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玩了两天，逛街，吃东西，四处转悠。第一百货楼上的烧卖特别好吃，人民广场也很漂亮；最让我惊奇的是，在上海最大的那家书店里（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北京文学单独有一个展柜，王朔、石康、刘绍棠都有——甚至王小波的遗作也摆在这里。他们大概认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所写的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全应该算作北京文学罢。
比赛那天，我们起得很早，整个上午无所事事。
老张来了之后，我们一起吃了午饭，等注意到时间的时候，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不少了。
我们慌乱不迭地收拾了东西，一个接一个地跑上车——由于我是个提笔忘字的家伙，所以特意从北京背了一本字典准备比赛的时候用。结果，当汽车开动之后，我大叫一声：不好！我把字典忘在书包里了！
大家都不管我，纷纷说：到那儿找个书店现买一本吧。
等我们过了黄浦江以后，我又大叫一声：不好！我把学生证忘在书包里了！
这回事态严重，大家都很同情我。翻头回去很可能迟到，司机老张问我们到底怎么办？我想了想说：算了，用身份证证明罢，反正复赛通知书上有我的名字。
后来，我们坐的车子离开主干道，拐进拥挤的小马路。老张告诉我们说：前面不远就是南洋模范中学了。
这时候，小露问我：“你再检查检查，看通知书带没带。”
这句话犹如五雷轰顶，我翻遍了全身口袋，哭丧着脸在老李几位的脸上巡视了一圈。他们都一脸惊诧地看着我。阿迪看了看老李，又看了看小露，最后问我说：“不会吧？”
我点点头说：完了，复赛通知书也没带。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复赛通知书、学生证和字典都放在一个小书包里，准备比赛当天拿上书包就走。结果那一天，我偏偏没把书包带出来。
要开始了祁又一
没办法，只好拜托老张帮我回浦东取一趟。
这个当作考场的中学对我来说很陌生。老李和阿迪在二楼，小露在旁边的考场。只有我和一帮素不相识的家伙呆在这个朝北的教室里。我还记得那天阳光很好，我很兴奋，买了一瓶百事可乐，喝下去一半，于是变得更兴奋。我当时认为，周围这些家伙都是“自己人”——这让我特别高兴，平时很少见到这么多“自己人”坐在一起。我和后面的一个女孩聊天，她竟然是从云南来的，而且坐的是硬座。听她介绍，更远有从东北和新疆赶来的。
人们基本上都在看书，我大概扫了一遍，觉得每个人都特别亲切，我甚至发现有个家伙看的书正是《我的精神家园》！
事实上，最令我震惊的是坐在我左手边的那个家伙。他先用手帕擦了擦手——这个动作吸引了我，然后我看到，他从书包里毕恭毕敬地捧出一个布包。打开，是一本线装书，此君先用鼻子闻了闻，作出很陶醉的样子——和微微闻蛋糕的表情差不多——而后又擦了一遍手，小心翼翼地翻篇，摇头晃脑地看。
我偷偷眇了一眼，那上面的字全是竖着写的，而且有大有小，直看得我眼花缭乱。
当然也有败风景的家伙，在我右面不远有个姑娘，她在桌子底下看书——我猜她是不好意思——她在看的书叫《XX名人名言录》。后来她发现了我，脸上立刻表现出愤怒，并且毫不犹豫地白了我一眼，那本小册子也被塞进座位里去了——现在想想，我确实有点讨厌，人家爱看什么书我管得着么。
可爱的老张祁又一
比赛一点钟正式开始，监场的人发下题目和稿纸，我十分苦恼，可是又没有办法。正如我前面所说，那天的阳光非常好，我坐在这样的阳光里，听着周围的“自己人”们“嚓嚓嚓”爬格子的声音，感觉十分慌张。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就要到一点半，而我闲坐着，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嗟！天亡我，非战之罪。
基于这样沮丧的心情，当司机老张拎着我那个该死的书包冲进教室时，我简直被他感动了——要知道，他的到来太富有戏剧性了，连我自己都怀疑这是不是我幻想出来的。
当时我冲上去接过书包，差点拥抱他——如果他不说后来的话，我会认定他是当代活雷锋。——其实说了也没什么，他依然是当代活雷锋。
当时，老张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书包递给我，但是并不撒手，而是在安静极了的考场里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我说：“书包我给你拿来了，我这是帮了你的大忙罢？”
我打赌，所有人都听见老张所说的话了。老张的严肃认真教我目瞪口呆。我狠不得立刻开始写我的文章，如果可能，我甚至希望一秒钟写下一万个字。可是老张却拽着书包不撒手，而那个书包里装着我的复赛通知书啊！
——总之，时至今日，老张的表现依然叫我无法理解。他如果干脆把书包给我的话我会更感谢他。其实，即便雷锋叔叔再世，干了这样的好事，大概也希望被人心存感激吧？区别就在于，他们的表现方式略有不同。这样说来，倒是老张的方式比较直接。至于他为什么有这样直接的勇气，实在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也太戏剧性了祁又一
比赛完了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当时的情况是，评委们连夜审稿，第二天下午就颁奖。最关键的问题是，谁会被各大学的招生办主任看上，就看颁奖前——也就是今晚的电话。
回到浦东，我们在陆家嘴转了一圈，天还没黑，我就开始怂恿同志们打道回府。一开始阿迪他们还不愿意，待我晓以利害，告诉他们今晚的电话是多么重要之后，老李连说有理，并且说，万一错过北大招他的电话就不妙了。
我们坐公共汽车回到住处，爬上楼梯，刚打开房门，就听见电话铃响。老李大喝一声——“有电话！”
我和老李东奔西跑，在房间里一通好找，像两个撞来撞去的电子。只有阿迪故作镇静，慢慢地东看西看，还作出一副老大的样子说：“急什么，急什么！”
最后小露站在楼道里说：“别找了，电话在这屋呢。”
我和老李冲出去，电话铃声也停了。
小露指了指办公室，说：“喏，电话在里面。”
老李扒在门口听了听——当然什么也听不见，他问小露说：“你肯定？”
小露说当然，亲耳所闻。
我们回去找阿迪要钥匙——房间的钥匙都在他那里——结果这小子说：“那是办公室，我怎么会有钥匙。”
“阿迪，你这鸡巴，少装出无所谓的鸡巴摸样！”我踹了他一脚说：“你想想，万一北大的来找你，可是电话老没人接，人家就想：招谁不是招啊，换一个人吧。——那怎么办？鸡巴，这是一辈子的事啊！”
老李搡了阿迪一把，说：“对，你这个鸡巴，快想办法！”
阿迪脸红脖子粗地说：“我也着急，我有什么办法！”
小露出主意说，可以把老张叫来，他应该有钥匙。
我说：“对！是他让咱们留这个电话号码的，让他跑一趟，来把门打开。”
阿迪说：“你好意思麻烦人家！？”
我一想，是不太好意思，几个小时之前刚麻烦过。
我们聚在办公室门口，一筹莫展。
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倒霉透了。我是指，对于我来说，长时间的沉默和压抑之后机会好不容易来了——甚至可以说，机会和希望近在眼前，我和它的直线距离大概只有两米。可是，就因为这扇木制的门板，我，以及阿迪和老李，我们完全可能丧失这些——对我来说，丧失这个机会，简直等于丧失一切。
我敢打赌，如果电话不再打来，我现在绝不会坐在我的小窝里，喝着咖啡，一边听RADIOHEAD一边写这部小说。我猜，我大概正在学校里画图纸，再不然就是做线性代数作业。谁知道呢，没准旁边也能有一杯咖啡，不过那绝对是为熬夜准备的。
——人生，命运，上帝的想象力，这些玩意儿真让人心惊肉跳。
后来我们想了很多方法，比如说，一脚把门踹开；还有，从厕所的窗户爬过去。
前一种方法不太好，毕竟那是人家办公室的门，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踹门而入有失斯文，而且第二天见到老张也不好交代；后一种方法倒是值得一试，因为那边的窗户是开着的，和我们这边的距离大概有一米，如果纵身一跃，跳到那边的窗台上，并且在失去重心前打开窗户，就可以成功地钻进去了。
这个方法是我提出来的，可是我自己不敢跳，因为这是四楼，我恰好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一个从四楼跳下的老头，摔得半死不死，十分痛苦。
掉下去祁又一
有关这个跳楼的老头，我禁不住想要讲一讲，因为他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不愿意听的话可以跳过去。
——当时我还在上小学，住在姥姥家。那天早晨，我被三姨叫醒，她十分兴奋地告诉我说：“快起来看，有人跳楼了。”
我当时刚醒来，正迷糊着，没明白三姨的意思，跑到阳台上我还问三姨：“怎么了，怎么了？”
三姨指着楼下说：“有人跳楼了。”
我从阳台的窗户看下去才明白：有人跳楼了。
那个老头躺在海洋局大院的小马路上，七窍流血，四肢的摆放也不正常——大概是骨折了罢。我还听见他哼了一声，这说明他没死。
当时天已经亮了，时间非常之早，大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十分安静。我说：怎么没人呢？咱们打个电话叫医生吧。
三姨说不用，他们家里有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
三姨说，刚才她听见那户人家在吵架，声音很大，那个老头还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后来没声音了，再看时，老头已经躺在地上了。
我说：“哪家？”
三姨指了指，说那家。
那是个封着绿色窗框的阳台，很普通，窗台上摆着植物，其中一扇窗户大开着——大概那老头就是从这里跳出来的罢。
三姨还说：“那老头刚掉下来的时候，还能说话呢。”
我问：“他说什么？”
三姨说她也没听清。
我们看了一会儿，大院里一个人也没有，那老头也没动唤，我觉得他可能死了——我的记忆到此为止。后来我大概是继续睡觉去了，因为我不记得有救护车开来——如果我没睡的话，应该能看到。
当时我很小，这个老头给我的启迪是：四楼也可以摔死人；其次是：如果自杀，绝对不要选择跳楼。至于这个老头跳楼的原因和结果，我完全没有记忆，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打听过。
我爱小露祁又一
言归正传，我很怕从四楼掉下去——虽然我掉下去之后会得到及时的救助。阿迪和老李发誓说肯定救我，老李还对我说：“我可以在你腰上拴根绳子，保证你摔不死。”
所以这个跳窗户的好主意，就这样流产了。
后来，天黑了，阿迪说我这个人心浮气燥，应该好好改改。他们拉我打扑克，说这样可以锻炼定力。
在整个打牌的过程中，我们的耳朵竖得像兔子一样长，谁也不大声说话。大概八点多钟那会儿，老李去厕所洗澡，牌局暂停。阿迪跑下楼去买吃的东西，我和小露坐在房间里，看上海的东方台，喝楼下买的橙汁。电视的声音小极了。
毫无疑问，我心神不宁，怎么宁得了呢？一想到中文系可能因为这种可笑的原因离我而去，我就痛苦得想拿脑袋撞那扇该死的门。
小露大概很同情我，她和我聊天，让我放宽心，可是又拿不出什么合适的理由让我宽心。我拿出烟，像个真正的倒霉蛋那样，向小露讲述我的不幸，比如说，如果上不了中文系，我将会度过怎样该死的大学生活；还有，我是多么热爱文学，多么希望讨厌的日子快快结束。
现在想想，我当时的样子真是丢人极了，我是指，我竟然向一个毫不相干的小妹妹道出我的痛苦，而且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她——“我很热爱文学”！奇怪的是，小露竟然不以我的弱智为弱智。相反，她还不断安慰我，说我写的东西是如何好看，就算上不了中文系，以后一样可以写字。
她把手按在我的手上，特别认真地告诉我说：“齐天，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这在我听来像一种暗示。我没把手挪开，虽然在那一刻，我忽然对小露有了点厌恶之心——我讨厌她用这种严肃的语调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没把手挪开，我多么希望小露赶紧扑到我的怀里来——这样，让我抱上一小会儿，当我的心平静下来之后，我可以不失体面地把她推开。——不要讽刺我，我知道我的想法很无耻。
就在这时候，老李在厕所里大叫一声，把我和小露都吓了一跳。而后，老李表演了一场裸体秀——大冬天的，他只裹了一条毛巾从厕所里冲出来，告诉我们——“电话又响了！”
我和小露跟着老李冲到办公室门口，听见屋里的电话一声一声地响。我和老李，望眼欲穿地盯着门上的锁。过了一会儿，电话不响了，老李说冷，回去继续洗澡。
小露拉拉我的衣服说：“走吧，在这儿等着也不管用。”
我跟着她回到房间。坐了一会儿之后，我蹦起来说：“不行！这么着可不行！”
我从小露那里借来发卡，掰成两节儿用来撬锁——我家没装防盗门之前，我就用这方法撬开过自家的大门。
一开始，小露陪着我。后来，老李穿了衣服出来，也在一旁看着。等他们都走了之后，我依然不肯放弃。阿迪回来的时候，我正撬到兴头上，他给我打了一会儿下手，眼见开门无望，也撤了。走的时候嘱咐我说，不要弄坏了人家的锁。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之后，小露来问我，要不要吃阿迪买回来的夜宵，还给我搬了把椅子来，这样我可以一边坐着一边撬。
事情就是这样，我的表现像个偏执狂。
在那个1月份的夜晚，天气寒冷，我坐在楼道里撬锁，绝望之后就停下来，想以前的事，想远在北京的微微；想着想着心有不甘，愤怒地踹一脚门，然后再次掰开发卡，捅到锁眼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