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自己的耳朵和心灵——当然，它们因人而异，也因后天的熏染造作而异。
我理解感觉的巴赫的微妙、美妙、卓尔不群处在于它明晰、整饬、井然有序同时又宏大深邃，两者并存且完满结合者极罕见（形式谨严者大多难“大”）。“大”并非内容的无所不包（空间），尺寸的尽量伸长（时间），当然也非分贝的无限增加（音量），它跟作者精神的高度、灵魂的深度、人格的完满度直接关联。奇怪的是巴赫一再被视为“沉闷难解”——就我有限的经验，巴赫从未让人产生过枯燥无味高深莫测的感觉，即便从是否“悦耳”一类初级的感官印象衡量，巴赫也是动听、好听的——当然，“好听”与否仍因人而异。
那么，巴赫的“沉闷难解”到底缘何﹖伯恩斯坦非常正确地指出：1。听众听惯了戏剧化的音乐（对比、二元论原则：两个主题或两种意念、情感的对立、对抗。典型如贝多芬——这也是我不喜欢他的主要原因），而巴赫不是明显的戏剧化的；2。听众听惯了以旋律与和声、曲调与伴奏为特征的音乐（即主调音乐），而巴赫是以对位法为主（对位法并非想象的那样深奥可怕，伯氏说，它无非是一些怎样使两条或更多的旋律进行得好听的规则而已）的复调音乐；3。其实并无纯粹单一的和声与对位，二者必然相互影响容纳。巴赫由此将对位法发展为卡农和赋格曲，尤其是后者——他使这种形式变得伟大，自己也因此而伟大。这一切的后面作为精神之钙与骨的不消说是他对艺术的虔敬，对基督的朴素信仰。
六、《异行传》
（张默生著，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1987年，重庆出版社编选了一套“中国现代掌故丛书”，收录“那些虽曾发表或出版，至今并未重印或难以觅得”的纪实作品。这套书定价低廉，装帧印制粗劣，估计销路亦不畅——我手头有的包括《北线巡回》、《章炳麟》、《黔滇川旅行记》及即将谈到的《异行传》等几种，都不过五六千印数，1993年自杭州三联购得，此际距它们“出炉”已快六年了。
著者张默生，山东临淄人，1919年考入北京高师，后回鲁任教。抗战时流寓四川，受聘于重庆大学、复旦大学，建国后担任过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1957年成为右派，在忧患贫病中度过晚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寂然辞世。
《异行传》写作缘起颇为异常：当时张刚刚入川，未曾想他三个年龄从八岁到七个月不等的儿子一年间悉数被疾病夺去生命——遭此巨创的张默生一是研读佛经自慰，二是构思著文以排遣郁闷。他由川人“厚黑教主”“议论奇辟、刺讽恶毒”的著作回想起巴蜀之地的奇物奇景，“触动半生来得知的奇人奇事”，心想将其“传述”于世，这样便有了《异行传》的试笔。
《异行传》的记述对象多为无名小人物及怪论奇行，其神貌逼肖生动，文字简劲老辣。尤其《苗老爷传》、《疯九传》、《记怪诗人徐玉诺》诸篇，读来让人或诧讶于个中角色品性的奇异不群、前后落差巨大然而转换入情合理不显突兀（有经得起推敲的性格依据、心理依据、情境依据和事理依据），或笑叹彼时人物行为的诙谐恣肆、特立独行、至情至性，蔑视社会之眼、公众之议、友朋评说声名义利之类，并由此体味到随时代演进人性变易所致的某种率性自由的古风古意的失落湮没。
《异行传》的语言“半文半白”，因写作初试验的是“一种小品的体段”，人物“也是适合于小品体段的人物”，“暂采用文言，意在试验一番文言的功能”，同时期望在结构布局上破除既往的“呆板形式”。按我的阅读感觉，作者笔下的白话总显局促平淡，不及文言精炼传神自然，或许这正是张默生类半新半旧文人的必然限囿吧？
略感“不伦”的是“义丐武训”被列入“异行”人物——以我之见，似武训这等自幼失怙，稍长帮工因目不识丁屡遭欺骗凌辱，遂发愿创办义学，为集聚钱物昼行乞夜绩麻，不娶妻置产，历四十余载常人无从想象的屈辱磨难，最终亲手创办起三所义塾的义人、圣人，跟寻常之奇癖怪行并无多少类同处。后山东济南东方书社曾出版《武训传》单行本（配以丰之恺精彩插图），“自序”里有如许检讨：“《义丐武训传》收入我的《异行传》，当时即觉得于心不安，因为‘异行’的人物，或狂者、或狷者、或痴子情者、或癖于艺者，他们不过有单方面可称。而武训的精神，可以辐射到全人类、事功的各部门。无古今，无中外，都能使生命有了新意义。”所以“正式把它解放出来”以单行本行世，以使流布更广——这番话使我的前述疑虑得以消释。
事实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国人所知的武训形象大都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为蓝本。经此“讨论”，殁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6年）的“义丐”武训，一下子由“义行可风”的“旷代奇人”沦落成“奴颜婢膝”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半个世纪间，同一人自高洁的云端跌入肮脏的泥淖。有人认为这是“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利益出发而得出的两种评价”，但在我心目中，它更多昭示的是一个特殊时代里最起码的人性底线的失控，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的危机。试想想，连武训类“义人”也为“肉食者”不容（尽管它主要是手段而非目的），就不难引申揣想当时倡导塑造趋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类型了。作为对未来的一个确切无疑的暗示，类似发生在不同领域的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斗争已经预告了即将上演的一幕幕悲剧、喜剧和闹剧。当然，你可以说这一切（贴金抑或著粪）于武训本人毫无增损，事实也如此——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恐怕没有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定诋毁武训以旷世罕见的坚韧毅力、乐观精神（“无时不工作，无工作不唱”），视他人眼中的地狱为天堂，卓荦孤怀悲天悯人，将所有痛苦、辛劳、讥嘲、侮辱付之一笑，穷大半生精力兴办义学不图丝毫回报的真纯心志与超迈襟怀！
回到《异行传》。张的试作由上海《宇宙风》乙刊陆续刊出后，获得了沪港两地读者好评，该刊主编“一再来信称道”，催促续写。殊不料其人的认真近乎迂腐，通过阅读研讨，他愧怍自己的所写与理想的距离，以至“悚然而惧”，不敢大胆再作。接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渝沪通讯断绝，《宇宙风》停刊，《异行传》的写作也由此搁置。后来，得力于友人热情鼓励及父亲的认可，张总算再作冯妇，续写数篇交《时与潮》发表，不同的是文言改为白话，自认是“另一种的试验”。
对信守的文章作法，张默生概括为“言要文”、“辞要达”、“修辞立其诚”，并宣称要以其“态学”中的规则、技巧和理来观察体会人物。这样的写作理想显然不能说已经达到，只算庶几近之吧。遗憾的是，不知其后又受何种因素干扰，作者在“自序”里拟出的一些篇目如《韩青天别传》、《厚黑教主传》、《怪讼师传》、《诗人吴芳吉传》等最终胎死腹中，未能产出。
七、《弈人传》
（黄俊著，岳麓书社1985年版）
前些年心血来潮，曾拟作一组总题为《弈》的小说，思谋将围棋视作某种异己力量——跟人生、人性悖逆冲突的对立面，探析其对人的迷惑、腐蚀和控制，描画诸如痴癫、绝险、丧败、风雅等不同的人生及性格类型。为此，于棋一窍不通的我临时抱佛脚，自图书馆借回一摞书刊，里头就有这本编撰于民初，“仿阮元《畴人传》、周亮工《印人传》而作，荟萃群书，旁征博引，起自唐尧，迄于清末，著录历代弈手五百余人……于我国围棋起源、发展和流变，颇具梗概”，“既是一部围棋专史，又是一部围棋指南，而且是一部围棋著述目录”的《弈人传》。
据考证，围棋发明于约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为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在中国历史文化中，这种博弈方式因本有的混沌无际千变万化加上引申夸张附会，沾染了过多神秘渊深不可言说的色彩：如将之与人世天地宇宙时空比并棋盘上十九线纵横交叉成三百六十一位，三百六十暗合旧历年的天数，余一代表字宙之道；四分四角即春夏秋冬四季，黑白子各一百八十枚喻昼夜。因而有“有天地之象”、“世局如棋局”等说法，术士巫师干脆视棋盘、棋石为观测天象、占卜阴阳之器具，一些古棋谱的命名也仙气氤氲（《仙机武库》、《石室仙机》、《玄玄棋经》等）。历数千年濡染衍变，围棋已浸透华夏民族的生活与精神，成为传统的一环且影响远超出国界。
较之别的棋种，围棋的设置、着法看似平常，变化却最为繁复。几年前有过轰动一时的“人机大战”（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vs。超级计算机“深蓝”），卡氏先胜后负的结局让人联想起科幻作品中人脑被电脑替代、控制的情节而生出种种担忧。之后，“深蓝”开发者美籍华裔科学家谭崇仁、许峰雄博士在中国接受采访时，曾回答有关电脑与围棋的疑问——
许：电脑围棋现在下得很差，离业余一段还有一大截距离。由于围棋本身很复杂，如果真的有一天电脑可以和聂卫平大师相比，我想那可能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了……
谭：（棋艺世界里）惟一电脑没有胜过人脑的是围棋。因为围棋的范围很大。电脑下棋的原理就是你走一步，我找几步来试，再走一步，就再找几步尝试，然后选哪一步最好。围棋不是一步一步来，你这一着与另一着看来没有关系，但到最后看，原来是有关系的，这是非常复杂的下棋方法……
的确如此，当时围棋水平最高的电脑尚不敌一名业余棋手，它验证了一句俗套的哲言：看似简单的事物反倒可能是最复杂的。那么，黑白各一百八十枚的棋子在纵横十九线三百六十一位的棋盘上粘断劫杀，翻云覆雨，到底能够演绎出多少变局、变数和变化来？这问题恐怕无人能够作答。对此，《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写道：“……凡方二路，用四子，可变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变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变四千三百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变八千四百七十二亿八千八百六十万九千四百四十三局。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变十五兆九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亿八千二百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数多无名可记，尽三百六十一路。大约连书万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数。”我无从判断上述计算的可信性，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古人有关数的概念应该远比现代人粗略——在当下，随着计算机运算速度的飞速提升，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已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IBM公司拟投资一亿美元研制的超级电脑“蓝基因”将配置十亿次／秒的处理器一百余万个，运算速度为目前世界顶尖电脑的五百倍——一百万的四次幂／秒）。即使这样，恐怕也很难凭超级电脑强大却有限的运算能力去穷尽围棋的无限变化。
中国围棋于清末衰微而在日本获得巨大进展，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虽有复兴，但整体水准仍逊一筹。近些年又有韩国迅猛崛起，使得“东瀛邻邦”也将星黯淡。不过以我纯粹外行的眼光看，源出中国的围棋之所以演化为三足鼎立的局面且差别明显，一个重大而根本的原因即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差异。对此，十六年前为授予“活棋圣”吴清源先生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头衔而作的“赞词”里有一段论述相当精辟：
棋是思想方式的反映，从弈品可以了解个人品德，从棋风更可以透视民族性格。譬如在我国，下棋是才思气度的流露，也是逍遥闲适的象征：王桀复局、谢安坏履，传为千古美谈；樵子烂柯、王积薪遇仙，令人悠然神往。在日本，对局却有如比武，是技术、力量和意志的搏斗。棋士殚精竭虑，终身在严密的比试和名位制度下对抗，甚至以身殉艺，屡屡造成如赤星因彻吐血终局，水谷缝治气愤身亡等悲壮事迹……
吴清源先生则认为：
自古以来，“文武双全”一词本身就充满着神奇的腕力，因而使世人无须解释，便深知文武兼备的必要性……尽管围棋从胜负的角度来看属于武道，但从其可不计较胜负、仅作为娱乐、或为后人留下出色的棋谱作品这一点来看，围棋与文化领域真是太接近了……正因为如此，围棋更接近于艺术。
话说回来，作为华夏民族后裔的吴先生虽以“和谐的完美”为弈艺最高境界，但置身二十世纪前半叶以“擂争十番棋”判分棋力、决定名位的日本棋界，他仍只能别无选择地投入“悬崖上的白刃格斗”。二战初，吴清源在连绵三年的“镰仓十局”里挫败日本最杰出的棋手木谷实，之后十五年间连下了九趟“十番棋”，孤身迎战日本棋界所有顶尖高手（藤泽朋斋、桥本字太郎、坂田荣男、高川秀格等）并将其——迫降至“先相先”、“定先”地位。如此空前绝后的纪录造就了围棋史上的“吴清源时代”，吴也成为超迈群彦的“当代第一人”。
从一定意义上讲，围棋的真精神或至高境界或可目为“艺”与“道”（哲理），它是文武兼修，是攻守、动静、虚实、阴阳的平衡，更是自由不羁、无所滞碍的心灵。而日、韩围棋似更着力于武道——专业棋士长年精思慎算，拼斗搏杀，在相差毫发间判定胜负且以之安身立命（古代的名位、现代的巨额奖金），其精神压力的沉重与内心动荡的剧烈并不亚于刀光剑影喋血啖肉的战场。当然，空洞的“艺”“道”等而下之有可能沦为百无一用的谈玄弄鬼、绣花枕头（就像佛教禅宗后期、中国武术的末流），但一味迷信、执著强力，视胜负为惟一和至高目标的棋道亦难免陷入嗜杀凶悍、妄自尊大的穷兵黩武，毋庸置疑的是，缺少自由、仁爱、哲思滋润的棋艺终难迈进超越“胜负”与“技术”的精深博大之境。