伯雷带来了巨大的荣誉，而对几个世纪之后的大多数人而言，他的名字是仅仅和《巨人传》联在一起的。其实，除了是位作家之外，拉伯雷还是里昂一家医院的医生，享有“医学博士”的美称；此外，他还通晓多种语言，在写作《巨人传》时竟使用了十三种语言。他还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和政治评论家，曾以私人医生的身份随从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巴黎大主教约翰·杜·贝雷两次出访意大利，并在此后不久，又随同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会见西班牙国王卡尔五世，处理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对于王国功不可没。
这些都是官方文件的僵硬记载。而要拉伯雷自己回忆往事时，他就受到内心的幻想倾向的指引，又开始虚构了。他为后世写下了谜面，而谜底呢，早留给传记家们自己费神去找好了。
弗郎索瓦·拉伯雷（Frangois Rebelais）于 1494年出生于他父亲——多玛·拉伯雷，一位律师，或者说是一位制药师——的德维涅尔庄园，这座庄园位于都兰省的希农城附近，四周都是乡土气息甚浓的田园景致。
老拉伯雷按照当时的风气，把儿子送到教会学校读书，接受基督教教育，希望他长大后当神学家。他短暂地在斯维涅僧院和拉·波梅特修道院消磨了一段岁月，后转入封特奈僧院作圣芳济会僧人，一呆就是十多年，并在它的图书馆里打下了自己学问的功底。奇怪的是，1503年，那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他却进了一所医学院，并在数月后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
次年，他便开始行医，同时，也开始了文学创作。他在自己供事的那家罗纳桥医院享有极好的口碑，既是医术高明的医生，又以“好神父”的态度照料病人。他甚至还写了一些轻松的读物，供给病人消遣。《巨人传》的最初几部便是在医院简陋的宿舍里写出的；他的动机如此崇高，可他事后却声称，自己写作纯粹是为了酒，他的书也是专为酒鬼和游手好闲之徒写的。这真是一个怪人，他故意授话柄于他人，使自己的崇高事迹蒙垢。要知道，他的那些话柄，他的敌人——那些狂热的宗教分子，以及俗权的“火焰法庭”——是不会不加以利用的。
他在罗纳桥医院当了两年医生。1534年，红衣主教约翰·杜·贝雷出使意大利——他的使命是接洽享利八世的离婚事件——途径里昂时，把拉伯雷带走，作为私人医生。同年，他又返回里昂，可却发现，自己在医院里的职位已经被人顶替了。
在这段赋闲的日子里，拉伯雷完成并出版了《巨人传》的前面几部。不久，又返回意大利，来到罗马，跟从约翰·杜·贝雷。这一次，他在罗马呆的时间稍长一些，近一年半。可他过得并不安逸，某种修士职守的意识不断缠挠着他。终于，在1536年初，他上书给教皇，表示忏悔，请求准许他回本笃会。教皇满口答应了这个“迷途羔羊”的请求。三月，他随杜·贝雷回到法国，不久，在蒙蓓利埃大学相继获得医学硕士、博士学位。
此后几年，他的行踪仍然多变。一会儿是圣·莫尔·佛塞的本笃会的修士，一会儿又到了总督威廉·杜·贝雷治下的都澜。而在他奔走于各地的时候，新教徒在法国已渐渐失势。不久，开明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驾崩，法国更是处在旧宗教回流
的浪潮中。眼看他以前的保护人、红衣主教约翰·杜·贝雷的力量也不足以使他免去被迫害的担心——那时，出版家多勒刚被处以火刑——他就悄悄地来到梅慈这个在他看来还算安全的城市避避风头，并在该城的市立医院谋得了一个职位。
他的保护伞们——红衣主教约翰·杜·贝雷，都澜总督威廉·杜·贝雷，此外，还有本笃会的哀斯缔萨以及另一位好友昂得累·缔拉高，都是一些显赫人物——却明着或者暗着保护着他，他们的友情一刻也没离开过他。来到梅慈不久，约翰·杜·贝雷再次邀请拉伯雷去罗马，在那儿，他不用担心他的著作给他带来的仇恨了。
他在罗马度过了安静的两年。不久再次返回巴黎，被任命为墨东以及另一地区的教士。这又是杜·贝雷的悉心安排。这个职位使拉伯雷有了一定的收入，可以坐待严酷岁月的过去。可拉伯雷没有在这个职位上呆多久，就辞职了。这时候他已经五十六岁。他把《巨人传》的第四部付印了，献给了红衣主教奥戴·德·夏缔庸。三年后在拉伯雷临终前，这位主教遗来使者，问拉伯雷还有什么话要说，据说床榻上的拉伯雷是这么回答的：“我这就去寻找一个辽阔的自然王国，启幕，笑剧开始了。”
笑剧，——这是这位还俗的教士留给后人的一个清晰的印象。他有一种戏剧的癖性，愿把自己的经历涂上一些传奇的色彩。这些传奇故事有些出自拉伯雷自己的信口开河，有些出自他的同胞的虚构。读者们也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拉伯雷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座语言乐园，里面传出开怀的笑声，正如批评家圣伯夫以拉伯雷笔下常用的那些词所描述的，那是一场“丰盛的筵席”，是令人销魂的狂欢，是圣诞之夜的珍馐……
是圆酒的歌喉唱出的长歌……”如果你要理解拉伯雷，那就按照巴汝奇找到的那个神瓶所说的去做就行了，——那个神瓶只说了一个发音短促的词：“trinch！”（“喝！”）
传说的拉伯雷与真实的拉伯雷之间，弥漫着语言的雾。许多故事都被戳上拉伯雷的名字，融进了这个雾团，以至后世的研究者们——例如那位收集笑料的幽默家让·诺安——都在每篇拉伯雷的故事后，谨慎地打上一个括号，里面标上“世代流传，亦或不甚准确”的字样。例如下面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拉伯雷在里昂的时候（显然，那时，他是一位精通各种药剂的制作方法及其药效的医生），有一次，女佣人在他的工作间里发现了三只神秘的小袋子，每只袋子上都贴着他亲笔写的标签 （就象药店里药瓶上的标签一样）：“给国王的毒药”、“给王后的毒药”、“给王太子的毒药。”似乎马上就要出现一场无声的宫廷政变。女佣人告发了，拉伯雷遂遭逮捕。经他的请求，法院将他押往巴黎以便由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亲自审问。在国王面前，拉伯雷打开三只袋子，里面装的只是一些糖。国王放声大笑。拉伯雷解释道：“陛下，请您原谅我的冒失。我要来巴黎旅行，可又身无分文。我想，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让您的下属为我提供舟车之便。”
这些笑剧衬在十六世纪中叶的宗教狂热的背景上，实在显得有点儿黑色幽默。不过，就象摇蓝里的幼儿的笑声一样，这些笑声却预示着下一个时代的乐观精神，拉伯雷曾把这种精神换上书中一个人物的名字，称为“庞大固埃主义”，其定义是“某种精神的愉快，用蔑视偶然的事物造成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光与影角逐时代的一般背景。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王权逐步取缔了公国，结束了割据状况。
这与城邦国家对峙的意大利不同，更容易形成强大的王权。几代国王——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都是雄心勃勃的征服者，也是颇有文化兴趣的“文化保护人”。尤其是弗朗索瓦一世，他宣布自己是人文主义、科学和艺术的保护人，他的宫廷汇集了意大利的许多古籍，以及一些杰出的意大利学者和艺术家，这是他远征意大利时的文化战利品。顺便提一句，他的姐姐马格丽特·德·纳伐尔公主 （Marguerite deNavarre，她有“文艺复兴之母”的称号）就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以《七日谈》传世。她还利用弟弟的权力，保护倍受巴黎大学——保守主义堡垒——严酷压迫的新教徒们。
巴黎大学可以说是神学的堡垒，也是宗教压迫的一个象征。为了对抗这个冷酷而又教条的精神象征，1530年，经学者比代的建议，弗朗索瓦一世创立了“法兰西学院”，研究希腊文、拉丁文、希伯莱文、医学以及自然科学。然而，法国的文艺复兴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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